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杜文庆/文）

再生者为何

过 年
　　
作者：杜文庆 转2018年2月1日上虞日报
   
      小时候写作文，常常学大人说“光阴似箭”，其实这只是鹦鹉学舌而已。那时天天翘首以盼的，是时间快快地过去，春节早早地到来。只因上面的政策左得出奇，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地处鱼米之乡的种田人长年吃不饱饭，人人面有菜色。农家孩子只有在过年时，才能正儿八经地吃上一点鱼肉，穿上像样一些的衣服，尽情地玩耍。
　　乡下人准备过年有点早。冬至一过，就动手酿米酒，老家人称为“做新酒”。先是将糯米蒸熟，放凉后打松，拌上酒曲，放入缸内。缸四周裹上一层厚厚的稻草，上面盖一个稻草盖头。发酵两三天后，便开粑放水。再过个把月，酒香止不住外溢，满缸的米酒就酿成了。这酒既醇厚，又带着点鲜味，入口时看似酒劲不大，实则后劲很足，为此老家人常戏言“后反攻”。记得六七岁时，快过年了，闻到缸里透出香气。掀开盖头，只见缸内漂浮着一只小小的酒盅。我煞是好奇，禁不住用酒盅舀了喝，感觉这东东挺好喝的，随即又喝了一两盅，结果不知不觉间醉卧在酒缸旁……
　　接着是“搡年糕”。那时做年糕全靠手工，需要邻里间互帮互助。同是一套人马，今天来我家，明天到你家，后天去他家。到了腊月，母亲碾好上百斤晚米，浸入水缸。几天后借来水磨，将米磨成粉。再请来“互助组”，将水磨粉打成糕花，上蒸蒸熟，然后放到石臼里，由一名“大力士”，举起大木锤，用力舂杵。每舂一下，就由另一名男子给木锤头沾点水，以免粘住。舂够一百来下，糕团变得十分柔韧，便从臼里取出，扔到门板搭成的长条桌上，用手扯成一段段。众人围着长条桌，七手八脚地搓，搓长搓细，一块块年糕就做成了。
　　到了腊月二十以后，过年的气氛便越来越浓。平时公历农历并用的人们，早已将公历忘在了脑后，都只用农历计时，而且说到某一天时，末尾都加一个“夜”字作为后缀。大人们忙着作过年前的最后准备，掸尘，做油豆腐，裹粽子，杀鸡宰鸭，捕鱼、分鱼……有的人家还把精心饲养了大半年的猪，呼哧呼哧地抬到街上卖，凑点钱，以备正月里娶儿媳妇嫁囡时用。饭桌上的菜逐渐多了油气，早上菜泡饭里加了几片年糕。孩子们不再被要求每天去割羊草、捡鸡粪，心里都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除夕前一天，母亲照例让孩子们理发洗澡。去街上理发太费钱，便从邻村请来师傅，用推剪将头发剃短。母亲同时烧好了热水。我和几位哥哥借助木桶一一洗澡，洗去入冬以来积存起来的污垢。
　　在孩子们的日夜企盼中，大年三十终于来到了。除夕夜，乡亲们都显得有点奢侈，家家户户将煤油灯芯拨长。有的还用起了汽灯，房前屋后顿时显得分外明亮。主妇们依例先要供上各种祭品，祭祀列祖列宗，祈求祖宗来年保佑全家平安。孩子们则强忍着口水，巴望着祭祖仪式早些结束。母亲收起祭具和祭品，轻轻的一句：“分岁啦！”我们便一窝蜂坐到桌边，开始享用一年等一回的除夕大餐。平时不让喝酒的半大小孩，这会儿也被开了戒，煞有介事地咪起酒来。
　　晚餐过后便是守岁。大人们喝着茶，嗑着瓜子，静候着农历新年的来临。我们小孩坐不住，扎堆玩起了走高跷、捉迷藏之类游戏。个别调皮的小伙伴等不到午夜，将家里的炮仗偷拿到僻静处燃放，没想到乐极生悲，被炸伤了眼。
　　夜色渐浓，我和小伙伴们也都有了睡意。母亲将亲手用土布缝制的新衣裳，放到我的里床边。我半搂着新衣裳，在甜甜的睡梦中辞别旧岁，迎来新春。
　　大年初一，醒来后急着将小手伸到枕头底下，寻找昨晚入睡后，母亲悄悄放好的压岁钱。压岁钱通常是纸币，用红纸包着。虽说只有一两毛钱，但足以让我兴奋好几天。
　　正月里的关键词自然是走亲戚，包括作客和待客。这两者之间是瞬间切换的。常常是客人酒足饭饱，起身告辞的时候，一边打着饱嗝，嘴里喷着酒气，一边对主人说：“你们什么时候来我家啊？明天好吗？要么后天？”主人一边收拾着碗筷，一边答应着：“好的，好的！”于是，短则一天，长则数日，彼此之间角色互换。有时主人家担心前已邀约的客人出现变卦，便派半大的小孩，走上数里路，到亲戚家作进一步邀请。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大人才放心大胆地出门去买菜。
