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荣光与困境

清莲

                         莫言的荣光与困境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遆存磊

       2012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作家莫言，他因此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

“诺奖”在国人心中，已经萦绕了几十年，以至有了极深的焦虑感，只要到了每年的10月颁奖季，众多媒体都会参与报道，年年盼，年年失落，被称为“诺奖情结”。前些年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加深了这种焦虑。

面对西方世界的发达经济与文化水平，以及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荣誉与奖项，国人有着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态。排斥之吧，显然有酸葡萄心态，过于追求吧，似乎有损面子。于是，诺奖，长时间成为国人的一块“心病”。此病灶的养成，来源既有最近三十年的历程，更重要的，还有中国近代以来百多年积贫积弱的民族屈辱史，给我们极深的创痛积淀。

而今年，诺贝尔奖评委会把文学奖颁发给中国的莫言，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不意味着什么？自然是一个十分有意味的话题。

为什么是莫言

莫言获奖之后，公众反应呈现两极化，赞者有之，骂声有之。前者一望便知，先不说，后者可以分析分析。后者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不喜欢莫言的作品，认为他的小说写穷荒，写野蛮，写饥饿，写血腥，土气十足，再加上语言恣行无忌，总之看不下去。基于审美的取向，情有可原，人毕竟都有喜欢什么与不喜欢什么的权利，口味的问题是不必勉强的。另一类呢，是从政治方面非议与抨击诺奖，认为诺奖评委会是因为政治因素给莫言的奖。这种观点其实是有着对诺奖评审标准的忽视或无知的。创始者诺贝尔在遗嘱中，规定将文学奖颁发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在百余年的发展中，评委会对“理想主义”的理解与阐释也在随着时代发生变化，大致有从古典美学、人道主义向挑战极权专制、坚守良知与自由的嬗变脉络。笔者以为，诺奖评委会如果考虑政治倾向，其选择应恰与现在相反，不会把奖项给共产党员及在官方机构担任职务的莫言，现在给了他，如评委所言，只是基于文学标准。

还有地域因素，诺奖已经很多年没有授予亚洲作家了，虽然是“欧洲文化中心制”，但地域的平衡也是他们考虑的因素，毕竟获奖名单里如果长期只有欧美的作家，有太保守的嫌疑，且会减弱在全世界的影响。外界盛传的今年最终的竞争对手是中国的莫言和日本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已被提名多年，但评委会今年选择了莫言而不是他，我想或许是因为村上小说的通俗意味较重。当然，只是一种猜测。

那么，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行列里，莫言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可以考察一下本世纪以来的十三名获奖者，既有很有影响力的巴尔加斯·略萨、哈罗德·品特、奈保尔、库切，也有比较冷门的赫塔·穆勒、耶利内克。就作品水准而言，笔者以为，莫言大约能在中间的位置，处于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莫言算不上大师级的作家，但仍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委是绝然不愿砸自己牌子的。而我们可以看到，诺奖评委会也有某种焦虑，他们既把奖项给予世所公认的大家，但从不放弃自己去“发现”尚未得大名的作家，以体现自己的眼光与价值——尽管要冒一定的风险。帕慕克、赫塔·穆勒、耶利内克如此，莫言亦在此列。

