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性的美暖暖地弥散于小说之中 “四个打通”是王干对汪曾祺小说的评价。在他看来,汪曾祺是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第一人。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没再写出伟大的作品,而汪曾祺则把现代文学的文脉接到了当代文学。汪曾祺把白话文和中国传统文学相关联,他写的是白话,但其小说、散文都有唐诗宋词的韵味,有《古文观止》《清明上河图》的韵味。汪曾祺还打通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他早期小说属于现代派,写得非常时尚,但后来汪曾祺不再注重外国的形式,而是借助小说的灵魂,表达对人的关注,对人的悲悯。汪曾祺的第四个打通在于连接了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汪曾祺曾经在赵树理主编的通俗杂志《说说唱唱》当编辑,后来经历反右、下乡,接触了大量的民间文学。汪曾祺的书画也是把文人画跟民间画打通,很多绘画小品都有民间色彩。 小说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高邮、西南联大、农科所、京剧院是经常出现的四大背景。高邮是汪曾祺的故乡,1920年他在那里出生,那里的风物人情构成汪曾祺小说最鲜明的艺术特质;40年代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现代的、世界的眼光以及文学写作技艺;50年代末他戴着“右派”帽子下放到农科所,在接受劳动改造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文革”中他被调去参加“样板戏”《沙家浜》的创作,一度的“荣宠”终究不能迷惑作家良知,后来他的写作总是与政治喧嚣保持距离,却贴近日常生活、民间风习与悠远传统。同许多作家因洞悉所谓的“世道人心”而变得冷峻不同,汪曾祺始终温情脉脉,他心怀悲悯与敬意,将温润仁爱、自然通脱的人性美暖暖地弥散于小说中。杨早回忆,上世纪90年代,汪曾祺在《读书》上曾发表文章,题目是《使这个世界更加诗化》,他在文章里近乎决绝地反对小说写作的深沉,觉得小说应该让人在生活中看到希望,能够由书写去认知什么是真善美,打心眼里对假、丑、恶有强烈的反感。 在他的小说中寻找历史的拼图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杨早见过汪曾祺两次。1994年他跟着做现代文学研究的父亲第一次拜访汪老,心情激动犹如现在的青年见到了周杰伦。他当时请汪老题字,汪曾祺写的是:小说是删繁就简的艺术。杨早说:“这句话我印象很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汪老跟很多同时代的作家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家谈到汪曾祺,一般都会特别关注他的语言、文本,但杨早思考的出发点有些与众不同:“我一直好奇汪曾祺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本次出版的《汪曾祺小说全编》,上册收录的是1949年之前的作品,中册、下册是1949年之后的,杨早认为,恰恰是这个创作界限构成了汪曾祺的多重角色。“我觉得他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曹雪芹,在写上册时是大观园里的一分子,而到了中下册,他已不再是大观园的一员了。” 汪曾祺是民国文学文脉中非常活跃的一个人,被看做是京派文学最后的余韵。所谓“京派”,指的是在现代文学中的一批作家,如林徽因、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大多是南方人,到了北京,组成了京派,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实践比较崇尚西方,注意写作技巧的现代化。杨早认为,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和诗歌,已经渐渐跟世界文学同步。经过30年的积累,中国现代文学对世界关照的连续性、对传统资源的继承、对民间资源的挖掘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果时代允许,像萧红、穆旦、沈从文,包括汪曾祺,如果这些人能按照他们的路子写下去,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最后推出来的璀璨的光会是现在无法想象的。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的前辈,包括他的同龄人,基本上都不写了,有几个在写的也不是第一线的写作。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汪曾祺异军突起,他这时大部分的作品是带有回忆性质的写作。“他的身份转化了,他不再是大观园的一分子,而是住在西山黄叶村开始回顾一个时代的记录者。”杨早说,从汪曾祺的小说出发,可以慢慢地从文学、历史、社会中探寻民国世界,然后反过来再看汪曾祺对小说里的人物和社会,得出的理解往往会更加深刻。杨早将这个过程称为历史拼图,他说:“《汪曾祺小说全编》的出版,为我这样的研究者提供了最全面的拼图资料。不管是文学欣赏的阅读,还是作为文学社会性的材料记录,我们都会从里面读出跟以前了解的不太一样的汪曾祺和他的小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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