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众多民间公益组织因无法登记注册成“黑户”

再生者为何

中国众多民间公益组织因无法登记注册成“黑户”

2010年12月14日 18:04   来源：新华网 作者：王帝

7人死亡，多人受伤。
这不是一次矿难的死伤数据，而是仅仅几个月间爱心公益人士为援助青海玉树灾区而付出的代价。
在死伤背后，隐藏着公益人士、政府部门与现行体制的诸多尴尬。

爱心公益已成“高危行业”

4月17日，四川省邛崃市平乐镇的志愿者杨代宏，孤身开车运送矿泉水前往青海玉树地震灾区，途中发生车祸，不治身亡。
4月23日，青海兴华医院职工张建华在完成8天的医疗救援工作后，在返回西宁途中遭遇车祸死亡。
6月11日，民间公益组织“平行公益”发起人张亚莉和她的队友陈涛在玉树遭遇车祸，张亚莉伤势严重不治身亡。
9月18日，香港乐施会内地工作人员在前往青海玉树地震灾区途中，在距离玉树县约100公里处遭遇车祸，志愿者牟逸超遇难，队友张鸿受和罗松昂江受轻伤。
10月27日夜，香港义工曾敏杰等一行5人驾车前往玉树囊谦县，运送过冬物资，不幸发生车祸，连人带车坠下百米深渊。曾敏杰、杨浩和藏族志愿者布桑当场死亡，另有两人重伤。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4月至10月的半年内，仅在青海玉树地区，爱心人士在进行公益事业活动中直接遇难的已有7人，另有多人受伤。
11月28日7时许，歌手韩红在赴甘肃舟曲慰问演出的途中，所乘车辆侧翻。所幸韩红身体并无大碍，事故也未造成人员伤亡，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车队再次上路。
两年前，韩红在去汶川地震现场献爱心的路上，也遭遇过类似的车祸。在2008年汶川地震，韩红带头发起“爱心救援行动”，在前往都江堰的途中，他们一行人所乘的汽车与一辆运土货车相撞，车门被撞烂，车窗的玻璃也严重破损，万幸的是，车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公益事业已俨然成为‘高危行业’。”长期从事公益活动的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健中心负责人祁永金说。

有人说他们死于压力

“公益是一种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吗？是爱心人士和志愿者的生命禁区吗？这是上天为那些选择了一种与大多数人不同道路上的前行者，而专门设置的陷阱吗？”祁永金在他的博客里写道。10月25日，爱心人士冯继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祁永金认为，冯继春是因为公益工作压力过大才导致意外。
“由于大多数的公益项目都在灾区、偏远地区，工作时间很长，但是由于交通等条件较差，往往事倍功半，达不到资助方所想的公益效果，再加上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很多公益人士都身患抑郁症、十二指肠溃疡、颈椎病、心脏病等疾病，面临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祁永金说。
“公益工作面临的压力是不能以常识来估计的。”祁永金曾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今天，民和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在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门诊部，机构员工冻得瑟瑟发抖。为了资助方和受益人满意，我们也曾每天只吃一餐，不喝水不上厕所来节省时间开展义诊，我们的极限是一人每天接待140位患者。”
“对我们来说，压力大是常态。”祁永金说，“白天我要接诊来筹集资金，真正公益上的工作要从晚上12点才开始，有时甚至会忙到第二天清晨五六点。”
压力不只来自于工作，家庭有时也是爱心人士的一种“负担”。
一位中年妇女不断地拨打着一个电话号码，听筒中却一直重复着一句话——“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她怀疑所拨号码的主人——她的女儿张茹玮可能已经遇难。事实上，正在四川从事公益事业的张茹玮当时正在翻山进入藏区的途中。张妈妈在重复了不知多少次拨打之后终于拨通了女儿的电话，她这才了解到是张茹玮行至山里突然没有了信号。张妈妈在电话那边一直哽咽着，“女儿是妈妈的一切”。
“就是妈妈的牵挂让我彻底放弃了留在藏区继续做公益的想法。”张茹玮说。
爱心人士的最大敌人是环境，这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命。
26岁的马广超是辞去山东老家月薪3000元的工作，才来到海拔4500米的玉树偏远地区进行支教工作的。当记者问他平时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他没有抱怨高原反应、偏僻、环境条件差和没有经济来源，只是淡淡地说：来回的路程有些困难。
然而这条路被他轻描淡写提到的路却让他的“战友”失去了生命。10月27日，在通往马广超支教所在地的路上，曾敏杰、杨浩和布桑遇难，王瑞和俄金曲桑被甩出车外致重伤。
“作为他们的联系人，我本来应该在这趟车上的。”马广超对记者说。

再生者为何

有人说他们死于“无知”

青海青年志愿者协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巨大的压力因素之外，“青藏高原地区自然环境较为艰苦，许多外地爱心人士对此了解甚少，准备不足”，“民间公益组织在安全保障方面缺乏很多知识”。

