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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丰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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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5 15:19: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古城丰惠

作者:马志坚  时间:2009-08-24
                              一   
尽管我对丰惠历来高看一眼,可是在当我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还是思量再三。丰惠算古城吗?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   
要说古,当然也古。丰惠在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至1954年是上虞的县治所在地,时间长达1100余年。可是,问题不在于此。若以设治时间先后来论,百官时间更早。百官早在公元前222年就是上虞县政府的所在地,至唐长庆二年上虞才将重新恢复的县级建置治所设在丰惠。算起来百官作为上虞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历史也有千余年。   
所以,按说古城这顶桂冠应当有百官来戴比较合适。可为什么上虞人,包括百官人自己,均无不津津乐道于“古城丰惠”,从没有过“古城百官”的说法。如今要是有人不小心脱口说了句“古城百官”的话,肯定自己也会感觉无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后来我弄明白了,原来问题不在于谁比谁古,而是在于有没有“城”上。   
大家知道,“城”这个字古今意义是略有不同的。传统意义上的“城”字,是“墙”的意思,也就是说,那时的“城”指的是墙一类的建筑物及其形成的空间。比如:“城池”、“城关”、“城楼”、“城里”、“城外”等。而我们现代所说的“城”一般与“市”字连用,“城市”虽说也是个空间概念,但对于有没有真的筑过城墙,已经变得不重要。只要人口和主要经济指标达到上面规定的要求,就可以“撤县设市”,至于历史上有没有筑过城墙就没人会出来和你较真。所以,现代所说的“城”,实际上是“市”的同义词。   
因此,“古城”、“古城”顾名思义关键要有“城”。   
那么,百官建过城吗?很遗憾,没有。百官只有“郭”。现在百官的赵家、中利一带旧名“后郭”。也就是说,“后郭”这个地方,是当时上虞县“衙署”北面的外围墙,由此我们推知,当时上虞县治的大体方位。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至于百官为什么只建了道“郭”而没有筑城,县太爷没说,史料上乏记载,地表上无遗迹。对此,我只能作这样猜想:  
一是南方荒僻之地,地广人稀。上虞地形北有大海远隔,南有群山高阻,西有曹江天堑,惟东首网开一面。地理泰定,民生安和,没有必要筑城。  
二是山(阴)会(稽)地区并非兵家重地,又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秦天下一统后,鲜有战火袭扰,何苦大兴土木。  
三是唐长庆以前,上虞县级建置并不稳定,撤、立、并的情况时有发生,朝廷、地方也是得过且过,不必多此一举。   
丰惠就不一样了。自公元822年设县治以后,虽说袭上虞地缘余绪,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没有修筑城墙,但此后上虞县级建置稳定,元代以后反元战火四起,硝烟渐浓,加之方国珍颇懂忧患,保境安民意识较强,到至正年间就实实在在地筑了一道城墙。上年纪的上虞人都知道,这条城墙直至解放初不少地段还留有残垣断壁。   
不过,话说回来,光凭有没有城墙一项指标,也不能作为是不是古城的惟一标准,既然是古城,最起码同时必须是县级机关的所在地。以前上虞筑过城墙的集镇至少还有崧厦、沥海。崧厦叫“嵩城”,沥海称“所城”,如果因此说这两个集镇也是古城,大家肯定会和我拼命。  你看,百官虽说是老大,但因为没有城墙,只好望“城”兴叹。古城丰惠名副其实。这样我写此文也就可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二   
