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上虞全境解放的这一天

再生者为何

1949年5月22日，是一个值得上虞人民铭记的日子。

　　70年前的今天，解放军从蒿坝馒头山渡江，挺进丰惠县城，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武装配合下，将红旗插上城头，上虞全境获得解放。从此，上虞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7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次走进上虞解放的历史记忆，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49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的主力部队已被彻底消灭。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堑，4月23日成功解放南京。随即，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推进。

奏响强渡曲 200多艘民船待命配合

　　为了迅速解放浙江全境，5月16日，第三野战军七兵团司令部发布向浙东、浙南进军的命令：第二十二军从杭州三墩出发，沿杭甬公路向宁波进攻。

　　5月19日，第二十二军六十五师抵达东关、曹娥一带，第六十六师到达道墟一带。

　　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浙东进军，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亲自部署第八十七军所属3个团，沿曹娥江东岸布防30公里。

　　其中，所属第二二一师六六三团（长江部队机炮团）以百官龙山为固守要点，沿江向南、北延伸，分兵防守外梁湖到前江一带；所属第二二0师一部驻守曹娥江中游的章镇；曹娥江下游的崧厦五甲渡则由国民党上虞县乡镇自卫大队防守；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的一个团驻守上虞县城。国民党部队还强迫群众日夜加修沿江防御工事，沉没江上所有船只，妄图据江顽抗。

　　第二十二军抵达曹娥江西岸后，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等部队首长，连夜赶往东关，部署突破曹娥江的渡江战斗。根据国民党部队的布防情况，决定从南到北突破曹娥江江防，强渡曹娥江。

　　早就盼望解放的上虞人民很快被发动起来，纷纷投入支前工作，仅半天时间，便组织了200多艘民船。曹娥数百名码头工人和驳运工人也被迅速组织起来，积极准备渡江器材，待命配合解放军渡江。

一次次强攻 拿下重要据点龙山头

5月20日晚，强渡曹娥江的战斗打响。

　　第二十二军六十五师一九四团，首先向百官龙山之敌发起进攻。

　　雄踞在曹娥江东面的龙山头，俯视着西岸大片的滩地，这里易守难攻。国民党部队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进行隔江射击。在一阵又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中，人民解放军强渡曹娥江数次受阻。

　　与此同时，第六十五师突击队在距百官8.5公里的蒿坝馒头山，择敌防御弱点，秘密乘船渡江，迅速占领了东岸滩头阵地，向守军猛攻，在南穴、横山头俘敌50余名。

　　接着，大部队迅速渡江，由南向北攻打外梁湖、百官之守敌。龙山守敌在正面遇炮击、侧面遭攻击的情况下，一个营的防御阵地很快被打垮。国民党守军的重要防御据点——龙山头终于被攻下。

激战三昼夜 上虞迎来了全境解放

　　攻下龙山后，布防在曹娥江边的国民党已基本无险可据，解放军发起全面渡江攻势。

　　21日拂晓，百官守敌向东败退，解放军迅速占领百官。在渡江战斗中，六十五师一九四团三营八连副指导员常存臣和邱正富、李仙滨、赵春同、王明生、冯庆合、金良益以及两名无名烈士壮烈牺牲。

　　曹娥江下游，当日凌晨，第二十二军六十六师在五甲渡经过短暂的战斗，击溃国民党上虞县乡镇自卫大队，俘敌170余名，解放虞北第一大镇——崧厦。中共余（姚）上（虞）县二区（崧厦区）特派员、区长张明拜访了部队首长，向他们介绍了地方党政军组织概况和敌情，并提供了向余姚、慈溪、宁波继续进军的路线。

　　同日，由萧山南下的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击溃国民党第八十七军二二0师一部，攻占上虞南部重镇——章镇。随后，继续向嵊县、新昌挺进。至此，解放军全部渡过曹娥江，百官、崧厦、章镇三个重镇相继解放。

　　盘踞在县城丰惠的国民党党政军官员得悉解放军已突破曹娥江，惊恐万状，于5月21日晚，与浙江保安司令部的残余兵力共300余人，仓惶弃城，狠狈逃跑。

　　22日凌晨5时，第二十二军六十五师先遣队进抵县城。解放大军不费一枪一弹，解放丰惠镇，把红旗插上国民党县政府门楼。从5月20晚到22日，经过三昼夜的激战，上虞迎来了全境解放。

　　为了追击溃逃之敌，解放军兵分两路：一路出县城东门，经通明（现属丰惠镇）、永和市（现为永和镇）往余姚方向东进；一路出县城北门，经横塘（现属驿亭镇）往余姚牟山方向追击。至余姚、上虞两县交界地带姜山村时，与国民党上虞县县长吴驰湘及所率残部交火，我军毙敌多名。敌自感不支，四散逃窜。吴驰湘等当场被擒，余敌纷纷缴械投降。喜讯传遍上虞城乡，各地男女老少，齐等村口路旁，挥舞旗帜，高呼口号，送茶送水，迎接亲人，处处洋溢着军民鱼水深情。

再生者为何

亲历者：南下干部 胡德鑫
我亲历了上虞百官解放的那一天
　　□通讯员 马建华

　　胡德鑫，1928年出生，山东沂蒙人。七十年前的今天，他作为南下干部成员，亲历了上虞百官获得解放的历史时刻。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曾担任上虞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这段家国情怀，在他的人生历程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

　　一九四九年春，随着解放战争“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战略部署的实施，南下干部的组织培训被提到议事日程。此时我被抽调到山东南下干部工作队，短暂集训后,就紧随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从打浦口冒着风雨渡过长江，在刚解放的南京下关休整待命。

