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虞北海边的四德围丘，远离村庄，堤塘外面便是晒盐的白地。那时四德围丘一带只有六七户人家，他们都以晒盐为业，王阿高也是其中之一。他膝下育有仁法、友法、丁法、彰法4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当时其他盐民都住在丘里，唯独他们一家在白地上筑了一个泥台，搭了一排凹字形的草舍，房间、客厅、厨房、盐仓共有8间，且前有篱笆，后有池塘，为典型的海边人家住房风格。虽然地方偏僻，又独居一处，但儿子、媳妇、孙女全家12口人生活在一起，也不觉得冷清。一家人起早摸黑，刮泥，斥卤，晒盐，忙得不可开交。经过多年打拼，王阿高已成为金山盐场小有名气的盐板江司，不但在当地拥有500多张盐板，而且在杭州七堡也有300多张盐板。七堡那边以雇用盐工为主，4个儿子轮流前去管理。一家人兢兢业业，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抗日战争时期，谢汝昌、雷行等抗日战士经常深入盐区活动，发动和组织盐民群众一起抗日。1944年8月，崧厦盐民游击队在金山盐场大车路村成立。当时的大车路村与东北面的四德围丘隔着大片滩涂，盐民游击队队长雷行觉得王阿高家的所在地更为僻静，为安全保密，他与陈光裕等抗日战士常去王家宿营。天长日久，走漏了消息。有一次，盘踞在崧厦的日本走狗滕祥云到盐区扫荡，抓走了王阿高，又放火烧掉了他家的几间草舍。盐区地下党组织通过当地保里出面疏通，最终花了十多石大米，将王阿高保释出来。
1945年9月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留下来的秘密武装，在四明山区组建武工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1947年5月，余（姚）上（虞）县武工队雷行、张明等人又相继来到盐区活动。他们昼伏夜出，行踪不定，经常凌晨时分，来到王阿高家里住宿。每当武工队员到了王家，他们全家都保持高度警惕，一边干活，一边观察周围动静，并由大媳妇阮早芝负责为武工队员买菜做饭。二儿子友法几乎每天晚上跟随武工队员行动。白天武工队不便活动，大儿子仁法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替他们传递情报。
现年92岁的阮早芝记忆犹新：武工队员来他们家里宿营，伙食费都当场结清，分文不少。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8年8月30日那天，余上县崧厦区区长张明与县、区武工队在王阿高家里休息。这天下午，正在白地劳作的盐民，突然发现国民党县自卫队及金山盐场税警队出现在盐场附近，大家着实一惊，恐慌之中，他们一边惊呼：“黄狗皮来啦！”一边纷纷丢掉工具躲避。武工队员听到呼叫声，冲出后门应战。顿时枪声大作，敌人一边追赶，一边开枪。敌众我寡，武工队员且战且退。经过一场激战，冲出了包围圈，将武器藏在沙草丛中，混入了下海人群。
双方交战时，子弹乱飞，盐民逃的逃，躲的躲，盐场上已乱作一团。王仁法兄弟4人急忙躲进附近的卤车，闷在卤桶中，备受煎熬。王阿高的二媳妇抱着女儿翻过堤塘，躲进了邻居家里。大媳妇阮早芝和王阿高夫妇正要逃离出屋，几个匪兵已冲了进来，将他们堵在了家里。匪兵搜查发现，草壁上挂着一只别样的雨伞袋，怀疑是“共党”遗忘之物，凶相毕露，准备押走王阿高。此时阮早芝的婆婆急忙争辩，说这是她捡来的。一个匪兵不由分说，用枪托将她击倒在地。阮早芝抱着2岁的女儿蜷缩在草舍的一角，眼睁睁地看着公公王阿高被敌人押走。匪兵临走还对王家进行了洗劫。
张明、张永兴、陈光裕、陈旭等武工队员脱险后，当天晚上，他们找到武器后，又来到王家，分析事发原因，准备除掉告密者。大家认为，当天上午来王家买盐的那位，探得了蛛丝马迹，将情况通了上去。告密者本应受到惩罚，但经过周密考虑，最终为了王家的生命安全，武工队员还是放弃了行动。