说到丰惠城,第一个碰到的人一定是方国珍。方国珍是台州黄岩人,生于1319年,家有兄弟5个,世以海上贩盐为生。由于元朝统治残暴,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各地官民抗争群体性治安事件时有发生。方家因为从业“非法”,而且已形成团伙,自然是官府打击的对象。元至正时,方国珍伙同盐民啸聚海上首义反元,与朝廷分庭抗礼。   
方国珍起义走的是一条起事、割据、归顺的道路。自至正八年(1348)他公开与官府对抗始,一连数年,他率众攻城掠地,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先后攻下台州、温州、庆元(今宁波),“坐镇三州,割据浙东”。最后由于朱元璋异军突起,他顺应潮流,于洪武元年归顺大明政权。    方国珍虽为一介武夫,但体恤百姓,深谙治道。还在天下扰攘之际,他就懂得修文安民。在黄岩建文献书院,在宁波修庆元路与定海儒学,兴修上虞五乡水利,地处虞北的浙东海塘就是在他主政时所筑。   
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方国珍修筑丰惠城。四至大体为“东南平衍,西北因山为隍,西南则跨长者山。”城墙周长13里,高2丈余,厚1丈5尺,城置旱门4个(东西两门为水旱组合门)、水门1个,楼堞等设施一应俱全。虽说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了抗倭筑临山卫城,汤和剥城墙之石移为他用,致使城墙护石被拆毁,但丰惠有城墙的历史却自此发端。   
为了验证史书记载城墙周长里数的准确性,前不久我专门作了一次驾车环行,也就是说车从城南长者山前(今丰惠中学门口)公路出发,沿故址绕城一周,里程表显示数为近6公里,联想到当时城墙是从长者山后筑起的,加上这个因素,史书“城墙周13里”的记载无疑是正确的。    平心而论,上虞不应当忘记方国珍。因为有了他筑的城墙,才在嘉靖年间倭寇犯虞时,3次未能进入丰惠城中杀掠;因为有他兴修上虞五乡水利,数万亩良田得以灌溉,虞北乡民才能够旱涝保收,不再受饥饿之苦;因为有他主持修筑的浙东海塘,才将滚滚滔滔海潮挡在塘外,确保虞北一方平安。   
我一直在想,方国珍对上虞贡献那么大,上虞那么多的神坛、庙宇怎么没有他的一席之地?起先,我想大概方是外地人,上虞人不领情。后来我想在丰惠修过新安闸的上虞令胡思伸是安徽人,应说也是属外地来的,可为什么上虞偏偏为他大方地修了“胡公祠”,不但让这位胡公在上虞世受香火,还将新安闸改名“胡公闸”。退一步说,如果说这位“胡公”在任期间在上虞做过不少好事,人们为他立祠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上虞人为毫不搭界的博望侯张骞建“游仙祠”就有点更加不可思议。
  张骞是西汉陕西人,对于汉廷外交他是有功绩的,可这与我们上虞何干?何况他远在异域建功立业,上虞百姓恐怕连知道他姓名、事迹的人也寥寥无几,怎么就无端地要在虞北平原(崧厦槎浦,分东、西游仙二祠)为他建二个祠呢?既然连“面目不清”的张骞也可立庙,为何独独要对方国珍那么吝啬?我思来想去找不出别的理由,惟一解释方是“造反派”。   
上虞世受虞舜教化,文化心理比较正统。元朝再残酷,好歹也是“奉天承运”,方国珍好事做得再多,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不法分子”,根本感动不了上虞,不落骂名已经谢天谢地,建庙的事就别想了。    以前丰惠有城隍,我不知道庙里供奉的是何方神圣。说心里话,如果这个城隍神“组织部门”还没有合适人选的话,我倒愿意为方国珍奔走呼号,并动员丰惠民众真心实意地投他一票。   
虽然,丰惠古城墙在岁月中消磨得痕迹依稀,但是,因为有了方国珍,“古城丰惠”才至今在上虞人心头岿然不动。                               
三   
如果按丰惠城墙遗迹划一条连线,这个圈子呈东西长,南北略窄,并呈西南向东北渐放的形状,样子颇像人的“脚底板”。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丰惠的5个城门有点怪,它不像一般县城东南西北作等距开设,而是南、北2个门都挤向城东,把一个西门冷冷地抛在后面,也就是说,城南北两门开在“脚底板”东头四分之三处。起先我对这个现象颇为费解。如果说城南是长者山,为方便通行,南门开在山东麓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北门开设为啥也要偏东呢?正北居中堂而皇之多好。后来我想起《万历志》有“(城)西北因山为隍”的记载。于是,每次来到丰惠,总要习惯地扫视一下北门的那个地理座标,问自己山在哪里?    的确,现在丰惠西北面,粗看根本看不出为“隍”的山样,需仔细察看地形,才会还发现此地倒是有点微微隆起。它会是“山”吗?我向路人一打听,固然,此地以前有道低矮的山岗,前些年因为建房、修路平基隆背削掉了不少。现在残存的这些许微隆,真可谓是“劫后余生”。后来我查对史料,就狠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原来这块高地名叫“布谷岭”。至此,我才长吁了一口气,《万历志》说的没错,北门偏向东开,可能也是为了避免城里外人们进出方便。      
