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求是：我写作的出发地

清莲

钟求是：我写作的出发地

来源：《浙江作家》杂志   文/钟求是

      宅院与学校

一九六四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我出生在浙江南部的平阳县城。县城开始唤做城关，后来改了名号叫昆阳，是个不大不小的镇子。

在镇上，我家属于外来户，没什么根基。我父亲老家在绍兴的诸暨乡下（很多年前那里出过一位叫西施的美女），十三岁进温州城当学徒，解放初期拿到工作，分至平阳做了银行职员。我母亲是温州城里人，有点文化，刚解放时成为市公安局第一批干部，不过很快因涉入托派事件被解职，下放到平阳栖身。我父母的相同之处是打小都没了父亲。我祖父揣有裁缝手艺，年青时到上海混生计，病死在那里。我外公颇有些色彩，据说是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做过黄浦军校教员，北伐战争中钻过弹雨，后来不知怎么失去了音信。他的失踪有几个版本，其中让人安慰的一个说法是作为少将副师长，战死在对日武汉大会战。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外公和祖父更像是传说中的人物。

我的儿童记忆是从一个叫周宅的院子开始的。院子坐在城边，住着十来户人家，多是农户。农户的日子总沾着热闹。先有娶亲的，红红绿绿把新娘迎进门。过些日子，新娘肚子挺了起来，在自家屋子里叫嚷着生下孩子。再过些日子，孩子他妈跟孩子他爸干架了，从屋内一直打到堂厅。院子的日子又是安静的。没有电视没有电话，也没有买股购房的讨论。夏天的晚上，把竹床往院子里一放，大人们一边摇蒲扇一边扯闲话，孩子们则躺在旁边数天上的星星。星星数够了，闲话听够了，便让自己睡去。在这样的热闹和安静中，我长到了六岁。

七○年开春，我开始上学，上学的地方叫城西中心学校。这是所公社学校，因此我的同学大多是农家子女，或者叫公社小社员。我们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陈爱玉。陈老师教书认真，什么事都想做得最好，只是肚子跟自己过不去。她先有一个女儿，打算生一个儿子就歇住，不想女儿之后总是女儿。小学五年半，她连添了三个女儿。每回看到她的肚子慢慢隆起，我就知道要来代课老师了。代课老师一来，班上便乱一阵子，成绩也跟着掉下来。陈老师生完孩子出来，赶紧把班里的秩序收拾好，可好了一段时间，她的肚子又一天天的大起来。

那会儿最让我高兴的事是学军拉练。提前几天就开始激动，催着母亲做好干粮，出发前夜硬是睡不好觉，暗黑中便赶到学校。天亮了，我们排着长队行军，一边唱歌一边把脚踩得啪啪响。正走得大累，见前边等着一只轮船，轮船把我们带到另一个镇子，在那儿可以看大海。看完大海回来，我们坐上了胖胖的大客车。那是我和许多同学第一次坐车，凉风从窗口呼呼扑进来，把我们的衣服鼓起。我和同学们感到幸福。

当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听公社书记做报告。公社书记姓廖，是毛主席“五九”批示中表扬过的人物。他有一次去北京开会，据说跟毛主席握过手。他带着几天不洗的手回来了，给我们说形势。他说了解放前的苦，说了新社会的好，让我们很豪迈。我望着他那双留着毛主席余温的大手，多么想上去捏一捏。

我们的学校不大，只有两幢中小学教学楼。七五年秋季，我读完小学直接到对面教学楼上了初中。当上中学生后，心思大起来，学会了打量局势。当时的局势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闹得挺欢，好些学校贴出了大字报，可我们没有。一天晚上，我和另一位同学合作，抄了些报纸上的文字，写成一张大字报。第二天上午，这张大字报贴在校园里，引来许多脑袋围看。课间休息时，校领导集合全体师生开大会，对大字报进行了表扬。随后一段时间里，校园里的大字报蜂拥而起，墙上不够用，就拉几条绳子，晒被子似的一路挂过去。情况汇报上去后，区里领导挺重视，招呼全区教师过来现场观摩。瞧着一派闹哄哄的景象，我心里很得意。

闹完了大字报，我很快被委以重任，去校外打击投机倒把。当时买肉买烟要凭供应票，可市场上居然出现了卖猪肉卖香烟的小摊，我们听了都觉得情况很严峻。每天上午，我和几个同学戴上红卫兵袖套，在街头的人群中钻来钻去，见到可疑的小摊就直扑过去。冲杀了几日，对手们狡猾起来。有时候发现了香烟摊子跑过去，上面摆着的只是一些烟壳，摊主则悄悄的躲在远处。那卖肉的则把肉块搁在大篮子里，在巷口街尾跟我们打起游击。我们的收获其实不大。虽然不大，但看着大人们撞见我们便落荒而逃的样子，我们心里咯咯直乐。