　　五月中旬，接到去浙江接管地方政权的命令。徒步行军到苏州宿营时，上级紧急命令,必须在三天里赶到杭州。队部迅速安排身体病弱的女同志留下缓行，实施精干队伍急行军。我们中队一行近100人，有约60人加入急行军队伍，我刚过二十，自然加入了急行军的行列。从苏州到杭州，队伍一路小跑前行。饿了，抓一把盛在茶杯里的饭团吃下;渴了，喝一口水壶里的凉水，马不停蹄地往前赶。直到第二天晚上赶到嘉兴，个个都累得不行。第三天上午，我们兴高采烈地坐着火车到达杭州，在杭州艮山门火车站过了一晚。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队伍向浙东方向前进。为了快速抵达目的地，我们跟着二十二军先头部队行动，坐着军车驶过钱塘江，向曹娥江挺进。当时正值江南四月天，虽然战火弥漫，前方不断有战友流血牺牲的消息传来，却挡不住我们这些来自沂蒙山区革命军人对江南美景的新奇。眼前是满目的青山绿野，富庶水乡，小桥流水。远处炊烟飘，近边乌篷游，好一个人间天堂！想到这片陌生而美丽的土地就要成为第二故乡，心中不禁升起满腔的自豪，同时也感到肩上沉重的担子。途中，前方传来一个消息，上虞曹娥江东岸要塞百官镇已被我军解放，昨天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我军牺牲了九位年轻官兵。行军队伍顿时寂静了下来，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为倒在黎明前的这批战友感到难过。

　　当晚，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我们一行到达曹娥江西边渡口。登上木船，开始横渡曹娥江。站在木船上，我感到江面虽不是很宽，对面的山峰却很险峻，不禁感叹，我们的人民军队真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铁军！

　　渡江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地方部队约有40多人站在上街最早的轮渡码头迎接我们。他们的服装与我们穿的黄军衣不一样，把我们安排住在离轮渡码头不远的一个粮站里休息。开晚饭了，我和其他几个住在一间的同志在房间四处寻找盛饭的桶，找了很久，才发现靠墙边有一只比一般饭桶要小一点的木桶，以为这就是浙东百姓的饭桶，赶忙拿去装饭。吃饭时，觉到今天的米饭有点腥，当时还以为这是当地的饮食风味。后来，问了地方的同志，才知道，这个木桶是用来晚上小解的，闹出个大笑话。夜里，地方部队的同志为了使我们安心休息，专门派了数人在住宿地周边站岗放哨。

　　第二天一早，我利用短暂的时间，领略了百官这个集镇的面貌。一条街河把街道分割成东西两边，街河上面架有好几座古色古香的石桥，街道不宽，约二米左右，由高低不平的青石板铺就。街面上商铺鳞次栉比，但很少有两层楼房，整条街南北约有二里多长。与其他一些江南小镇相比，百官镇还是较大的，尤其是水路交通兼备，商贸业较为繁荣。已经开了店铺的商户还和我们很友好地打了招呼。

　　早饭后，队伍急匆匆向着宁波方向出发了，我们四中队的任务是去接管蒋介石的老家——奉化县政权。随后的数十年里，我先后辗转在宁波地委机关和下面的几个县工作，直到1970年4月调到上虞，担任县委副书记。

　　再到百官，已今非昔比。上虞县治在1954年搬迁至百官。经过10多年的建设，这时百官镇的面貌已发生巨变，我们那时住过的粮站边上的街河已被填埋，街面十分宽阔，店面林立，人口稠密。伫立在曹娥江边，仰望龙山上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我不禁感慨万千。啊!几十年过去了，在那个春天里与我们一路南下走来的战友们，你们都在哪里!你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换来了上虞人民的春天，你们的事业与滔滔的曹娥江水长流，你们的英名与巍巍龙山长存!

再生者为何

亲历者：百官镇老镇长 俞才丰
大军到来，我给解放军塞了两个茶叶蛋
　　□记者 冯楠

　　俞才丰，1934年生于百官蒋家弄。1951年参加工作，曾担任百官公社党委书记、路东乡党委书记、县水电局党委书记和百官镇镇长。退休后，致力于挖掘老百官文化，手绘老百官地图，人称百官“活档案”，同时也热心于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为百官街道关工委工作室负责人，区“五老”讲师团成员，曾入选浙江省“助人为乐”好人榜。

　　俞才丰今年86岁，是土生土长的老百官人。1949年5月21日拂晓，百官解放，16岁的他一夜未眠，兴奋地走上街头，像条泥鳅似地穿梭在欢呼的人群中，给乘胜追击的解放军塞茶叶蛋，奔上龙山捡弹壳，跑到渡口找英雄。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与炮火离得那么近，也是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解放的狂欢，战事的残酷和英雄的崇高。

　　解放前一周，国民党87军221师663团以龙山为重要据点，沿江东岸一路从外梁湖到五甲渡布防放哨30余公里，还沉没扣押了江上所有船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阻止解放军横渡曹娥江。

　　对俞才丰而言，这样的紧张对峙，他早从蒋家弄沈家台门造炮台一事中就感觉到了。蒋家弄就是现在横街附近滨江豪园的位置，因为离江近，宜设炮台，也被国民党军计划为打持久战做准备。为造炮台，选址的、搞测算的，吭哧吭哧抬大块条石的……各种人进进出出，台门内原本的平静生活也由此被打破。俞才丰记得，当时有位沈老爷子因此发了几句牢骚，立刻就被对方用枪顶住了胸膛，最后由其儿媳跪地求饶才算作罢。但让国民党始料未及的是，炮台才造到一半，军队就被打跑了，炮台也就此成了一个半拉子工程。

　　男孩子对打仗有一种天生的好奇，俞才丰也不例外。百官解放当日，他就一口气跑上了龙山据点。山上三条壕沟边留下的机枪和八脚大炮，还有散落一地的子弹壳，他至今记忆犹新。“国民党军占据一山一江有利地势，武器又全，实在很难想象解放军是怎么渡过曹娥江的。”回想解放军的强渡之举，俞才丰肃然起敬。