不过,依我看,城南北两门都偏在山东而没有靠西开设,可能还有二个原因:一是从风水学上来说。东面是青龙首,风水的宗旨就是理气,即寻找生气。而有生气的地方应该是:避风向阳,流水潺潺,草木青葱之地。所以,东面是旭日升腾,风和日丽之相,肯定比偏西吃西北风要好。二是从地形上来看。无论是长者山,还是布谷岭,山势均向西逶迤。再则,城西是“脚后跟”,南北空间比之城东略有收缩,城门若建在山西侧,可能会超过城东四分之三的比例,这样就会显得局促而不协调。另外,若以城区人口分布和交通趋向观之,城中东部是重心,西部稍微疏稀一些。官民出外办事,向东籍姚江,轻舟顺水可达余姚“老娘家”,往北顺水路陆路,车马快船均可直面百官“老大哥”。再忧患一点说,即使有个战事什么的突发事件,通风报信,兵马调动也是东面利索、叫喊得应。向西除了“满目青山夕照明”外,能有多少文章可做?只不过逻辑上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丰惠人为何还要在城西南开个无关紧要有水门?这事有点蹊跷,我们等会再作讨论。   
老实说就自然地理条件而言,丰惠并不合适安顿县治。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位置没有百官优越。百官位置偏北,后枕大海,东西两面是开阔的平原,南面又有一定的纵深,有俯瞰广远,吞吐万里之势。县太爷坐在这里,可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在千里之外。难怪秦始皇一置上虞县,就将政府机构不加思索地托付给了百官。   
丰惠就差远了。它位置偏南,出东门不远就属余姚地界,不要说那时四明山区还是穷山恶水,即便有个四明湖秀色可餐,那也是隔壁老婆——人家的风景。朝南开门就是长者山,西面同样是群山起伏。试想,县太爷在府衙坐北朝南,那不是让他一放眼就碰鼻子?而想让他换个方位升堂,显然又不合礼数。   
我说过,丰惠置县完全是运河抛过来的“秀球”。两晋之际浙东运河全面贯通,西来东往的商贾、货物均随四十里河涌进丰惠,致使上虞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特别是隋唐之后,随着“京杭运河”的开通,江南与京师不再是万水千山不关情,而是“千里江陵一日还”,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等各个方面联系均日趋紧密,包括丰惠在内的许多江南小镇,都因靠着运河在这一时期很快崛起。   
运河未通之前,丰惠是“山里人”生活模式。世世代代守着祖上传下来的“一亩三分地”,至多弄点山货,养点蚕桑,弄些果木,或伐薪烧炭、纺纱织布挑到市上换些现钱。运河一通唤醒了商贸运输业,促进了搬运、装卸、转运、仓储、典当、票号钱庄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水利、航运事业兴起,皂李湖、沙湖、大查湖、小查湖和运河支线“十八里河”及各种与运河垂直沟通的众多“埭河”等,都借运河之题发挥开来;与此同时又新修了一批与此相配套的堰坝桥闸,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灌溉;同时运河也使传统经济提升了层次,原先的“自然经济”、“兜篮经济”、“扁担经济”变成为有一定规模、产业链较长的“种养殖经济”、“运输经济”和“加工经济”。最明显的是丰惠城东南村“钱家典当业”、北村、新通明坝头搬运业和城北皂李湖砖瓦业的高度繁荣。百官就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县治所在地才不得不拱手让给丰惠。   
这条运河太厉害,它将百官千年武功废于一旦,人们所说的“英雄末路,江郎才尽,美人迟暮。”人生三大悲哀全落到百官头上。我敢说,昔日那些来来往往赶去丰惠就任的县官们,当他们的官船出曹娥堰进入江中时,一定会想起曹娥孝女和身后的曹娥庙,他们会顺手撩开北窗的帘子,以复杂的心情望一眼无言的龙山、落寞的百官和斜阳中的舜帝庙。   
