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名人大聚会,元朝末年,在夏盖湖福祈山之阳的福源精舍(一作福缘),以魏氏兄弟为核心的文人雅集即其中之一。据《上虞县志校续·卷二十八》:“福缘精舍,元魏文炳建,中有尚古亭、筠深轩、寄傲轩、见山楼等迹,盖其子寿延续创成之者。”魏文炳有三子,依次为仲仁、仲远、仲刚,老二仲远原名魏寿延,疑即众人口中的“竹深隐君”(一作“筠深”),因为仲远之弟仲刚(魏弜)曾在诗中有“竹深兄”之类的称谓,该诗在《上虞诗选》也有收录,但对其履历竟无一字介绍。
稽查古籍可知,福源精舍建成初期,文学家任士林撰写了《魏氏福源精舍记》,载于《松乡集·卷一》;待魏仲远续创之后,“大明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作《见山楼记》,载于《文宪集·卷二》;山阴名士唐肃作《福源精舍赞》,载于《丹崖集·卷六》;诗人贝琼也有《竹深记》,载于《清江贝先生文集·卷十四》。可见,在那个纷乱的时代,风景秀丽且相对安定的福源精舍显然已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世外桃源,一时间文人雅士慕名而来,争相酬唱。仅姓名可考的就有潘纯、李孝光、高明、朱右、唐肃、王冕、宋玄僖、戴良等名家三十余人,魏仲远将这些好友酬和的诗作编辑成书,取名《敦交集》。
然而天下纷乱,《敦交集》自散佚之后,一度失传。清代藏书家朱彝尊曾在坊间购得了李日华的旧藏本,于是根据《竹斋集》《全室集》《柘轩集》等旧书,对佚诗进行了补充,并作《书敦交集后》一文(收录在《曝书亭集·卷五十二》)。从“后”字可知,朱彝尊写的是《跋》,此事在《上虞县志校续》也曾提到,但如今存世的活字本中,朱彝尊分明写的是《序》,这又是为何呢?
原来,据近代藏书家缪荃孙记述:《敦交集》从朱彝尊旧藏本抄出后,曾为藏书家刘喜海、朱学勤所收,后因兵劫流出,被缪荃孙收藏。缪氏艺风堂对《敦交集》又作了整理,将朱彝尊《书敦交集后》放到卷首,改作序言之用,自己在卷后作《跋》,记录此书的坎坷命运。
其实,《敦交集》散佚的酬和诗作远不止朱彝尊补上的几首,因为它们大多已湮没在零散而又浩瀚的书海之中,很难再次“团圆”。近日,友人赐赠西泠印社活字本《敦交集》,虽仅一册,已属不易,拜读之,不禁怆然!为此,笔者就“四库全书”中新发现的几首酬和诗作掇拾如下,以期聊补一角。
李孝光,字季和,永嘉人,曾为秘书监丞。其诗在今本《敦交集》中已有收录,题为《宿魏仲远宅》。其实,在《元诗体要·卷一》还有一首不曾收录的,题为《福源精舍》:“采舟兮涣涣,风将起兮无岸……相我乐兮未殚,时几何兮日旰……(诗长不录)”,全诗语言清丽,颇得楚辞意趣。
同时,庐陵名士张昱在《可闲老人集·卷三》中也有佚诗两首,分别为《题福源编后》:“福缘山作魏家坟,知是唐朝宰相孙……太湖渺渺连精舍,乔木阴阴拱墓门……”《筠深轩》:“幽居只在平湖上,万竹冥冥不可寻……人皆到此失炎暑,风忽过之如瑟琴……”诗虽不长,但对魏氏家族和福缘精舍多有介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再如翰林学士承旨张翥的《蜕庵集·卷二》,也有一首没有收录的酬和诗《识趣斋为山阴魏仲远赋》:“夏盖湖滨宅,悠然水竹开。庄前鱼市合,山下酒船来。把钓云移树,寻诗步石苔。相羊总成趣,直待醒心回。”
在娄东诗派开创者、“江左三大家”之一吴伟业的《梅村集·卷三》,存有《丁未三月廿四日从山后过湖宿福源精舍》,诗云:“千林已暝色,一峰犹夕阳。拾级身渐高,樵径何微茫……清磬时一声,流水穿深篁。我生亦何幸,暂憩支公床。客梦入翠微,人事良可忘。”充分表达了对魏氏兄弟隐居生活的羡慕与向往。
还有官至吏部尚书的江右诗派代表人物刘嵩(崧),他在《槎翁诗集·卷三》中也存有《题魏氏见山楼陶秘书邀赋》:“秘书陶君清且贤,家住越南山水边。为言魏氏楼居好,邀我共赋山楼篇……我虽未曾游上虞,闻君诵诗心已娱……”虽然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似乎并没有来过上虞,但面对友人的“约稿”,他依旧欣然作诗,投赠魏氏,可见当时福缘精舍影响力之广,吸引力之大。
读完诗句,乍一回眸,与古人已隔六百年之久!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诗作早已散佚在了不同的文集里,没有被如今的《敦交集》收录,但他们与魏氏兄弟的“敦交”之情却已在字里行间永久凝滞,永久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