　　从龙山下来，俞才丰还带走了满满两裤袋的子弹壳。一年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政府号召民间捐献金、银、铜、铁等金属，为“保家卫国”造飞机大炮。他就想到了这些铜光闪闪的子弹壳，并都给捐了出去。“现在想想，这才是它们最好的归宿。”俞才丰无限感慨。

　　百官解放当天,俞才丰还跑到了对江渡口,见到了两辆已被烧成壳的车子——9名解放军指战员就牺牲在了里面。他们的故事也早在欢呼的人群里传开。5月20日下午，一大一小两辆军用车由杭州直奔而来，到达曹娥江西岸渡口作支援。尚未下车，一阵扫射即疯狂袭来，瞬间引爆车子油箱，这9名战士也顷刻被大火吞没，无一生还。

　　俞才丰称他们为黎明前的英雄，他尚有记忆的是，六十五师一九四团三营八连副指导员常有臣和战士邱正富。后来他们都被安葬在了龙山。

　　为确认情况，国民党军临时找了一只民船，渡到对岸。渡船的，是百官街上专门杀狗卖狗肉的阿夫，人称“狗肉阿夫”。后来，俞才丰就从他口中知晓了这段特殊的历史瞬间。船至对岸，一行人下船上滩，阿夫走在前，却发现了异样。滩上是又茂又壮的小麦，一阵风吹来，麦浪滚滚，似有人影忽隐忽现，定睛一看，不得了，条条麦垄上全是潜伏的解放军。身后的国民党军也几乎同时发现了异常，丢下阿夫，掉头就走。

　　千钧一发之际，麦田伏军迅速行动。当对岸再次开启枪林弹雨模式时，他们已经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全部撤离。“只要慢一步，麦田伏军就会全军覆没。”至今想起，俞才丰仍觉得这是一个撤退的奇迹。到了晚上，西岸200多只民船也集结到位，解放军开始了一夜强渡。

　　周围炮声四起来,红光漫天,俞才丰在被窝里睁着眼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夜。

　　次日天亮，俞才丰走上街头，发现国民党军已溃不成军，一路向余姚方向逃离。上堰头一带的饭店旅舍门口则摆满了茶水、茶叶蛋、糕点、水果等吃食，见解放军一路追击，顾不上吃，沿路老百姓就强塞给他们。俞才丰眼疾手快，瞄准裤袋子，给其中一位连塞了两个茶叶蛋。

　　后来，退休后的俞才丰参加了关工委，“五老”讲师团。这些对百官解放的个人记忆，就成了他最鲜活生动的演讲素材和教育事例，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最近，他又在忙着筹备暑期青少年爱国教育展，主题就是百官解放70周年。

再生者为何

亲历者：曹娥乡第一任乡长 任苗根
动员群众，支援大军抢渡曹娥江
　　□记者 冯洁娜

　　任苗根，1929年出生于曹娥，其祖父任凤奎先生曾倾囊重建曹娥庙享誉于世。70年前，任苗根见证了曹娥解放，并发动曹娥搬运工人支援解放大军抢渡曹娥江。解放后，年仅21岁的他被高票推选为曹娥乡第一任乡长，帮助大军运送粮草、配合驻军清匪反霸。任苗根自幼酷爱武术，现为曹娥形意武馆馆长兼总教练，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曹娥形意拳”传承人。

　　我叫任苗根，今年91岁。1949年5月19日曹娥解放时，我家住在曹娥庙北街的缸甏弄，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并积极发动曹娥搬运工人支援解放大军抢渡曹娥江。

　　5月19日凌晨，一阵阵密集的机枪声将我和家人从睡梦中惊醒。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在耳边响起，我当时就预感，一个新时代要来临了。

　　不久后，门外出现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我从门缝里往外瞧，原来，解放大军已顺利进入曹娥老街。当时天下着蒙蒙细雨，解放军个个头戴小笠帽，脚穿布草鞋，端枪猫腰紧靠屋边行进。他们身上的黄绿色军装，几乎全被淋湿，却没有一个战士去敲老百姓的门。他们快速前行，迅速从曹娥老街占领了曹娥江西岸沿塘一带阵地。

　　其时，国民党长江部队凭借百官龙山高地和利用曹娥对岸滩涂上的两座石灰窑作为碉堡，仍旧继续隔江射击，曹娥老街多处遭到迫击炮弹的轰击。交战仍在继续，但因为解放军的到来，家人对战争的恐惧感也不那么强烈了。

　　5月20日上午，我家天井突然落下一枚炮弹，我祖母头部被划破一寸长的伤口。我赶紧从后门上街去邻居家取止血药。就在取药路上，我碰到3名解放军。他们问我：“老乡，拖船过江的码头在哪里？”我用普通话回答：“拖船码头在上沙，离这里有一段路，我是本地人领你们去”。解放军有需要，我当然甘愿尽我的绵薄之力。顾不上取药，我立刻带着解放军从曹娥庙后面绕道后街，步行到上沙拖船弄，途中向解放军介绍了一些具体情况。

　　5月20日下午，又有一批解放军进入曹娥老街。我主动让解放军进入我家前屋居住，又去动员曹娥群众积极支援解放军。当天下午，解放军师突击队同志来找向导去蒿坝馒头山。曹娥搬运工人陈璋生熟悉地形，自告奋勇前去引领，从凤凰山后绕道去了蒿坝馒头山。当晚他还引领突击部队从馒头山上面的一段浅滩，用竹排泅渡过曹娥江，占领江东滩头阵地。

　　此前，对岸国民党军已把曹娥江上所有船只全部沉没，妄图阻止解放军渡江。当晚，进驻曹娥的解放军在曹娥搬运工人的帮助下，顺利在上沙顶坝底集结百余艘农船，做好了从拖船码头渡江的准备。

　　5月21日拂晓，曹娥江对岸的笠帽山上响起了冲锋号，在曹娥的解放军随即开始全线总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大军强渡曹娥江。此时，曹娥坝头数百名搬运工人迅速集结，帮助解放军拖船出江，搬运弹药物资，钱仁章、杨坤荣等人还直接摇船渡江，协同解放军追歼敌人。

