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儒：巴金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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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喜儒：巴金物语


来源：北京晚报　　陈喜儒　


一


1980年4月，我随巴金、冰心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本访问。虽然根据当时的规定，出国的代表团有二百元礼品费，但全团十二个人要在日本访问十七天，会见各界巨擘翘楚，这点礼品费只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下，我写信、打电话，请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准备些礼品，届时统一调配使用。


巴老从上海带来程十发、唐云、陈秋草等大家的十几幅画作，均已装裱好，还配了锦盒。不说别的，光是那些锦盒，就不会少于二百元！中国作协的领导说，巴老不拿工资，完全靠稿费生活，这些画都是巴老请人画的，他肯定要答谢，咱们帮不上忙，但装裱和锦盒的费用应该报销。我和巴老的女儿李小林说了好几次报销的事，但巴老坚持自己承担这笔费用。


中国作家代表团从长崎回到上海后，巴老又自掏腰包，在静安宾馆为大家饯行。当时摆了两桌，年长者一桌，我、李小林、冰心的女儿吴青等坐在另一桌。宴会开始后，巴老起身，颤颤巍巍地举着一杯葡萄酒慢慢朝我走过来，对我说：“小陈，全团你最辛苦，谢谢你。”我万万没想到巴老会特意给我这个随行的无名小翻译敬酒，不禁百感交集，平日滴酒不沾的我，一仰脖，把一杯葡萄酒全灌下去了。


说句老实话，当翻译是个苦差事。外行人肯定以为翻译西装革履出入高级酒店宾馆、跟在政要名人身后风光无限，殊不知每场活动都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都是对译者文化修养、知识储备、政治素质、反应速度、表达能力以至于精力、体力、脑力和心理承受力的全面考验。这里头的苦、累、难自不必说，个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只有自己知道。其实我也想过换一种活法，但自幼对文学的喜爱，又使我难分难舍、挂肚牵肠。


在纠结与彷徨中，我有幸在巴老身边工作，亲身感受巴老对翻译的重视、关怀和尊重。仿佛是拨云见日，我豁然开朗，不仅找到了前行的方向，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更找到了“此生足矣，夫复何求”的职业荣誉感。


二


1980年11月，日本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电影《望乡》的原作者山崎朋子应中国作协的邀请访华。11月3日上午，巴老在寓所会见山崎，并且接受了她的采访。将山崎送走后，我和上海作协的李楚成、徐钤于11月4日下午去看巴老。


由于陪外宾见巴老时要负责翻译，我没机会与巴老聊天，所以每次送走外宾后再去看看巴老，在巴老身边坐坐，问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几成定例，我戏称为“开小灶”。


按下门铃，等了一小会儿，我听到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大门一侧的小门慢慢打开，巴老站在门口，和我们一一握手。昨天会见山崎时，他穿了一身蓝色中山装，脚踏黑色皮鞋；虽然中山装是新的，但不像高级毛料，更像混纺或化纤之类，板正、挺括得有些生硬。今天，巴老脱下“礼服”，换上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脚蹬白色塑料底、黑布面的懒汉鞋。这双鞋不知穿了多久，相当破旧，前面还有一排洞，大脚趾的那个地方洞最大，可以隐约看到脚趾尖。或许巴老觉得这双鞋穿着舒服，还能再穿一阵子，就没扔掉，但只对“内”不对“外”，怕影响不好。


我对巴老说：“巴老，我明天回北京了，来向您道别。北京那边有没有什么事情？”


巴老说：“意大利作家代表团要来，我不想见了。最近身体不好，总感冒、咳嗽，气管也不好，事情又多。”


我想起往事：“春天去日本时，您的身体、精神都很好，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巴老自己也疑惑：“从瑞士回来时身体也很好，就是这阵子，不知怎么了。”


我向巴老汇报：“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会报上，我看到您和井上靖的合影。”


巴老说：“那是他到上海，我去饭店看他时拍的。中国笔会成立了，至今没有什么活动，牌子挂出去了门却关着，这样不好。清水正夫说要来，来了没有？”


我答：“还没有。听说他要与美国合拍史沫特莱的《朱德传》。”


巴老问我：“我的近作第二集给你没有？”


“没有。”


“那我送给你。”


巴老从楼上拿了《巴金近作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在扉页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没写日期。他问我还要什么书：“什么书都可以，我给你寄。”


我一时想不起来，就顺口说了《家》，我小时候读过这本书。巴老说：“好的，我给你寄。”


巴老像往常一样，把我们送出大门，挥手告别。


回北京后不久，我收到了巴老亲自打包寄来的《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上写“赠陈喜儒同志 巴金 八○.二.二一”。后面的日期写错了，应该是十一月二十一日。


三


1984年5月9日，我和徐钤随巴老赴日本参加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东京大会。巴老是大会特邀的荣誉嘉宾，由东道主负担他和李小林的国际往返旅费及在日期间的食宿费、交通费。我和徐钤是随行人员，也跟着沾了光，所住房间虽然没有客厅，但面积要比一般的标准间大一倍，而且不收房费。


大会发给巴老和李小林的餐券面额为每天两万五千日元，约合人民币两千元，即使在物价水平居日本之首的东京，也相当于普通市民半个月的伙食费。巴老和李小林邀我和徐钤一起吃饭，这样既能为代表团节省外汇，又能聊天，一举两得。