宋林景熙的诗:“老断熏弦万壑幽,三千年事水空流。衮衣剥落星辰古,野庙凄凉鹿豕游。孝友风微惟旧井,神明胄冷尚荒丘。九疑回首孤云远,老眼斑斑眄楚舟。”描摹的正是当年这些官宦士大夫无奈的心境。                            
四   
俗话说“堤外损失堤内补”。尽管丰惠的自然位置不如人意,不过城里的功能区分,还是作了科学合理的分配,达到了先天不足后天补的效果。   
一条街河自西向东从城区腹中部穿过,将城区分为南北大体对等的两块,用现代的时话来说,就是“一轴两翼三区”。   
不用说“一轴”就是指这条街河。它原是运河的主干道,丰惠筑城后,城北开挖护城河,大型船只这才转道从元贞桥下过,但中小型船只,特别是进城客货船走的还是老路。“两翼”也很明了,指的是街河南北的两个块面。在这里我需要稍稍说几句的是“三区”问题。   
中轴,即街河及两岸的我称之为“商贸区”。当时这个区域河面上游动或靠泊的是商船,两岸是林立的商铺店面。   
这里的船有的是运输性的,他们送货上门给店家,来得早,离开得也快;有的是经营性的流动摊贩,比如:柯鱼船,一般是下午三点左右,船头脑就会将船泊在河岸,若时间还早,买主还少,他们就会在舱中安坐,点上一管旱烟,“叭答、叭答”地抽一会,或者洒上半碗老酒,再顺手摸几条霉干菜或一把五香豆,悠闲地蹲坐在船沿上呷酒,耐心地等待着想吃鲜鱼鲜虾的买主送来现钱。待岸边河埠踏道人头聚拢时,他就在满脸胡子里绽出和蔼的笑容,开始叫卖藏养在船舱的鲜活鱼虾。这种性质的船只还有缸甏船等。   
两岸街面,有的临河而开,有的夹道而设。常见的有南货、旧货、布店、什杂、文具、茶楼、剃发、拔牙、裁缝等单项性店面;有的是“前店后厂”,也就是说临街屋面摆放货物做买卖,店后尾屋兼作加工厂自产自销。比如:铁器农具店、竹器木器店、酒酱店、糕面店、豆腐店、蜡烛店、锡箔店、弹花店等就是这样的复合性作坊。   
当然,凡在城里街上有店面房子的都是坐商,开店的又多是城里“市民”,不受天晴落雨、农闲农忙和“市日”、“闲日”影响,相对比较固定,这种形式我们称作“街市”。它的特点是空间容量小,商品局限大,服务对象窄,往往只限于柴米油盐等日常性贸易,难以满足实现城乡交流的大买卖。于是,就有城内外庙前、街檐,或者桥上一些分工很明确的“草市”来补充。   
旧时丰惠地区逢单日拢的“草市”有:丰惠桥南北的米市和炭市;新通明堰的盐行;百云门的柴市;城隍庙的布帛丝棉市;新街口的鸡鸭市;九狮桥的猪市等等。像东门外探春桥一带牛市等大宗交易还相当专业和神秘(牛市每逢三六九日拢市),货主们讨还价像《红灯记里》李玉和约会“磨刀人”一样颇有意味,用的全是“隐语”。如“一两”则曰“汪僧”,“一钱”就说“拗子”。弄得圈外人一头雾水。这事要搁在今天我会报警,肯定当他们是黑社会。这说明,明清之际这个牛市确实很繁荣,时人范兰有诗:“探春桥上报春回,南北山头霁雪开。最是倾城观太岁,彭彭官鼓土牛来。”   
“北翼”的主要功能是县城的行政、文化中心,其基本构架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以今通济桥为座标,东有;城隍庙、奎文阁、孔庙、书院、倪文正祠、等慈寺、关帝庙、仓储等建筑;西有:县衙、接官亭、土谷祠、节孝坊等建筑。这里的气氛比较板正沉闷,穿行其间的不是官员幕僚、学究讼师,就是僧道信徒、兵丁捕快。   
“南翼”是居民区,黑压压地分布着高屋深院和密集的民居。中轴八字桥有条街(运)河支流直通城西南水门,以此为主干,这里河流纵横,水网交织,家家临水,户户枕河,讲究一点的大户,建房设门朝向是以卦象为依据的。当年“父子台门”、“敕五堂”的建造者就很讲究这些阴阳平衡和卦象厌胜。   
说到卦象,大家都知道这是道家的“图腾”。上虞两个地方道家习气比较浓重,一是上浦;一是丰惠。上浦道士重物质,他们一手相盘,一手丝竹,以吹拉弹唱、阴阳宅卜居为主业。简单实用,从业者都是脸面活络、身怀小技的手艺人;丰惠道人重精神,他们白天诵经,晚上修炼,以祭祀、成仙为主旨,程式庄重,仪规烦琐,道长多是有理想、信念的“思想家”。上浦人从道是被生活所裹挟,出于糊口谋生,有奶便是娘。所以,上浦道士是现实主义者,为丰惠人卜居择穴的说不定是上浦的同行。丰惠人从道是修养过程,“紫气东来”,源于四明山“洞天福地”道气浸染,意在“羽化”。比之上浦,自然要超脱得多,是“敲开石壁曾飞饮,炼得金丹不卖钱。”的“浪漫主义者”。所以,丰惠无论是“仙姑传说”,还是“魏伯阳传说”都无不以“得道升仙”为最高精神境界。   