　　曹娥解放后，我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帮助大军运送粮草、配合驻军清匪反霸。5月28日，曹娥驻军二十二军教导队主持群众大会，成立曹娥乡人民政府，用丢罗汉豆的计票方式选举，我以600余票的高票被推选为曹娥乡第一任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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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春晖中学退休教师 经遵义
驿亭解放那天，
我家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记者 王淋玲

　　经遵义，驿亭人，1940年9月出生。上虞春晖中学退休教师，曾任校长办公室主任。长期从事白马湖文化和乡贤文化研究，成果颇丰，现任上虞乡贤研究会理事、区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获上虞最美人物（故事）。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所向披靡。家乡“要改朝换代”的议论不断。我娘暗暗关照我们：世道要变了，你们赶上新时代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但我们一家人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5月21日凌晨，西边百官方向隐约传来持续枪响，接着又一片寂静。被枪声震醒的娘预感国民党败兵要往驿亭逃过来，把我、姊姊、妹妹都集到祖母房间里，叮嘱我们不许出声。天刚蒙蒙亮，屋外突然传来零乱的脚步声，接着是此起彼伏的敲门声、叫骂声和嚎哭声。声音清楚地告诉我们：溃逃的国民党兵匪在抢劫民居。

　　敲门声轮到我家了。嘭，嘭！“开门！开门！……”这敲门声震得我的心嘭嘭直跳。初，我娘凭借我家是铁皮墙门，不予理睬，并关照我们别发出声来。但敲门声愈来愈急，愈来愈沉，手敲门变枪腿砸门了，娘才踉踉跄跄走过天井开门去，边开门边喃喃解释：“小孩子们睡着，没听见……”门一开，十几个衣帽不整、脸色憔悴的国军士兵蜂拥而入。一个稍年长的大概是小头头，瞪着眼睛命令我娘：“有什么好吃的？快拿出来慰劳弟兄们！”“一大早，我哪有好吃的东西呀？” 不由娘分说，这群饿狼似的兵匪，迅速闯进厨房和卧室，开始了可怕的抢食战。厨房里，挂在梁下的饭篮里还有小半碗过夜冷饭和镬焦，一个快手抢到后拼命用手抓来往嘴里塞，连头都钻进饭篮里了，生怕别人抢了去。有个饿汉发现了桌子下有只小酒甏，里面有半甏已发臭的年糕，就捞出来也不洗不煮，饥不择食地啃着充饥。一见有年糕，四五个士兵也扑了过来，索性敲破小酒甏，哄抢着吃臭年糕，灶间内外，臭气熏天。

　　接着，几个兵匪窜入我祖母房间找吃的。我们哆嗦着看他们的抢食战，不敢吱声。一个歪戴军帽、衣服破烂的兵匪径直打开了墙边的大橱门，发现搁板上有一只小菜瓶，开盖一嗅，香甜诱人。这是我祖母的唯一补食酒浸黑枣，老人家舎不得多吃还有小半瓶。兵匪喜出望外，正默默独享，不料被发现，一群饿鬼围过来哄抢，不一会连酒都舔干。老祖母眼睁睁看着兵匪抢劫了她的补品,只好流眼泪。这时，另一股兵匪奔向我娘和我姊妹的卧室，翻箱倒柜，一只饿狼发现两斗柜里有一个外面全是洋文的罐头，不知何物，正在端详。这是前些日子上海亲戚送的菠萝罐头，娘舎不得马上给我们吃，藏在柜里。我6岁的妹妹看见傻了，想去夺。还是娘有办法，一步上前说：“老总，这是孩子们的玩具，不能吃的。”说着夺过罐头往地上一滚，罐头便滚了过去，妹妹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抱在怀里，总算免遭抢劫。

　　浩劫还在继续，连米桶里不多的米也被抢吃了。这时，门外隐约传来一声“解放军来了”的喊声，这帮抢食强盗停止了抢劫，在那个小头头指挥下狼狈夺门而出，往余姚方向逃窜去了。这时太阳刚从东方升起。

　　据了解，这批散兵是属于国民党长江部队的。5月上旬，曹娥江西的绍兴已解放，国民党企图以曹娥江为天险，阻我解放军渡江解放上虞。5月20日晚，我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六十五师第一九四团指战员向龙山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敌人构筑的曹娥江天险很快被冲破。21日拂晓，解放军占领了百官镇，战败的国民党残兵仓皇向东沿肖甬公路逃窜。驿亭是他们逃窜的必经之路，国民党军本来给养不足，毫无士气，逃跑路上，除了希望吃饱活命，其他什么都不顾了。驿亭百姓经历了这场匪兵的最后劫掠，望着东去的尘烟，击掌庆贺。

　　当天傍晚，在一大群手执标语手旗的人们和学生乐队的欢迎簇拥下，一排排精神抖擞的人民解放军，走进了驿亭村。我就读的敬修小学礼堂成了部队的主要宿营地，我家厅堂也住了一个班的战士。这支人民军队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与早上的溃窜逃兵不可相比。虽然解放军官兵长时间的艰苦行军作战，显得有些疲劳，但看见我们小孩子却十分亲切，有个战士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小弟弟，几岁了，读书吗？”我也不怕生了，像对兄长一样，好奇又亲热，只是不敢碰他们的枪。

　　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我至今不忘。有一位战士晚上发了烧，想喝水，见我家檐下七石缸有水，便去缸里舀水解喝，被班长见了，立即严厉批评他：“老百姓的东西，哪怕一滴水也不该喝！”这事被我娘听到了，便出去帮那位战士解脱：“这是‘天落水’，喝些怕啥，只是这水日子长了，不清爽，还是喝我的冷开水吧！”班长才同意战士用搪瓷杯接了我娘瓦茶壶冷好的开水解渴。