做这些事时，我刚满十二岁。十二岁的我力气还不够大，不然准会干出更多出格的事儿。

街上的事

我的镇子主要有两条街，一条叫白石街，从东通向西门，一条叫解放街，从北门码头伸向南边的通福门。穿过镇子的还有一条河，叫汇水河。

那时候我很忙。我先是与几个同学偷偷去学游泳——中午上学的路上，我们一拐弯去了学校附近的小河，放下书包把自己丢到水里。夏天的太阳很猛，但我的手脚在水里扑腾得挺勤奋，又喝了好些口水，没几天便学会了。学会了就胆大起来，每天下午去汇水河嬉水。我的游泳姿式不好看，但潜水还不错。我常常跟别人打赌，比谁潜得远。每回我都能憋足劲儿，从河的这边下去，再从河的对岸钻出脑袋。

忙完了下午还有晚上。当时流行拳派，几位拳师形成几股势气，在街上杀来斗去。我和伙伴们还不到拜师学拳的年纪，但心里颇有打架斗狠的欲望。于是吃过晚饭，我腰里系上一条表示尚武的红布条，与伙伴们聚在一起练习打架。打出一身汗后，心里痛快了，就往街上走。我们吹着口哨、耸着肩膀从街的这一头逛到那一头，很想惹点什么事儿。实在遇不到事儿，我们只好坐在桥栏上，掏出那种自制的香烟点上，边抽边说些远远近近的事儿。我们的香烟是用拣来的烟头揉碎了卷成的。

不少时候，我也喜欢一个人在街上晃悠。我比较愿意在晚饭后往解放街上逛，一见到围成一圈的人群就兴奋地往里挤。人圈里边的空地上，有走江湖的好汉在推销膏药什么的。当然，拿出膏药总在最后，前边的一大段时间是赤着膊耍本事，或者挪腾脚步打一套拳，或者提着拳头把一块石头砸碎，或者拎着水桶赤足踩在刀子上。这些表演时不时讨到一阵喝彩声。大人们一叫好，我也跟着叫几声。

看过了江湖表演，我一般要到人民广场走一走。人民广场是镇上的热闹地方，有打球的有卖水果的有闲话的，各路拳派的小喽罗们也喜欢在那儿显显身手。如果耐心在那儿等着，我会看到一场群架，或者一个对一个的独斗。那时候打架不太用刀子，所以场面不血腥，耐看。比较惨烈的一次是两个人搏斗，打了几个回合，力气大的抓住瘦小的举在空中，瘦小的一张嘴巴咬住对方耳朵，力气大的剧痛之下一甩手，不仅让瘦小的身子飞出去，也把半只耳朵带走了。瘦小的爬起来将半只耳朵吐在掌心，看了看扔到旁边的地上，然后转身往街上跑。力气大的捡起耳朵暴怒地追。过些时间，传来消息说，那瘦小的眼看被追上了，灵机一动跑进了派出所。我想了想，觉得这时候躲进派出所真是个办法。

那段时间，我喜欢干的另一件事是看化妆间里的演员。当时县京剧团正在上演《杜鹃山》，有一天下午，我看到扮演雷刚的演员端着茶杯站在剧院门口与别人聊天，这让我觉得挺好奇，原来台上的英雄也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呀。此后许多个傍晚，我想法溜进剧院，趴在后院的窗口看演员们化妆。演出前的演员们很悠闲，还敌我不分。柯湘会与一个匪兵说说笑笑，雷刚则跟温其久一块儿抽烟聊话。有人说一句什么，杜妈妈害羞地舞着手追打。这种台上台下的差别，让我产生异样的好玩的感觉。

当然，更好玩的人物是在街上。这些人物以怪异的外形和独特的个性在镇子里获得显赫的名声。一位是背尸工，脸上有麻子，搬过尸体手也不洗就能吃下饭。一位是疯子，很文气，曾在部队里当过军官，蹲在地上能画好看的图画。一位叫谈夫，是个码头挑夫，空闲了便对着人群大谈谁也不明白的理论。还有一位板车拉夫，鼻孔短缺，据传仅有一只睾丸，可后来结婚生了一个儿子。