我们一般都吃中餐，以苏菜、浙菜、粤菜为主，菜品多，可以随便点，味道不亚于国内的名厨。我本是饕餮之徒，若在平时，肯定风卷残云，一饱口福，但因行前忙于各项准备工作，着急上火，浑身酸痛，还有点儿发烧，面对美馔珍馐，食欲不佳，如蜻蜓点水。巴老看两个人的饭四个人都吃不完，很惋惜，鼓励我：“我年轻时，家里的剩饭剩菜都由我打扫，浪费了太可惜。这里面你最年轻，应该多吃些。”但我实在是没有胃口，吃不下去，每顿饭都剩不少。后来，我们就不再按餐券的面额点菜了，以清淡的菜品为主，能吃多少就点多少，有时干脆来碗清汤面，基本上做到了不剩或少剩。虽然实际花费不到餐券面额的一半，让饭店老板占了便宜，但总比铺张浪费要好。


当时，巴老住在我们隔壁一个带客厅的套间，套间的面积大，灯也多，我数了数，总共二十九盏。每次有活动需要外出，我们会提前十分钟到巴老的房间，巴老早已穿戴完毕，领带打得板板正正，皮鞋擦得亮亮晶晶，他坐在沙发上或床头闭目养神，手杖就放在身旁。离开房间时，他总要仔细检查一遍，看灯、电视、音响等是否关好。有一次他已经把房门锁好，但不知想起什么，又慢慢走回去，打开房门。我以为他忘拿了什么东西，原来他要把写字台上的灯关掉。省电、省水、省菜、省粮，即使在国外，不用巴老花一分钱，他也一丝不苟，须臾不忘……


四


我手边有巴老的三封信，信纸和信封都不同。其中两封信的信纸虽然泛黄发脆，但毕竟是整张的，第三封信用的是大半张绿格稿纸。仔细看，这是一张四百字的竖写稿纸，不知是写错了还是有别的用途，反正裁去了一块，也许巴老觉得这张稿纸还能用，扔掉太可惜，就用它给我写了封信。


其实巴老写作用的稿纸，也五花八门，参差不齐。比如写《随想录》（见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巴金随想录手稿本》）时，他就用了“收获社”“我的稿纸”“外国文学研究”“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上海人民出版社”“杭州市文化局群众艺本馆”“人民文学”“杭州市文协”“上海文化出版社”等多家单位的稿纸。我问李小林：“‘我的稿纸’（香港上海书局监制）是巴老自己印的吗？”她说那是巴老给香港写稿时人家送的。倒是1946年写《寒夜》（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寒夜：手稿珍藏本》）时用的稿纸比较整齐，仅有“波文稿纸20×20互生书店印制”“上海求益书社精制20×20求益稿纸”两种。


巴老题词也不讲究笔墨纸张，他心里应该是惦记着这件事，突然想到一句话，自觉满意，就随手抓起一张纸记下来。


记得1984年初筹备中国出席国际笔会东京大会时，我负责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约请巴金、冰心、艾青、艾芜、丁玲、公木、林林、草明、杨沫、冯牧等四十余位著名作家写文章，分别在《人民日报》《日本文学》《外国文学》上发表。二、在《日本文学》《外国文学》上组织翻译、发表一批有分量的日本中短篇小说。三、给全国的相关出版社发函，索要历年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在大会会场举办小型展览，展示我国翻译、研究日本文学的成果，以扩大影响，营造气氛。


当时有人提议请巴老、冰心、艾青、林林题词，将其印在《日本文学》“祝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召开”的专号上以壮声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请示后分别给四位老人家写信求题词。巴老的题词似乎来得最早，用的是一张二十厘米长、十厘米宽的横格白纸，看样子是从笔记本上裁下来的，他用钢笔横书：“我期望东京的盛会取得圆满的成功。”那期《日本文学》名家荟萃、诗文并茂、异彩纷呈，受到中日两国作家的欢迎和赞扬，成为中国笔会代表团的礼品书。


五


巴老晚年最迫切的愿望，是建一座现代文学馆。他说：“文学馆是我一生的最后一个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它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他不仅提议、呼吁、号召，而且身体力行，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款捐书。他的第一笔捐款就是十五万元，占当年全部存款的一半以上，他还表示今后要把所有著译的稿费全部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1989年4月，《随想录》日文版的译者石上韶病故后，石上韶的妻子带着《随想录》的全部版税一百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七万元）专程来上海华东医院面呈巴老，巴老当场把这笔版税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杨犁。


1990年，巴老荣获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奖金为五百万日元。他把这笔奖金分成两份，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三百万日元，捐给上海文学基金会两百万日元。


除了鼎力支持中国现代文学事业的发展，巴老也十分关心教育事业的情况，以不留名、不宣传、不报道为前提条件，请人代他二十七次为上海的希望工程捐款，共计五十六万元。


巴老一生捐了多少钱，可能是一本糊涂账，没人说得清，包括巴老的家人和他自己。


巴老说过：“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作为一名自食其力的作家，他的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来得不易，也有限。他终生的积蓄，可能远不如时下顶流演员出演一部电视连续剧的酬劳多，但为公益事业，他甘愿慷慨解囊。


这位自奉甚薄的老人，恰如鲁迅先生自况：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