　　第二天，在洪亮的军号声中，这支解放军队伍迎着东方的红日，又踏上了追穷寇的征途。

再生者为何

——记新四军老战士、离休干部徐达庆
七十九年党龄的他，初心依然
　　□见习记者 张汉锋

　　徐达庆，1924年出生驿亭镇横塘，1937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是迄今上虞境内党龄最长的老革命。他先后南征北战，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炮火的洗礼，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已有七十九年党龄的他，回忆起当年不惧生死的年月，仍然初心依旧。

徐达庆老人今年已经97岁了，他是驿亭镇横塘徐家岙村（现驿亭镇新横塘村）人。前不久，尽管他身体不适，但听说记者是为了纪念上虞解放七十周年的事情来找他，他便硬撑着从床上坐起来。那神态，依然像是一个将要出征的老兵。

　　“我是在哥哥徐涤生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老人回忆说。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大战爆发，在沪求学的兄长徐涤生因此失学回家，给徐家岙村这个宁静的山村带来了革命的火种。徐家岙村四面环山，离当时的县城20多里，全村80%以上的人更是靠砍柴卖柴度日，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山沟。徐涤生看到家乡没有学校，就筹办起了私立兰阜小学，和其余党员同志一起办成人夜校，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徐达庆就在此时接触了进步思想并投身到革命洪流。老人说，那时学唱国际歌都不敢大声唱，只能在喉咙底轻轻地哼“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虽然那时条件艰苦，但每个人都饱含热情，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

　　1940年，徐达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导致日寇趁机攻占宁绍，上虞也于同年四月沦陷，形势急转直下，党组织决定实行单线个别联系，不开会，不进行公开活动。把政治面貌比较红、已经暴露的同志悄悄调走。徐达庆的兄长徐涤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家乡北上，不幸的是，1943年，徐涤生在赶赴陕北途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胞兄的离去不但没有击垮徐达庆，反而激起了他更为旺盛的革命斗志。在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那个年代，作为徐家岙村仅有的一名党员，徐达庆积极从事地下工作，护送革命同志、传递情报、铲除汉奸，还组织民兵到敌占区活捉日军翻译等，和革命同志一起，齐心协力，救亡图存。

　　1944年3月12日，抗日民主政府上虞办事处在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保护下来到徐家岙，准备抓捕伪保长徐小毛。然而，汉奸徐小毛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去告了密。第二天清晨，日军率领伪中央税警团300多人前来，兵分三路对五支队形成包围之势。激烈的战斗就此打响，徐达庆也参加了这次战斗。双方激战3个小时，共击毙敌军30余名，取得了胜利。但我军指导员俞菊生和副班长杨友贵壮烈牺牲。徐达庆对这段往事还记忆犹新。

　　此后直到1945年进入抗战大反攻阶段，徐家岙村的革命烈火依旧熊熊燃烧，还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民兵干到底，坚持到胜利”。最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年的抗战迎来了胜利，浙东打的一片欢腾，全体军民欢呼跳跃，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然而，喜悦却随着一份加急电报的到来而戛然而止。当年9月，中共中央要求华东局紧急通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全体党政军官兵必须在七天之内完成北撤任务。这个任务不但时间紧，而且非常危险，此时杭州湾对岸的国民党军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正在农村家里的徐达庆接到北撤通知后，只能含泪辞别体弱的母亲和新婚的妻子，放弃田里即将成熟的稻谷，连夜赶赴丰惠。那时，大部队已开出东门，徐达庆随着四明专署干部大队在夹塘过夜，次日到达杭州湾南岸，渡海北上后多次打退沿途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终于顺利抵达苏北涟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徐达庆才终于明白，全国解放战争就要打响了。

　　事后他才知道，部队前脚一撤，国民党反动派后脚就赶到准备清剿，所幸的是，剩余的党员和民兵在各方群众的帮助下成功撤离。但是，徐家岙村的革命之火却因此黯淡了不少。

　　到达苏北涟水后，徐达庆接受党的安排，被调到教导营二队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20军炮兵团担任后勤工作。随后4年的南征北战中，徐达庆参加过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著名战役。直到现在，徐老都难忘那段峥嵘岁月。他说，从军10多年，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参加解放上虞的战斗，不能亲手将家乡的父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

　　1949年5月22日，上虞解放。随后新中国成立，徐达庆和所有的战友们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从那刻起，他们的心前所未有的充实。然而徐达庆依然没有回家，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不久，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响。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徐达庆再次马不停蹄跟随部队赶赴朝鲜，参与作战。

　　从军13年后，1958年5月徐达庆转业回到地方，那时的百官已经成为上虞经济政治中心，也不再是徐达庆记忆中的那个地方。看着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家乡，徐达庆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他先后担任上虞检察院检察长、百官区副区长、粮管所所长。每次职务变动，他都服从组织安排，从无怨言。他说，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荣幸了。

再生者为何

—访浙江省优秀离退休干部谷鸣山
七十年了，“解放”两字的分量依然很重
　　□记者 魏新宇

　　5月12日，记者走进家住百官街道胜利路66号的离休干部谷鸣山家中，聆听一位老兵和老教育工作者一生中那些包含着痛苦与甜蜜，有趣又辛酸的真实故事。

谷鸣山今年95岁，出生于1925年，尽管已是高龄，但仍然耳聪目明，腰板硬朗，雄风不减当年。

　　“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老百官人，解放70年来的一切都历历在目，亲身经历了这沧桑巨变，我感到‘解放’这两个字的分量依然还很重很重。”教了半辈子语文课的谷鸣山开门见山地说道，记忆大门也随之在他的脑海中打开。

　　时光回溯到战火弥漫的1940年，正在在春晖中学求学的谷鸣山年仅16岁。随着上虞的沦陷，春晖中学为避免战乱，将校址搬迁到了岭南乡泰岳寺。谷鸣山则跟随舅父，前往安徽屯溪求学。

　　“从百官到杭州，再坐木炭蒸汽车，就这样一路摇晃到了屯溪。”好景不长，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战事再起，谷鸣山再次失学，又跟随舅父前往武汉，颠沛流离，四海为家。

