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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北盐场的红色堡垒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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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0 14:50: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虞北盐场的红色堡垒户
王一醇


  当年虞北海边的四德围丘,远离村庄,堤塘外面便是晒盐的白地。那时四德围丘一带只有六七户人家,他们都以晒盐为业,王阿高也是其中之一。他膝下育有仁法、友法、丁法、彰法4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当时其他盐民都住在丘里,唯独他们一家在白地上筑了一个泥台,搭了一排凹字形的草舍,房间、客厅、厨房、盐仓共有8间,且前有篱笆,后有池塘,为典型的海边人家住房风格。虽然地方偏僻,又独居一处,但儿子、媳妇、孙女全家12口人生活在一起,也不觉得冷清。一家人起早摸黑,刮泥,斥卤,晒盐,忙得不可开交。经过多年打拼,王阿高已成为金山盐场小有名气的盐板江司,不但在当地拥有500多张盐板,而且在杭州七堡也有300多张盐板。七堡那边以雇用盐工为主,4个儿子轮流前去管理。一家人兢兢业业,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抗日战争时期,谢汝昌、雷行等抗日战士经常深入盐区活动,发动和组织盐民群众一起抗日。1944年8月,崧厦盐民游击队在金山盐场大车路村成立。当时的大车路村与东北面的四德围丘隔着大片滩涂,盐民游击队队长雷行觉得王阿高家的所在地更为僻静,为安全保密,他与陈光裕等抗日战士常去王家宿营。天长日久,走漏了消息。有一次,盘踞在崧厦的日本走狗滕祥云到盐区扫荡,抓走了王阿高,又放火烧掉了他家的几间草舍。盐区地下党组织通过当地保里出面疏通,最终花了十多石大米,将王阿高保释出来。

  1945年9月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留下来的秘密武装,在四明山区组建武工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1947年5月,余(姚)上(虞)县武工队雷行、张明等人又相继来到盐区活动。他们昼伏夜出,行踪不定,经常凌晨时分,来到王阿高家里住宿。每当武工队员到了王家,他们全家都保持高度警惕,一边干活,一边观察周围动静,并由大媳妇阮早芝负责为武工队员买菜做饭。二儿子友法几乎每天晚上跟随武工队员行动。白天武工队不便活动,大儿子仁法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替他们传递情报。

  现年92岁的阮早芝记忆犹新:武工队员来他们家里宿营,伙食费都当场结清,分文不少。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8年8月30日那天,余上县崧厦区区长张明与县、区武工队在王阿高家里休息。这天下午,正在白地劳作的盐民,突然发现国民党县自卫队及金山盐场税警队出现在盐场附近,大家着实一惊,恐慌之中,他们一边惊呼:“黄狗皮来啦!”一边纷纷丢掉工具躲避。武工队员听到呼叫声,冲出后门应战。顿时枪声大作,敌人一边追赶,一边开枪。敌众我寡,武工队员且战且退。经过一场激战,冲出了包围圈,将武器藏在沙草丛中,混入了下海人群。

  双方交战时,子弹乱飞,盐民逃的逃,躲的躲,盐场上已乱作一团。王仁法兄弟4人急忙躲进附近的卤车,闷在卤桶中,备受煎熬。王阿高的二媳妇抱着女儿翻过堤塘,躲进了邻居家里。大媳妇阮早芝和王阿高夫妇正要逃离出屋,几个匪兵已冲了进来,将他们堵在了家里。匪兵搜查发现,草壁上挂着一只别样的雨伞袋,怀疑是“共党”遗忘之物,凶相毕露,准备押走王阿高。此时阮早芝的婆婆急忙争辩,说这是她捡来的。一个匪兵不由分说,用枪托将她击倒在地。阮早芝抱着2岁的女儿蜷缩在草舍的一角,眼睁睁地看着公公王阿高被敌人押走。匪兵临走还对王家进行了洗劫。

  张明、张永兴、陈光裕、陈旭等武工队员脱险后,当天晚上,他们找到武器后,又来到王家,分析事发原因,准备除掉告密者。大家认为,当天上午来王家买盐的那位,探得了蛛丝马迹,将情况通了上去。告密者本应受到惩罚,但经过周密考虑,最终为了王家的生命安全,武工队员还是放弃了行动。

