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魄力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了。每一个在家不出门的人，看是“静”，其实是“动”，改变了自己惯常的生活状态和轨迹，以实际行动，为尽可能阻断疫情传播出一份力。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直是中国文学最优秀的传统，“每逢大事有佳句”，也是中国作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到火热斗争的第一线积累创作素材、激发创作灵感，催生精品力作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3月4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社科界委员时，提出了文学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任务，为创作和评论指明了方向。疫情防控，是当前党和国家以及全体人民的头等大事，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同样不能缺席，要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创作出反映众志成城，共抗疫情事迹和精神的文学精品，用文学凝聚防控疫情的精神力量。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时，出现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热潮，《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等诗作，被转发数百万次，感动了无数人，显示了文学对于现实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最近，一批赞美医护人员、讴歌防疫精神的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开始出现，其中不乏佳作，这是中国作协举办诗歌创作座谈会之后的最新成果。如《文艺报》发表的王久辛的诗作《写给奔赴武汉抗新冠肺炎的战友：这些高尚的人》，演员吴京安朗诵，产生了强烈影响。但和2008年汶川地震时期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有差距。这个时期，全国绝大多数人都在家里，空余时间较多，正是安静读书的好机会。同时，优秀的、正能量的文学作品，也能为长时间处于室内的人开阔精神，陶冶性情，拓展视野，积蓄力量。发生在抗疫一线和我们身边的感人肺腑的大小事迹，都为文学创作准备了宝贵素材。一言以蔽之，正是文学应该有所作为，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而且，还可以解决长期困扰文学创作的几个问题。
其一，反映个体情感还是群体精神的问题。文学重在反映“大我”还是“小我”，一直困扰着文学理论家和作家，这次全国范围内的、切身涉及每一个人的防控新冠疫情，把“大我”和“小我”完全结合了起来，真正做到了群体关注的，就是个人实际感受的，抒个人之情感，同时也在表达每个人共同的感觉感受感想。作家可以“宏大叙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疫区中心武汉，投向奔赴武汉，在疫区直面危险、忘我工作的医务人员，也可以直接抒发一己之所思所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其二，生命关怀和关注当下生活的问题。“生命关怀”是很多作家创作的“高层次追求”，希望写出生命的崇高、伟大、坚韧，以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望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泣下”的终极关怀。同时，文学创作又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人情性理，结果，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等，长期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新冠病毒流行性强，重症可致人死亡，面对未知病毒和疫情，一批批来自军队和各省区市的医护人员无所畏惧地与病魔斗争，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生命赞歌，在极限、非常规考验中，生之伟大崇高，无惧无畏，得到了最高的升华和最好的诠释。但所面对的又都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病例、事例，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其三，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的问题。文学是用文字形象地描述生活，作品中出现的是生活现象，而理论或哲学思考，“把人物变成观念的单纯的传声筒”，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不赞成的。然而，“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换言之，也就是本质真实。如何以文学的现象真实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这次全民投入的防疫战争，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标本。身在一线的白衣战士，每一个自觉待在家里的人，每一个戴着口罩出行的人，每一个社区志愿者，每一个在寒风中值勤的人，都是民族凝聚力具体而微的生动体现，是具体的、现象的可贵，又是超越的、思想的伟大。
其四，记录、书写、讴歌之间关系的问题。记录、书写、讴歌，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不同要求。有些人把记录等同于揭露，书写要“秉笔直书”，把讴歌简单化为赞歌，发生这种认识和创作上的失误，创作者生活体验缺失是重要因素。此次全民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生活体验是无可逃避的，因此也是实实际际的。许多生动的细节，只有文学才能记录，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可能像文学这样关注细节。而以文学的方式形象地记录，以雄健或柔美、豪放或婉约、深沉或清丽的风格表现之，便是成功的书写，为其事迹或精神所感动感染，进而感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之不足，故咏歌之，讴歌是在记录、书写之上的正能量升华。
防控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需要文学书写、记录、讴歌，提供精神动力，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文学艺术界已开始行动，陆续推出有创意、有深度、有影响力的作品，同时，这件前无古人的工作，对文学创作也有诸多启发。
发表于 2020-2-17 15:4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