　　“那个时期社会动荡，乱成一团，我们过的就是流亡生活。”提起解放前穷苦日子的窘迫，谷鸣山至今都感到心酸，“挨饿是常有的事。炮火烽烟之中，只好躲在寺庙里的临时教室去听听课。”

　　流亡了几年后，1949年5月初，一直受进步思想影响的谷鸣山回到解放后的杭州后，当即被引进财政干校学习。不久，这个有文人气质的青年响应号召，义无反顾地告别了亲人故乡，参军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谷鸣山说，1949年5月22日，上虞解放的时候，我正随解放军第25军南下福建。后来我在报纸上获悉老家已经解放，内心感到很激动。那里解放大军每到一处，老百姓都欢欣鼓舞，热烈欢迎部队进城的场景，让人今生难忘。部队从杭州出发，跋山涉水一个月。而如今，这条行军路线早已建起了高铁，一个月的行程缩短只需5个小时。谈及此，谷鸣山感慨解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确实令人惊叹。

　　戎马岁月留给这位老人的，是一杦杦金闪闪、沉甸甸的勋章，在部队生活的6年里，谷鸣山因备战训练表现突出，共立过两次三等功。

　　1950年，谷鸣山随部队北上前往志愿军空军政治部工作，出征朝鲜，再次在严酷战斗中经受锤炼。当时，我国新组建的空军部队在训练不足，装备较差的条件下，敢于迎战以美国为首的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

　　“冬天的朝鲜气温能低到零下20多度，有时哈气也能结成冰。”即使在条件这样艰苦的野战机场观察哨所，谷鸣山和战友们冒着随时被扫射、轰炸的危险，仍不顾恶劣的室外条件，坚持忘我工作，在异国他乡的血雨腥风中，奋力挥洒着红色青春。“当年美国人嘲笑我们装备差、技术能力低，但我们照样把美国人的飞机打下来！”说这话时，老人的脸上露出几分喜悦和自豪。

　　结束当兵生涯后，文化基础扎实的谷鸣山顺利考入杭州师范专科学校（浙江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温州乐清中学教语文。1976年，谷鸣山调回上虞中学，将后半生精力全部投入在家乡的教育事业建设当中。

　　说起今昔变化，谷鸣山用“天上地下”做比喻。“解放前拿着毛竹杆子挂个灯笼，就当是路灯了。一群人围坐在一起读书。一到晚上，大街小巷静悄悄，一片寂静。”

　　谷老所住的胜利路位于步行街旁，以前破烂不堪。蒿草、石子路、破窝棚的旁边横着一条臭水沟，如今放眼望去，满眼都是高楼大厦。谷老感慨，这一切，不能忘了当年解放军的功劳。

　　从穿越饥寒交迫的旧社会走到现在，跨出国门奋战于朝鲜战场，在教育岗位上默默教书育人，划上人生圆满句号。悠悠岁月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遗憾的痕迹。如今，谷老身体依旧硬朗，让人感慨于他的养生之道，又敬重于他的知足常乐之心。老人日子过得十分安逸、宁静。每天打太极、练书法是老人的必修课，除此之外，阅读当地新闻也是他了解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途径和窗口。

　　“如今的好生活，真的得来不易。拥有和平，安康，眼见‘创新之区品质之城’的崛起，内心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日益满足。”谷鸣山说。

再生者为何

——访上虞古县城文史研究会会长史济荣
还原县城丰惠解放前后的真实情况
　　□记者 魏新宇
丰惠镇原名上虞城，自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至1954年，一直是上虞县治所在地。

　　1949年5月22日，上虞县城解放。中共四明工委派雷行等率领虞东区署、区武工队一行40余人，接管上虞县城。并在旧政府门口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当众刷去国民党“上虞县政府”字样，并发布有关接管事宜通告,宣布成立上虞县临时办事处，由雷行任主任,王超任副主任。23日，四明工委又抽调城市学习班学员陈光裕等16人进驻丰惠，参加接管工作。

　　接管工作其实早在5月初已经展开。中共四明工委在5月5日就传达了华东局《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上虞县地方党组织立即组织县城接管的准备工作。待5月22日上虞县城解放，接管准备工作早已未雨绸缪，做得有条不紊。

　　接管县城后不久，由浙江省委分配的57名南下干部到达上虞。这批干部来自山东宁津县，由时任河北省南皮县县长的何志民带队。6月7日，中共上虞县委、上虞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县委由陈子方、何志民、李长明、黄连、雷行等5人组成。陈子方任县委书记（因病未到职），何志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

　　时至今日，原先参加接管政权的这些革命先辈们均已不在人世，57位南下干部中，也唯有92岁的刘占元还健在。近日，为了还原县城丰惠解放前后的真实情况，记者专门走访了丰惠镇专门从事上虞古县城文化研究挖掘工作的史济荣老师。

　　2012年，史济荣开始着手上虞古县城文史研究， 2014年1月，上虞古县城文史研究会成立，史济荣任会长。多年来，他多地走访知情老人，查阅历史真实资料，实地踏看遗留古迹，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随着史济荣打开话匣，这段历史又一一重现在我们眼前。

　　1949年5月21日，盘踞在县城的国民党党政军官员得悉解放大军突破曹娥江，县长吴驰缃与浙保一个团300余人即于当日晚10时许，仓皇弃城狼狈逃窜。5月22日凌晨5时，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军六十五师先遣队进抵上虞县城，把红旗插上国民党县政府门楼。

　　解放大军从西门入城，出北门而去，这一行动非常迅速。以至解放军队伍与接管县城的上虞临时办事处人员都未曾接触。雷行同志在他1984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当得知大军进城，我们急忙赶去时，他们已从北门远去追赶敌军去了。

　　为了追击溃逃之敌，我军兵分两路：一路出县城东门，经通明、永和市往余姚方向东进；一路出县城北门，经横塘往余姚牟山方向追击。23日至余姚、上虞两县交界地带姜山村时，与吴驰缃及所率残部交火，敌自知不支，四散逃窜。国民党上虞县长吴驰缃等当场被擒，余敌纷纷缴械投降。

