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豪千,上虞区东关街道永兴社区(原镇西居委)人,因生活所逼早年赴上海学徒打工,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民主革命,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在上海印刷界早期重要领导者之一。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尚无自己的印刷所,所需宣传资料与书籍,多由一些中小印刷所承印。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到“五卅”运动以后,党中央觉识宣传资料发行的重要性,决定在上海建立“地下印刷所”,并把这任务交给熟悉印刷业的陈豪千和倪忧天,他们俩经过短短几天观察摸索,首选于闸北香山路香兴里,于6月办起名为“国华印刷所”的印刷机构。以承印零星印件作掩护,住家式、店铺做伪装,用仅有的二台对开铅印机,一架脚踩圆盘机,负责排印《向导》《中国青年》《中国工人》《新青年》《平民课本》和马列主义书籍,以及党和全国总工会的宣传品。
接着,陈豪千从安全考虑出发,为防止突发事件发生,保护国华印刷设备和工人安全,经向组织汇报后,对外挂起“崇文堂印书局”牌子,称崇文堂印书局与国华印刷所各开门户的两家,崇文堂印书局接纳业务,国华印刷所专事承接印件,对印件内容等不负责任。并由同事倪忧天为崇文堂印书局负责,陈豪千自己代表国华印刷所。
然而,该地称霸的地痞很快上门生事,声要找老板说话,于是陈豪千等人将公开查禁的文稿、印件设法暗中转移,并向上级汇报请示,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指示关掉国华印刷所,陈豪千连夜转移设备。当年10月,陈豪千在上海北站边中兴路西会文路一石库房,建起了“会文堂印刷局”,建立了党在上海第二个地下印刷厂,继续秘密承印党的机关刊物和秘密文件,并以承印上海大学讲义作业务掩蔽,增加印刷上海书店为轴心的全国各大进步书店出版的马列主义书刊。其中有《共产主义ABC》、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以及恽代英、蒋光慈、陈望道、施存统、李季等人著作。
仅过几个月,印刷厂又出现了威胁信号。特务将印刷局送样员工“抄靶子”(搜身),校样和原稿遗失,情况严重。陈豪千边烊化铅板、转移所有印片,边向组织请示并遵守组织命令,1925年底,租用闸北青云路青云桥广益里半石库门房子,新建上海党的第三个地下印刷厂,继续工作。
1926年春,警察以突击清查户口为名,闯入广益里印刷厂,发现正在印刷机关刊物《响导》,就将会计曾猛以及几片《响导》单页带去了派出所。下午,派出所通知前去具保。遂用单位公章,将曾猛保释。陈豪千向组织汇报后,认为是“欲擒故纵”的阴谋。暂停静观,半月后虽未见动作,经组织上指令,陈豪千再次搬迁。
此时,陈豪千与倪忧天提议:印刷机构应一分为二,一个为综合性的排、印、制型、制本,一个负责专业性的浇版和印刷。一处发生问题,另一处仍能继续印刷。组织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在泥城桥鸿祥里一石库门房子,挂出了“中兴印刷所”的招牌,添加了一架全张铅印机和浇版机,创办起党的上海第四个地下秘密印刷厂。1926年夏初,又在附近的英租界新闸路池滨桥租了一幢一厢,挂上“文明印书局”的招牌,负责综合性工作,创办了党的上海第五个地下印刷厂。两厂在马路东、西两端协同作业。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被捕。组织上将保释赵世炎的艰巨任务交给陈豪千。陈豪千临危不惧,毅然深入“虎穴”办理保释手续。由于赵世炎已被叛徒指认,狡猾的特务当然不放过前去保释的陈豪千。1927年7月,陈豪千不幸落入虎口,被囚禁上海漕河泾监狱。
后经组织多次活动工作,陈豪千安全出狱。出狱后他继续从事、参加上海报工同盟罢工。与“印总”何步云等一起,发动《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大晚报》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得到刘少奇同志高度评价。经他积极投入与工作,使上海开辟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印刷基地,先后建立地下印刷厂共有20多处。
不久,因江南地区抗日战争需要,陈豪千被派往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水上印刷社工作,担任校对。印刷厂在芦苇荡中战斗,经常转移驻地,陈豪千等在艰苦的环境中完成排字、校对、铸字、印刷、装订等工作。印刷了《大公报》《江南》半月刊外,又大量印刷了流行的抗日歌曲、党的文件及翻印《支部责任范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书籍,直至1940年。
1941年6月,陈豪千随“江南社”北撤苏中地区,负责抗战文件的刊发,给敌人及顽固分子予以痛击,完成传播革命战斗理论任务。后调往苏北如西县河东东马塘区任新四军交通站长,为新四军二十军情报员。1943年5月26日,因叛徒告密,在江苏常熟被反动派绥靖部队逮捕,惨遭活埋而光荣牺牲。时年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