许多年后，当我和同学朋友说起这些人物时，每个人的脸都会变得兴致勃勃。有一位同学把他们概括为“四大才子”。他们的人和他们的事成了我们在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不用说，这些人物也带着奇特而蓬勃的生命气息，进入了我的小说。

清莲

电影与小说

九岁那年，我家从周宅院子搬到父亲单位的家属宿舍。宿舍省去了租费，但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子，住进父母、姐弟和我五口人，日子变得非常的拥挤。我母亲没有工作，有足够的时间来回想自己的遭遇。她一想起自己受到政治挤压，失去公职离开了温州城，又无法申冤，心里便攒起对生活的怨恨。她一生气，我家的屋子就塞满了阴影。

好在这时我喜欢上了电影院。电影院离我家不远，穿过一条长长的巷子，再走几分钟就到了。下午放了学，我会跑到电影院售票处看热闹。那时的电影票是珍贵东西，售票窗口先排起长长的队伍，一到开卖时间，许多有力气的人便挤到窗口跟前，队伍一下子乱了。那些拳派的斗士们最是兴奋，他们把一个喽罗抛到人堆上，喽罗踩着众多脑袋往窗口凑，于是买票变成了立体式的争挤。这种争挤常常引发出拳头的打斗。

吃过晚饭，我又跑到电影院，这次是去看电影。我没有票，但我有办法混进电影院。我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倒捏着撕过的电影票往检票处挤，因为人多，检票员有时不等我松手便撕掉票角放了进去。这一计若不成，我会瞧准机会悄悄牵住正进场的某位大人的衣角，检票员以为我是那位大人的孩子，又似乎不到买儿童票的身高，不说什么便让进了。

电影院内，站票的人很多，陈旧的大厅显得热烈而杂乱。但银幕上一出现画面，我心里便安定下来。那时候除了中国的几部电影，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电影。我看过许多次的片子有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海岸风雷》《宁死不屈》，越南的《阿福》《森林之火》，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等等。在那时，我还见到了苏联《列宁在1918》中的芭蕾舞表演，罗马尼亚《勇敢的人们》中穿胸罩的少女。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影片中男孩托托在电影院里快乐而认真的神情让我怦然心动。我知道，家乡小镇上那破旧的电影院，也曾是我儿童时代的天堂世界。

与电影相伴的同时我也喜爱上了小人书。小人书里的故事让我着迷。手头有点零化钱，我都会去十字街口的新华书店买小人书。那会儿新华书店是不开架的，有时新到一本小人书，我兜里又没有钱，只好在玻璃柜台前傻傻的站一会儿。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家里的小人书多起来，装满了一只小木箱。有几次我把小木箱拿到街上，往地上摆书摊，看一本一分钱。赚了几分钱后，我又跑到更大的书摊看别人的小人书。有一次，我在别人书摊见着一本电影连环画《铁道卫士》，真的是爱不释手。我起了不好念头，把那本书拨到地上，过一会儿，我悄悄蹲下身，将书塞进裤兜，然后慌慌地走掉。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偷书经历。

从小人书到小说的摆渡是一张借书证。我清楚记得四年级的一天，我父亲带着我去县图书馆办理了借书证，然后我第一次借到了一本薄薄的小说。此后好些年里，我成了图书馆忙碌的走客。那时候我的阅读很贪，暑假的下午，我在外边玩过了回家，搬一张小竹椅坐到屋外，从夕阳看到晚饭，晚饭后又看到天黑，一本书差不多就看完了。这样的阅读速度，加上图书馆可看的小说不多，大约一二年后，我借书就变得困难起来。每次在图书馆的玻璃橱窗前一路看过去，又一路看回来，一排排全是看过的书。无奈之下，只好在借书窗口等着，见有人来还书了，赶紧凑上去查看是不是未读过的书。若遇上未读的好书，心里一阵欢喜。当然，那会儿的好书无非是指《艳阳天》《大刀记》《剑》《西游记》，还有苏联的《在人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等。

有一回毛主席批评宋江，让大家都看一看《水浒传》，于是图书馆又有了《水浒传》。不过《水浒传》是抢手货，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却是中册，看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心里直痒痒。后来发现邻居家有一套，还是一百二十回的全传，便奋勇地去借。借了又还，还了又借。几年中，我把《水浒全传》至少看了七八遍。

二○○四年春天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作家高研班，有一次与几位同学聚酒闲话。一位同学说，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是《水浒传》，《水浒传》比《红楼梦》有趣多了。另一位同学点点头说，那会儿没学会看《红楼梦》，就觉得《水浒传》来劲儿。我呵呵笑了。