　　陈济钦原为上虞民国政府工作人员，是县城解放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改革开放后，成为民主人士，他生前也写下了一本回忆录。由史济荣进行注释、分段、整理。“听闻解放军到来，国民党军政干部纷纷作鸟兽散。甚至在逃跑之前举行了绕城一周的告别仪式。”陈济钦在回忆录中写道，吴驰缃身形肥大，行动不便，逃跑时还需要几个人抬着，被解放军逮捕时，脚上只穿了一只鞋子，狼狈至极。

　　解放上虞城，活捉国民党末代县长吴驰缃的消息传遍上虞城乡，各地男女老少群情振奋，齐集村口路旁，挥舞旗帜，高呼口号，鸣放鞭炮，送茶送水，迎接亲人解放军，处处洋溢军民鱼水深情。

　　上虞政权的全面接管工作，是在县城解放后的两三个月内集中进行的。首先接管党政机构，然后派出接管小组按系统进行接管，先后接管旧地整处、银行、稽征所、虞百公路汽车公司、农业推广所、田粮处、电话局、医院、学校、报社、法院等。

　　“解放前，丰惠县城内地方势力、帮会势力、各种黑恶势力纷争不息，民不聊生。工商业根本难以发展。直到共产党政权建立后，清除了各方残余势力，老百姓才过上了安稳日子。”史济荣说。

　　当时，人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县委县政府领导团结一致，各项工作能说到做到，立竿见影。7月1日全县干部会议召开后， 7月份一月内，全县6个区和33个乡人民政府及426个村级政权组织全部建立，各城镇金融、交通、学校悉行接管，同时迅速贯彻省委“六大任务”：剿匪、反霸、减租、征粮、生产、组织群众。上虞县由此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安定向上的社会局面。

　　如今，丰惠这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县城正在凤凰涅槃中迈步前行，一幅“千年古县城、魅力新丰惠”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再生者为何

——访朱庆云烈士孙子朱新建
爷爷为民族解放而献身
我为百姓健康而奋斗
　　□记者 刘金平

　　“尽管我没有见到过爷爷，但爷爷在我心里一直是非常崇高的。他是一位赤胆坚贞的革命烈士，他对我们下一代的影响是深远的，是一辈子的。”上虞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朱新建说起爷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从小我们就在老师的组织下，去爷爷的烈士墓前扫墓，这一扫就是一辈子。‘爷爷’两个字早已化作一种精神，一种信仰，深深地根植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地深入骨髓。”

　　朱新建的爷爷朱庆云1888年出生于永和镇朱巷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7月，叶天底创建中共上虞县独立支部，朱庆云成为叶天底在上虞秘密发展的第一位党员。入党后，他按照党支部部署，在县内组织农会，开展农运，并被推为县农会委员兼谢桥镇农会副理事长。1927年2月，县农会在县城丰惠镇及百官镇先后召开斗争土豪劣绅大会，他始终站在斗争前列。同年秋收后，“二五”减租告示被县长扣住不贴，县农会组织2000多农民把县政府团团围住，朱庆云等6人作为代表，与县长进行面对面斗争，迫使其在5天内公布了“二五”减租办法。

　　“爷爷的故事还是在父母口中听说过一些。1927年11月，国民党派员来上虞清党，爷爷和叶天底等被捕，因为他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才得以挽保释放。”回顾老一辈的那段革命史，朱新建充满了敬仰和自豪。

　　为了避开敌人锋芒，等待革命时机到来，当时，朱庆云毅然离开家乡，去遂安、慈溪、上海、淮南等地谋生，烧过炭，拉过黄包车，当过矿工，饱尝了人世辛酸。但不管多么艰难困苦，始终动摇不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9月，中共虞东区委成立，他担任组织委员。1943年8月，任四明专署总秋收委员会委员。10月，调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驻上虞办事处负责农运工作。这时他已年过半百，大家亲切地称他“爷爷同志”。

　　“‘爷爷同志’这个称呼还是我母亲取的，一是母亲按照当地的传统称呼公公为爷爷，二是同是革命同志，有着革命的情谊。”朱新建说，“我父母在爷爷的影响下，也先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革命，在当时，夫妻两人都是革命战士的非常少，但父母就有这种强烈的为了革命事业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信念，这都得益于爷爷的熏陶，以至于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双双被打成走资派，受到不公对待，仍坚定地相信共产党，相信自己一定会很快被平反。”

　　“爷爷在当地是德高望重的，他与当地许多名人如胡愈之、吴觉农等关系甚密，父亲就经常为爷爷做联络工作。在那段峥嵘岁月里，他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革命，总是奋不顾身。”朱新建说，“不仅是我的父母，爷爷最小的儿子，我的小叔叔，也在爷爷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后来参加了朝鲜战争，牺牲在朝鲜战场。”

　　1945年6月上虞县城解放后，朱庆云当选为县农民协会理事长。9月，随军北撤。1948年春，为迎接全国解放，党组织派他南下从大连出发，辗转到达宁波，他化装成乞丐，睡破庙，住山洞，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四明山，后到虞东区委工作。上虞解放后，他到县委负责农会筹委会工作，因过度劳累病倒，8月28日惨遭反革命分子谋害牺牲。

　　凭着对革命的赤诚忠心，朱庆云走过了那段艰苦的红色岁月，在上虞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牺牲在了黎明之前。

　　朱庆云牺牲后，政府为他建造了革命烈士墓，这也是上虞第一个为个人建的革命烈士墓。

　　“爷爷一直是我们的骄傲，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虽然从小没有上过学，但却有着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坚定理想，他不怕流血，不惧牺牲，就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下一代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爷爷的这种精神始终深深地感染着我和我的家人，激励着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做得更好。”