对于自己在华语作家中所处的位置，莫言显然具清醒的认识，“我心里也很清楚，中国作家中写得好的成群结队，能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有很多，我是很幸运地得这个奖”。而在国内作家中，为什么是莫言，不是别人？从创作水准而言，与莫言写得一样好的还有贾平凹、王安忆、余华等。但为什么诺奖选择的是莫言？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评委会的颁奖词：莫言“将幻觉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到一个出发点”。莫言小说的特点首先是很土，乡土气息很浓，但同时也很洋，在于他的表现手法，有魔幻现实，有荒诞，有文体拼贴杂糅；很洋气的写作手法去表现极乡土的内容，对外国读者而言，是既新奇，又少了理解与接受的隔阂的。而其他的中国作家比如贾平凹，但很难想象外国人能完全读懂他的《秦腔》，那么本土化的内容，那么中国式的书写手法，大约是只有中国人自己可以领略其中的好处的；至于翻译，意想中的难度大得令人止步。定居瑞典的中国作家陈迈平曾谈起王安忆作品的翻译，“王安忆的语言风格就像工笔画，很难翻译”，西方人对精雕细琢的中国作品，不太容易接受。而莫言的创作根源于他生活的故土山东高密，民间性极强，也受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威廉·福克纳的影响，这在西方人看来显然是比较亲切的，也就意味着，他们从莫言这里，既看到了中国，也看到了他们自己文化的折射。而且最近这十多年中国作家的作品进入海外，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莫言，他的小说的翻译语种和数量是最多的，读者和研究者也超出了其他作家，这对莫言能进入诺奖评委会的视野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莫言的获奖意味着什么？有两种声音，一个是说意味着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是中国崛起的象征；另一个与此相反，说莫言获奖只是他个人的胜利，没有必要夸大其词往宏观的方面扯。我想，文学的边缘化，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长期以来被骂得一塌糊涂，并不会因为莫言的获奖一下子就咸鱼翻身，具有了集体走向世界的资格，它的好处与许多弊端还是摆在那里。说莫言获奖只是他个人的胜利未尝没有道理，写作是一项寂寞的事情，写作者需要独自面对文学创作中所遭遇的所有困难与挑战，他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者，写得好与坏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才能与努力。当然，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注意，对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海外的传播肯定是有好处的，这些因素不能否认。

莫言的困境

“讲故事的人”，这是莫言于2012年12月8日在瑞典学院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的题目。整篇演讲由一个连接一个的故事构成，莫言不仅讲述着自我的人生历程与文学观念，且暗中有着对国内舆论争议的委婉自辩。这其中的滋味是复杂的，“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莫言尽管如此讲，但貌似随风而散的话还是要说的，他终究没有放下。

莫言在演说中又一次讲述了顶撞老长官的故事，这与他在此前的访谈中多次引用的贝多芬与歌德的故事是同一脉络的。这是对批评他长期在公共议题中或沉默或趋向官方观点的回应与辩护。莫言的意思是挑战权威许多时候是没有风险的，向“国王的仪仗”鞠躬反而需要勇气。如此的观点表面看也未尝说不通，但细想给人的感觉总是似是而非，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太多，全面考量的未免太少，似乎有些以偏概全了。

莫言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莫言事实上在争取自己作为一个“沉默者”的权利，从常理而言，这自然是不错的。且诺奖评委会言明将奖项授予莫言，是基于文学标准，与政治无涉，这大约更坚定了莫言要以写作来证明自己，而非“言论”，因为“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但事情的吊诡在于，中国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分得清葱是葱、蒜是蒜的舆论区域，没有单纯的奖项（如“诺奖”），没有单纯的退赛（如奥运会刘翔退赛），什么都搅成一团，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将自己择得清清爽爽。

莫言反复强调，“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至之后发生了很多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而我们恰恰可以看到另一面，短期内的舆论对莫言刺激之深，乃至要在演说的讲台上重复申明。不过我想，这番言辞未必能够打动与说服那些对莫言有批评言辞的人，因为双方的立场之不同。评论家朱大可曾说，“莫言不是头戴荆冠的耶稣，他只是一个渴望成功的职业作家而已。这种‘诺贝尔圣徒’和‘乡愿作家’之间的角色错位，成为引发‘莫言争端’的全部根源”。没错，莫言的愿望是做一名好的小说家，他也的确做到了，在此之前，亦偶有对他的批评（非文学类的），但终究零零星星、不成规模；但诺奖风波以来，铺天盖地，呈压倒之势。只是因为他的愿望之单纯，与另一方对诺奖得主道义承担的极大期待之间的错差，我猜测，这种争议恐怕不仅在这短短的颁奖季会出现，以后的特定时期、特殊事件中大约亦会风波再起的。

自然，莫言所面对的难题是倏然被放大的，其实，他的困境长期以来为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所感同深受。在此种意义上，莫言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