我的大学

  

八○年初秋，十六岁的我离开小镇去北京上学。我读的是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后来壮大成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刚到学校就遇上了民主选举。为了拿下海淀区人大代表，一批有志者展开了竞选拉票活动，其中以七八级的同学为多。他们贴大字报，举办演讲，进行辩论，把校园搞得热气腾腾。这是一次西方式的竞选，只不过刚刚学步，有些幼稚也有些好玩。对此校方开始是允许的，后来态度暧昧了，于是竞选活动不了了之，也不知道胜出的学生有否当上人大代表。

八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到处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重要特征是喜欢激动。一场爱国主义的巡回报告，能让我们眼噙泪水，一场排球或者足球的胜利能让我们忘乎所以。八一年十月十八日晚上，中国足球队战胜科威特，我们为示庆祝，将各种瓶子包括热水瓶扔到楼下，觉得不过瘾，又自发地冲到街上，一路高呼口号，与相遇的兄弟大学的队伍会师似的紧紧相拥，最后汇集到北大五四广场集体狂欢。那时我们还挺相信未来，喜欢坐在草坪上说十年或二十年后的事情。我们最常唱的一首歌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除了校园里的种种热闹，大学四年里我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资本论》三卷通读一遍。《资本论》属于打基础的课程，需要化很多时间。我们天天埋着脑袋，把书上的内容一句一句甚至一个字一个字抠下来。我们的脑子塞满了马克思的话。那时我们喜欢在教室或寝室里争论，要让自己取得气势上的主动，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拣一句《资本论》里某一句话来反驳对方。所以双方激辩的时候，都会让马克思站出来，用他的一句话来反驳他的另一句话。至今我仍认为，马克思是位了不起的理论家，他有着深邃的思想和妙趣的文笔。如果不将他视做意识形态的符号，马克思其实是可爱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学习的安心。临近毕业时，我基本形成了一个判断，就是在中国现有体制下，搞经济理论研究是没出息的，因为当时所谓的中国经济理论更多的是对上头政策的注释和延展。这个念头让我放弃了对经济专业的追随。

另一件事是谈了一场恋爱。对我对她来说，那都是一次青涩的初恋。青涩里有单纯、迷茫和热情。然后呢，似乎没什么理由，俩人分手了。但不用说，这段带着大学校园气息的情恋给我留下了重要记忆。许多年后，我写作《谢雨的大学》给主人公起名时，从她的名字里取来“谢”“雨”两字。当然，小说里的故事不是她的。二○○四年我们班开同学会，我再次见到了她。这离毕业时的分别，已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清莲

一扇门与另一扇门

  

八四年夏我大学毕业，意外干了特殊的对外工作。当时给我的一句话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我先去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培训学院进行专业训练。在那里，我见到了中国情报史上的几位传奇人物，耳闻了国际间的暗战种种。我明白了自己干的活儿，然后以温州为基站，一干就是十五年。

十五年是段不短的时间，我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天地里穿行。开始我还惦记着小说，写过一部反映大学生活的长篇，然后与文学渐行渐远，基本就算断掉了。我几乎认定自己会干一辈子的隐蔽活儿。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死亡事件。

那年冬天，我最要好的一位工作搭伴出差匈牙利。在寒冷的冬夜，他从斯洛文尼亚返回布达佩斯，途中由于路滑，车子不留神陷在路旁的积雪里。他下车蹲看，想着怎么把车子从雪堆里弄出来，这时一辆打滑的轿车向他撞来，将他抬到空中。半小时后，他死在附近一家叫希尔福克的医院里。几天后，我和他的家人来到这家医院的太平间，搬尸工将他的尸体从一个长匣里拉出，白布打开，露出一张苍白而清瘦的脸。那一刻，我的脑子有些飘。我弄不懂一个人怎么可以死在万里之外一个毫不相干的医院里；我猜不透对某个生命来说，死亡到底有着怎样的秩序和命定。随后，我们将他抬到柩车上，运往布达佩斯火化。一路上，我们的车子跟在柩车后边，柩车上醒目的十字架在我眼里时远时近，让我产生一种神秘的宗教感觉。

过了不久，我心里有了重拾小说的念头。我先写了中篇《诗人匈牙利之死》。

我终于没有待在那片旁人看不见的天地里直到老去。我出了一扇门，走进另一扇门。这一回我看了看周围，自己送给自己一句话：站着进来，躺着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