　　事实上，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在工作中，朱新建一直以踏实勤奋、认真敬业、对病人负责友好而为社会所认可。1984年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虞人民医院，从外科、B超室年轻医师一路成长为消化内科主任、副院长，主任医师，成为绍兴市临床医学重点学科带头人、绍兴市十佳医学科技新秀、上虞区科技拔尖人才、上虞区十大名医，并兼任浙江省消化内镜分会常委、省超声学组委员、省ERCP学组委员、省医师协会消化分会委员、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在他的带领下，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2001年被评为绍兴市重点学科。

　　“肿瘤要早诊早治，消化道肿瘤就是一个突破口。”2015年，朱新建开始关注早期胃癌筛查，即便已从副院长、科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他依然像年轻医生一样，加班加点，像“拼命三郎”一样地工作。去年，消化内科门诊病人达到10万人次，住院人次突破4000，这一数字今年还将继续刷新。

　　消化内科团队就像火眼金睛的挖雷高手，每天总会有早癌发现，从当初的一周一例到现在的一天一例，这些发现让整个团队始终处于兴奋中。“去年，我们发现98例早期胃癌，早期胃癌的诊断比率达到了所有胃癌的40%，今年以来都超过了50%，远远高于全国的10%、浙江省的15%的诊断比率。”朱新建说，“早期胃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在95%以上，因此发现一例早癌就等于挽救一条生命，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以前我爷爷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现在, 我是撸起袖子拼命干，要为百姓的健康事业而奋斗。”朱新建说。

再生者为何

国家一级美术师陈阳追忆父亲陈光裕
走出父辈光环
他用画笔记录时代
　　□记者 金伟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阳的版画作品便出现在全国美展和《人民日报》上；2014年，他的中国画作品再次荣登全国美展。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浙江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阳擅长用饱满深情的刻刀和画笔记录着时代，用艺术感染每一个人。

40多年来，陈阳心底一直埋藏着一个心愿，希望有朝一日用画笔勾勒父亲陈光裕主持指挥的两个工程：上浦闸工程和海涂围垦工程。因为父亲不仅是他艺术生涯的引路人，更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老革命、老党员。

　　回忆父亲峥嵘岁月

　　说起父亲陈光裕，陈阳很快打开了话匣子，如数家珍地介绍起父亲的传奇事迹和感人细节。“父亲在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在上虞虞北地区从事民运工作，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在同龄人中他是一位老革命。”陈阳说，父亲最为艰难的革命生涯是抗战结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奉命留在四明山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他先后任余上办事处崧厦区民运工作组组长、上虞县临时办事处工作队长。“留守队伍当时势单力薄，国民党军组织数万人围剿他们，有好几次情况非常危险，都是靠当地群众及时掩护，才转危为安。”父亲经常对我说。

　　陈光裕在战争年代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基层指挥员，《上虞县志》记载了这样一段他的事迹：“1949年3月26日，余上县二区武工队13人，在陈光裕带领下，智取国民党小越镇公所，缴获步枪9支、电话总机1台和弹药若干。在归途中与国民党双堰乡自卫队遭遇，又缴获长短枪5支。”

　　“我父亲很少提起自己的事，提起最多的是战友们的故事。”陈阳解释，他是一个很怀旧的人，曾经写过10多篇《血战谢家塘》《锦囊妙计》《南湖民兵》《花宫之战》等回忆录。

　　在陈阳记忆中，父亲作为一县之长，总是冲锋陷阵在第一线。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父亲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兼任上浦闸工程总指挥时，因十分急迫地指挥扑灭工程现场的火灾，他不幸受伤，严重到只能住院接受治疗。出院后，他立马赶赴现场，监督工程进度。那会儿陈阳只是一名高中生，他记得上浦闸工程在1979年竣工后，是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水利闸底。多年来，上浦闸充分发挥挡咸蓄淡的功能，拦截曹娥江天然径流与新昌长召水库下泄水量，引水至虞北平原及20公里河区。受益农田31万亩，旱情严重时可向余姚、慈溪境内输水，惠及三地。

　　1980年1月，陈光裕兼任海涂围垦工程总指挥，该工程是上虞人民自1969年就与大自然展开的一场治江围涂战争。然而，陈光裕在这次围涂总动员大会上，突然中风瘫痪，这是陈阳永远忘不了的日子，也是现场10万上虞民工为老县长感到心痛的日子。

　　扎根基层精心创作

　　陈阳自1977年高中毕业后，下过乡、当过工人。因酷爱绘画，于1984年考入原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版画专业。

　　德国版画家珂罗惠茨是陈阳进入版画世界的“偶像”，只因珂罗惠茨以“反映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为刻画对象。1987年，当陈阳从美院学成归来后，他凭借着对版画艺术的独特见解，开始了探索创作之路。

　　陈阳对待艺术有着十分虔诚的心，这与父亲当初对他的教诲有关：艺术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一幅作品要反映出时代特征，必须到基层扎下根。因此，他秉承“艺术从生活中来”的真谛，甘愿驻扎最偏远的小山村，观察每一个劳动者的神态举止，刻画出农民淳朴、勤劳的形象，从而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91年，陈阳创作的版画作品《竺可桢》入选全国美展，发表在《美术》杂志，1993年在全国群星美术大展中获文化部金奖。1994年，他再次凭借新作《宋庆龄》入选“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除了版画，陈阳的中国画也是一绝。2014，他的中国画作品《香巴拉——美好的生活》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

　　作为上虞书画院院长，目前，陈阳正和其他书画家创作《竹隐小镇》。他负责创作陈溪乡医学博士王华英、上海明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国史等乡贤画像，用艺术之笔展示竹隐小镇的璀璨人文底蕴。

　　倘若说老县长陈光裕带领上虞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那么陈阳便是用艺术描绘上虞人民向往的幸福生活。陈阳努力走出父辈光环，独自在艺术殿堂走出了一条拥有鲜明特点的道路，用刻刀和画笔描绘新时代的特征，可谓是别出心裁的传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