　　小孩走亲戚，对吃其实是淡然的，看重的是各种玩。即将开饭时，大人们不约而同地说：“坐拢来，坐拢来。”说话间，小客人们早就上了桌，胡乱扒几口饭，吃点菜，很快就下来了，赶紧到一边玩去了。大人们则不同，为个座位能谦让个半天。尤其是谁坐八仙桌的上首，那是大有讲究的，须按辈分、年龄和身份地位细细排定。要是客人有两桌，那么，通常是成年男士坐一桌，妇女儿童坐一桌。这个时候，在众人的眼里，前者当仁不让地成为主桌。有时多出来一两个人，主桌的客人就会好意地大声喊：“吊角吊角！”这一两个人就顺势搬来凳子，满心欢喜地坐到主桌桌角边。我至今记得，自己最尴尬的是十五六岁的时候，有时被安排到成年男士那一桌，有时被归到妇女儿童这一桌。倘是前者，便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一个人物了。倘是后者，自然有一种失落感，但又不好说什么。如今想起，那时真是稚气得很。
　　男士们一边喝着酒，无所顾忌地发出“滋滋”的声响，一边海阔天空地大声聊天，说说去年的收成，谈谈今年的打算。酒酣之际，也免不了谈论谈论时事政治。从现代谈到古代，从国内谈到国外。什么商鞅变法啊，北约华约啊，等等，个个都显得知识很渊博的样子。聊得起兴时，免不了唾沫四溅。相比之下，邻桌的女同胞们来得比较现实。她们从头到尾小声闲谈的，都是村里的事。什么谁家刚过门的新娘子嫁妆多，压箱的衣服有100多件；谁家的儿子当兵提干了，军装袋袋两只变四只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两张桌话题有不同，但在一点上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主人家端上桌的菜，并非随便哪只都可以动筷子的。比如摆鱼，许多人家正月里仅有一碗煎鱼，每次待客摆到桌上图个好看。对这类菜，主客之间心照不宣。除非今天来的是主人家最后一批客人，主人才会真诚地对客人说：“这个菜不要再留了吧，到今天我们的客人已经待完了呢！”闻听此言，客人们也就不再装斯文，眨眼间就将那几个端进端出了N次的菜一扫而光。不过主客之间的这种默契，偶尔也有被意外打破的。记得七八岁时，跟着哥哥去出嫁不久的姐姐家做客。也许是母亲事先忘了叮嘱，也许是自己实在太不懂事，刚开饭我就对摆鱼动了手。哥哥在桌子底下悄悄踢我的脚。姐夫看见了，连忙安慰我:“没事没事。翻个面，再热一热，冻住了就好了。”
　　正因为做客时吃得好，所以每年正月我都会长胖些。记得有一年元宵节，母亲一边用慈祥的目光端详着我的脸，一边微笑着说：“你看，脸孔两边都长肉了呢！”
　　小时候走亲戚，印象最深的，要数每年正月两次去阮家大妈家做客。阮家大妈，即我母亲的姐姐。外婆只养育了两个女儿，走得又早，因而我母亲与姐姐从小相依为命。我则从小把阮家大妈家当成了外婆家。每年正月初一一大早，我即随同哥哥，去3里之外的阮家大妈家拜年。到了初十前后，招待完了各路客人，母亲便带上我这个小儿子，去她姐姐家做客，往往一去就是两三天。两姐妹平时各自家里忙，只有在这正月里，才有时间好好聊聊。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母亲带着我与她姐姐同睡一床。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两姐妹各睡一头，都只顾自己说话，全然没听进对方在说什么。只有我这个忠实的小听众，两边兼顾，又似乎两边都没听全。待长大后我才明白，当年两姐妹各说各话，并非不关心对方。面对亲人，她们在乎的是倾诉，倾诉生活重压之下的苦楚和无奈。
　　老家有个俗语：十七、十八，巴掌吃煞。意谓到了正月十七、十八，再去走亲戚的话，会被主人家扇耳光的。这话固然有点夸张，但也不无道理。正因为此，每次我跟着母亲，从阮家大妈家返回的路上，心里是空荡荡的，脚步是异常沉重的。我知道，年过完了，又要回到日常的生活状态去了。此时，我心中惟有一个期盼：下次过年早日来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