王阿高被捕后，国民党县自卫队认为抓到了共党要犯，好大喜功，向上通报。王阿高立即被押送到余姚梁弄，关押在敌绥靖指挥部。为了铲除余上县共党地下组织和武装力量，敌人妄图从王阿高嘴里打开缺口，对他进行了严刑审讯，坐老虎凳，拔牙，灌开水，王阿高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咬牙忍受住了各种酷刑，敌人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一字半句。王阿高宁死不屈，保护了五埠乡地下党组织。王阿高被捕后，地下党组织通过当地保里进行了营救，但未能成功。同时王家卖掉所有食盐，变卖了部分盐板，筹款买了大米、棉花等物资，托人挑去，先后三次前去保释，都未能如愿。
抓了王阿高，敌人并不善罢甘休。第二天，又来抓捕王家儿子。扑空后，将阮早芝和她的女儿一道带走，关押在五埠乡乡公所。用坐老虎凳对她刑讯逼供，要她交代家里男人的去向。阮早芝号啕大哭，口中喊着：“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再‘做杠’，我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伪乡长束手无策。在楼梯下过了一夜的母女俩，次日下午被保释出來。匪兵、乡丁、盐警轮番到王家搜捕洗劫，在盐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王家兄弟都化险为夷。抓不到人，最后穷凶极恶的匪兵放火烧掉了房子。
雷行、张明得悉王家的悲惨遭遇，为了王家兄弟生命安全，动员他们跟随武工队一起流动。但王家兄弟认为，身边有家属、小孩，行动上不便，跟随武工队到处辗转也会拖累武工队，最终没有接受雷行等人的建议。在当地已无法立足，将两个小孩分别寄养在岳父家里，兄弟4人与他们的妻子还有老娘一道逃往杭州七堡。大家挤在钱塘江边的两间草舍里，继续以晒盐为业，艰难度日。
1949年5月7日，余姚梁弄解放，劫后余生的王阿高虽然获得了自由，但一个壮硕的盐民汉子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当时上虞还处在黎明前的黑暗，王阿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子，挣扎前往钱塘江边，与亲人团聚。经受了拔牙，灌开水的酷刑，王阿高的口腔已高度糜烂，嘴里的腐肉不断增生，甚至拖出了口腔，剪掉后又增生。一次次剪掉，一次次增生，病灶越来越大，后来进食十分困难，生不如死，出狱不到两年，在病痛煎熬中离世。
王家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晒盐白地，1951冬，被汹涌的钱江大潮吞噬殆尽。失去根基的王家兄弟被迫改行，政府安排他们到桐庐山区落户。初来乍到，举目无亲，他们对山区的生活难以适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兄弟4人各自投靠妻子的娘家。1952年初春的一天，王仁法挑着米桶、缸灶，妻子阮早芝挑着箱子、马桶，两人一前一后，冒着大雨来到了岳父阮小太家里，与6岁的女儿团聚，母女俩哭成一团。岳父见女婿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当即让出一间披屋，同时给了他们一亩薄田，以维持生计。在岳父一家的鼎力资助下，王仁法度过了人生最为艰难的时刻，成了雀嘴村的一员。后来他担任渔业加工厂（后转型为新建渔机厂）厂长。与此同时，其弟友法去了崧厦蔡林村，丁法前往沥海三汇，彰法返回杭州下沙。
为了保护革命同志，王家将生命家产一切置之度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从一户殷实的晒盐人家，沦落为靠人施舍的穷人。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宁死不屈的精神，已载入当地史册。王家被评为“红色堡垒户”，实至名归。
人物介绍
谢汝昌：余姚人，曾任崧厦区常备队队长，后为东海舰队航保处处长。
雷行：丰惠人，曾任崧厦区常备队指导员、盐民游击队队长兼指导员、余上县武工队队长、上虞县临时办事处主任。后调往福建省三明市党校。
张明：余姚人，曾任余上县崧厦区特派员、区武工队队长、崧厦区区长。后调往杭州市任职。
张永兴：三汇人，武工队员，任崧厦区区长，后调往杭州市任职。
陈光裕：余姚人，民运队员、武工队员、崧厦区副区长、后为上虞县县长。
陈旭：余姚人，民运队员、武工队员，后为余姚县县长。
发表于 2018-9-20 14:5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