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筒儿将军”

再生者为何

                         有一种“筒儿将军”

                                                                                                                             朱国良

　　秋天有一乐：围观斗蟋蟀。这些天你若去杭州岳王路走走，在感受这一道市井风景之外，肯定会有新奇和怀旧的感受。

　　蟋蟀这东西，谓之“百日虫”，在花鸟虫鱼四大“风雅公子”中争议最多，分野最大。既为皇帝高官所宠重，也为平民布衣所钟爱。既出过贾似道、马上英这样误国害民的“蟋蟀宰相”、“蟋蟀相公”，使其蒙垢千载；可是，蟋蟀也为苏轼、黄庭坚、曹雪芹、梅兰芳等文人墨客所喜爱。

　　玩蟋蟀，其实是爱其勇猛，爱其敢斗，记得古人有“五德”颂扬之。饲养这虫儿，最恨的就是“筒儿将军”，杭人所说的蛐蛐筒，就是用细毛竹割锯而成的一只小竹筒。听听这厮叫声不断，看看模样也是不错，却只会在一方小天地里自鸣得意，一旦放到盆子里打斗，马上现了原形，成了“缩头将军”。尽管多少年没玩蟋蟀了，可那“筒儿将军”的称谓却常常吐露在我们的话语中，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不是么，现今有些独生子女在家可霸天，出门如羊羔，不敢问声路，不会办件事，往往被谓之“筒儿将军”；初出茅庐的青年，一味沉湎书山学海，“窗前老一经”，一旦投身社会实践，则如坠五里云雾，茫然不知所措；还有不少的孩子，常常是“老鼠扛枪——窝里横”，生存能力、自理能力日渐减弱，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标准观照下让人有些失望。

　　前些时候，北京一所学校与一支外国学校比赛足球，尽管年龄上大好几岁，却是输得惨不忍睹。难怪有专家评述，中国的孩子少了一份侠气，少了一点士气。真的，我不想读到这样的夸奖：前些时候，杭州一位二年级小学生独自上学和回家，穿马路、过小巷，成了一桩新闻。在这些“筒儿”中，新生代安于做“筒儿将军”。他们在电脑、电视和娱乐节目、流行音乐的嬉戏下，活得格外潇洒，开着空调吃冷饮嫌热，盖着鸭绒被睡觉怕冷，头戴耳机走路，口哼小调跳舞，在他们眼中，现实生活诗化了。娱乐化的生活情调正在软化众多青少年的生存能力。 那么，这个奶油味的、玫瑰色的“筒儿”是谁苦心或精心筑成的呢？无疑是父母以及社会的所谓“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我们不可能企望孩子个个成将军、当元帅，但是要他们做个有用的人，能好好生活的人。不想要求他们都有李白击剑、陆游射虎、辛弃疾气吞万里如虎的本事和气概，也不要求他们每个人有“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的文武双全， “将军对敌夜敲棋”的深谋远虑，但应要求他们有戚继光将军“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的坚毅不拔，有飞将军李广“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英雄气概，有岳武穆精忠报国的雄心壮志。唯有磨练，唯有刻苦，唯有搏击，唯有创造，由此，人生才不会是一张苍白的试卷，生命才不只是一个空洞的命题。

　　打破“筒儿”天地宽。个体的生存能力是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造就，不可能通过遗传、注入溺爱获得。当我们世代赖以栖息的生存背景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洪波荡涤了世袭的传统观念，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嬗变动摇了既定的生活格局之时，再不打破这样的“筒儿”，只会是贻误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