缺乏相应信息不仅会给爱心人士带来危险，也会造成其他一系列问题。

《求是》杂志最近刊文称：前往灾区的志愿者大都为自发志愿者，他们的行动不能得到有效组织，效率不高；志愿者没有经过相关的专业培训，也没有相应的意外伤害保险，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保证；有的志愿者盲目去灾区，反而给当地政府增添麻烦和负担，玉树地震中，大量无序志愿者奔赴玉树灾区，使狭小的结古镇堵车50公里，经过3天的疏导才恢复交通秩序；还有少量“志愿者”以志愿服务之名行非法行为之实。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在总则中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在第四章“应急处置与救援”中规定：“……人民政府……调动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力量……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我国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应急保障”中规定：“动员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志愿者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的细则对志愿者等如何参与应急救援作出规定。

其实，爱心公益人士所缺乏的信息在地方政府都可以获得。正如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咨询时说：“公益组织在进行活动前，一般都要先跟当地政府联络，作好策划和准备。”

“但现在政府遇到的问题就是许多自发的爱心人士‘来无影，去无踪’，不与政府接触。政府方面很难掌握其信息，更谈不上合理的组织和有效的保护了。”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如是说。

有人说他们死于无助

“虽然很多自发的志愿者对政府不信任，但其实，我们并不是不想去向政府寻求信息和帮助。恰恰相反，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民勤志愿者协会发起人韩杰荣说，“但这种希望往往落空，我们只能自己独自面对那些有时令人绝望的压力。”

甘肃省民勤县东邻腾格里大沙漠，北接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西连祁连山，曾是一片美丽的绿洲。目前，民勤的荒漠化面积已占土地面积的94%%，荒漠边缘以每年3米至4米的速度向绿洲推进。

2004年，韩杰荣建立了拯救民勤网，立志要还家乡青青禾稼，粼粼渌水。2006年，他与那些愿意为民勤环境一起努力的同行者，成立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2007年，他们试图与政府开展一些合作，却在最后环节被无视，项目归政府，协会出局。2009年，他开始谋求不依赖政府、基金会独立生存。他制定了募资计划，但是所得甚微。

据了解，当公益人士寻求当地政府帮助时，如果没有正规注册的组织，政府一般不予理会。有些政府会给公益组织提供支持，但仅仅停留在口头的表示，能真正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的情况并不常见。

“我也知道，很多民间公益机构都是没有注册的，政府也无法甄别谁是真的献爱心，谁是借献爱心之名行不法之实。”一位草根公益机构的负责人这样解释。

“公益人士去要求政府帮助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说，“因为公益人士不是跟政府对接的，而是和公益组织对接的。一个正规的公益组织去联系政府寻求帮助，就会显得比较正式、有地位，政府也会比较重视。”

但“正规”的公益组织却并不多。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说，民间公益组织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兴起，估计目前在全国已有上百万个，它们是公民自愿发起、为公益目的设立、独立运作的民间组织。刘开明说，目前90%%的民间慈善公益组织没有注册或是进行工商注册。它们没有注册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注册，而是它们一直找不到门路。

“现在民间公益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设计，基本上把没有政府背景的民间公益组织都排除在外了。”徐永光说。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工作人员证实了徐永光的说法。“根据规定，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有三类组织，分别是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三类组织的管理则是以‘双重管理体制’为原则，就是说除了民政部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一般为政府部门，也可以是政府部门认定的团体组织，如中国科学院。只有经过业务主管单位确认之后，才能够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如果找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单位的话，政府部门往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徐永光说。

民间公益组织多半是“黑户”

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就无法登记注册，很多公益组织就成了“黑户”：没有公章，没有权威部门的承认。这些“黑户”公益组织接受捐款和捐物也成了“合情不合法”的行为，很难得到人们的信任和社会的支持，企业和个人都不敢与其开展深入的合作。

“我们到偏远地区进行公益活动的时候，甚至会被认为是国外反华恶势力指使的。”祁永金无奈地说。

据统计，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合法注册的民间组织38.1万个，其中大部分具有官方背景，至于没有注册的民间自发组织的数量，有的学者估计已超过 300万。

“由于大多数公益组织是不被政府认可的‘黑户’，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更多选择将物资和劳动亲自直接送到我们想帮助人的手里。”祁永金说，“每一名公益人士都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与困难，但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作出前进的选择，哪怕前面是一条不归路。”

“现在，公益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尽管很累，但是我的心里很快乐，这种快乐是无法用金钱、权势得到的。”祁永金说。

俄金曲桑是玉树当地的公益人士，也是在10月27日曾敏杰车祸中的生还者。重伤的俄金曲桑在苏醒后，不停地道歉说：“对不起，我没把物资送到位。”当记者问他在康复后会不会继续从事公益事业时，他笑了，“当然”。

“那你不怕因为疲劳再出危险吗？”记者问。

他回答：“不怕。”

“在我心里，能够将民间公益坚持做下去的人都是勇士。”一位草根公益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