既然得了“道”,那就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前面落下关于城门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丰惠城“一轴两翼”的地形和布局颇有点“八卦”味。长者山在南,为乾卦属“天”,布谷岭在北,为坤卦是“地”,此两卦南北对峙称为“天地定位”;东南是兑卦,兑为“泽”,故在城东南角有“百云湖”充泽,西北为艮卦,艮为“山”,布谷岭山势西拖,权可作为天然卦象,艮兑两卦相对,称为“山泽通气”;西南是巽卦,巽为“风”,而风必须通,因长者山在此挡住了“风口”,故有意在此专设一个水门,好让风水顺着河道进入城里,以祈“风生水起”;东北震卦为“雷”,故北门开在东北首以充卦象,震巽两卦对峙,称为“雷风相薄”;西门为水“坎卦”,东门为火“离卦”,坎离两卦相对,称为“水火不相射”。   
另外,自南至北:长者山、街河和布谷岭也恰好构成一个“三”(乾)卦,寓意“天地一统”。哈!开个玩笑,我姑妄说之,大家姑妄听之。                              
五   
丰惠是个盆地,很早就受到宗教熏染,元时又筑城围了一个圈,这些自然、人文因素使得这里人的文化心理比较抱团。只要一出城门,听到一句“奈记叫”的口头禅,自然就会有三分亲,相互间都会很照顾。但丰惠人毕竟是“山里人”底子,重耕读,勤劳俭朴,谨小慎微是他们很难退去的文化基因。   
从正面看,丰惠人因为勤劳俭朴,家境总体上比百官人殷实;因为乡风尚学,这里走出过不少可圈可点的文化人物;因为精神有所皈依,不论走到哪里,走得多远,心中都耸着一座起凤塔。   
从负面看,丰惠靠运河发家,算是个“暴发户”,心灵深处藏着一股莫名的“霸王(项羽)心理”。稍见成功,有一点颜色,就急着想开染坊。读书人深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一当走上仕途,或“阳儒暗道”,或朝秦暮楚。白天里惊堂木一拍高吼:“圣朝以孝治国”云云。晚上到家,心头放不下凤鸣山的仙姑和魏伯阳的丹炉。进取者宗儒积极入世以救赎苍生,退隐者傍道消极出世以救赎心灵。但不管入世,还是出世,与生俱来谨小慎微的秉赋,都使他们负累很重,从古到今,一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气喘吁吁。   
实际上丰惠人的这种徘徊心理,今天依然露有端倪,在这里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一方面他们津津有味地历数古城的历史和辉煌,始终不放“古城丰惠”这杆到手的大旗;另方面,他们对一些真正折射历史,承载古韵的习俗、建筑保护缺少耐心,他们站在“杭州湾时代”的十字路口,左看看大运河、大成殿、大宅院、九狮桥、八字桥和老街,右看看普发公寓及一浪高过一浪的开发区犹豫不决,他们既想从老祖宗留下的包袱中取些盘缠以资赶路,又怕这点盘缠不够支付一张登上现代化建设“高速班车”的昂贵费用。   
“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按说我们是局外人,没有资格在此胡乱开方子抓药。但我知道,城市(镇)建设必需要有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独特的文化传承,千城(镇)一面的城建模式不再是今天这个时代追求的目标。   
前些年有多少上虞人,从周庄、南浔走一遭回来,面对他们每月几百万的旅游进账深深地刺痛了,东关、道墟人都还为此悔青了肠子。不错,我们已经丢掉了道墟、丢掉了东关,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可再丢掉丰惠。 
 2008年因为运河拓宽,致使通明堰千年古坝被毁。这年底的一天,天上飘着疏落的雪花,我又一次来到坝前,那感觉像是来凭吊一位离去不久的老友。三四块“古清水闸”拆下的长条石,堆在身后农户园前。看到我东张西望,一个户主模样的老人走出来,他怕我是来看相这几块石头的,就向我解释说:“这些石板是古闸上的,我们是打算今后要在河边建个亭子展示出来,大家说了不能随便换钱。”老人的话多少给我一些安慰,望着这位老人,我在心里由衷地向他鞠了一躬。是呀,民心纯朴,他们何尝不是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恋,预备着为逝去的通明堰张罗一个酸楚的祭奠。   
在离条石不远挨着农舍的墙脚处,有几个柴垛,下面码放着的一堆木桩引起了我的注意。老人说这些桩是从坝基拔上来的,有的被农户劈开预备当柴烧,有的则被这位农户小心地保存着。5米多长,30多公分粗的个头,这可是一千多年前的松木呀,里面蕴藏着多少历史、科学信息。可它们的命运又会是怎样?我的心不禁一阵紧缩。   
我顶着雪花,默默走过这个桩垛,凄利的桩尖倔强地露出在外,直刺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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