  王阿高被捕后,国民党县自卫队认为抓到了共党要犯,好大喜功,向上通报。王阿高立即被押送到余姚梁弄,关押在敌绥靖指挥部。为了铲除余上县共党地下组织和武装力量,敌人妄图从王阿高嘴里打开缺口,对他进行了严刑审讯,坐老虎凳,拔牙,灌开水,王阿高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咬牙忍受住了各种酷刑,敌人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一字半句。王阿高宁死不屈,保护了五埠乡地下党组织。王阿高被捕后,地下党组织通过当地保里进行了营救,但未能成功。同时王家卖掉所有食盐,变卖了部分盐板,筹款买了大米、棉花等物资,托人挑去,先后三次前去保释,都未能如愿。

  抓了王阿高,敌人并不善罢甘休。第二天,又来抓捕王家儿子。扑空后,将阮早芝和她的女儿一道带走,关押在五埠乡乡公所。用坐老虎凳对她刑讯逼供,要她交代家里男人的去向。阮早芝号啕大哭,口中喊着:“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再‘做杠’,我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伪乡长束手无策。在楼梯下过了一夜的母女俩,次日下午被保释出來。匪兵、乡丁、盐警轮番到王家搜捕洗劫,在盐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王家兄弟都化险为夷。抓不到人,最后穷凶极恶的匪兵放火烧掉了房子。

  雷行、张明得悉王家的悲惨遭遇,为了王家兄弟生命安全,动员他们跟随武工队一起流动。但王家兄弟认为,身边有家属、小孩,行动上不便,跟随武工队到处辗转也会拖累武工队,最终没有接受雷行等人的建议。在当地已无法立足,将两个小孩分别寄养在岳父家里,兄弟4人与他们的妻子还有老娘一道逃往杭州七堡。大家挤在钱塘江边的两间草舍里,继续以晒盐为业,艰难度日。

  1949年5月7日,余姚梁弄解放,劫后余生的王阿高虽然获得了自由,但一个壮硕的盐民汉子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当时上虞还处在黎明前的黑暗,王阿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子,挣扎前往钱塘江边,与亲人团聚。经受了拔牙,灌开水的酷刑,王阿高的口腔已高度糜烂,嘴里的腐肉不断增生,甚至拖出了口腔,剪掉后又增生。一次次剪掉,一次次增生,病灶越来越大,后来进食十分困难,生不如死,出狱不到两年,在病痛煎熬中离世。

  王家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晒盐白地,1951冬,被汹涌的钱江大潮吞噬殆尽。失去根基的王家兄弟被迫改行,政府安排他们到桐庐山区落户。初来乍到,举目无亲,他们对山区的生活难以适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兄弟4人各自投靠妻子的娘家。1952年初春的一天,王仁法挑着米桶、缸灶,妻子阮早芝挑着箱子、马桶,两人一前一后,冒着大雨来到了岳父阮小太家里,与6岁的女儿团聚,母女俩哭成一团。岳父见女婿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当即让出一间披屋,同时给了他们一亩薄田,以维持生计。在岳父一家的鼎力资助下,王仁法度过了人生最为艰难的时刻,成了雀嘴村的一员。后来他担任渔业加工厂(后转型为新建渔机厂)厂长。与此同时,其弟友法去了崧厦蔡林村,丁法前往沥海三汇,彰法返回杭州下沙。

  为了保护革命同志,王家将生命家产一切置之度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从一户殷实的晒盐人家,沦落为靠人施舍的穷人。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宁死不屈的精神,已载入当地史册。王家被评为“红色堡垒户”,实至名归。

  人物介绍

  谢汝昌:余姚人,曾任崧厦区常备队队长,后为东海舰队航保处处长。

  雷行:丰惠人,曾任崧厦区常备队指导员、盐民游击队队长兼指导员、余上县武工队队长、上虞县临时办事处主任。后调往福建省三明市党校。

  张明:余姚人,曾任余上县崧厦区特派员、区武工队队长、崧厦区区长。后调往杭州市任职。

  张永兴:三汇人,武工队员,任崧厦区区长,后调往杭州市任职。

  陈光裕:余姚人,民运队员、武工队员、崧厦区副区长、后为上虞县县长。

  陈旭:余姚人,民运队员、武工队员,后为余姚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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