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维桢志》作者徐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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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七载传铁崖


——对话《杨维桢志》作者徐晓刚
　　
　　今年6月19日是杨维桢去世650周年，徐晓刚捧出了厚厚的三册《杨维桢志》，给先贤送上一份厚礼。


　　杨维桢（1297年1月19日-1370年6月19日），诸暨枫桥人，元末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世称“铁崖先生”。他的《铁崖先生古乐府》，被张雨誉为“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


　　今年60岁的徐晓刚，为了编纂《杨维桢志》，闭门7年，沉潜史海，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结撰此书，“当终于自认为可以交稿，窗前虽只偶觉阴晴，户外却已数易寒暑。”


　　《杨维桢志》通过对杨维桢大量原始文献的梳理归类，还原一位文化史上艺术名家大师的形象。同时，也通过大量与杨维桢有关的重大文化活动、重要学界名人的文献钩稽，解读那个时代文学史、艺术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关键细节。


　　其人也豪，其文也高


　　来源：绍兴日报 ●记者 沈卫莉


　　

　　其人也豪，其文也高


　　记者：杨维桢是怎样一个人？


　　徐晓刚：宋濂这样描写杨维桢:或戴华阳巾、披羽衣、泛画舫于龙潭凤洲中，横铁笛吹之，笛声穿云而上，望之者疑其为谪仙人。晚年益旷达，筑玄圃蓬台于松江之上，无日不宾，亦无日不沉醉。当酒酣耳热，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倚凤琶各之，座客或蹁跹，顾盼生姿，俨然有晋人高风。


　　其实，杨维桢是个很入世的人，他进士出身，正儿八经当过元朝的官，却因秉性耿直，总想着为民除害，为民喊冤，仕途不畅。好在，旷达不羁的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取得了崇高地位。


　　杨维桢身处俗世而不为世俗所囿，率性疏放，敢作敢为，其为人，其为文，莫不如此。


　　记者：您如何评价杨维桢的文学艺术成就？


　　徐晓刚：为了挽救诗歌的颓势，杨维桢象一位斗士，顽强地坚守着、弘扬着他的诗学主张:“诗有情有声，有象有趣，有法有体，而禅之提唱、武士之叫呼、文墨生之议论，不在有焉。”


　　在诗歌创作上，杨维桢非常有定力，写别人所不敢写，而对众人趋之若鹜的所谓“雍容典雅”不屑一顾。一句“此岂有诗哉”，他不惜将早期所作付之一炬，向带着枷锁和面具的所谓“传统”告别，从此“不敢出一语作末唐、季宋语，惧其非诗也”，无异于一次自我革命。他的这种理论和实践，让身处诗坛暮霭中的有识之士由衷地喜欢，以为看到了文学的本来；但在附庸于文化专制的人们眼中，却是对“文以载道”的反叛，是“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的“文妖”。


　　中国古代诗坛上，大家、巨匠不在少数，能成为诗坛领袖的却寥寥可数。以杨维桢为核心的创作群体，则被称之为“铁崖诗派”。杨维桢在诗歌艺术上的不懈探索、特立独行，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无法撼动的地位，但大势所趋，他只是成为了一座傲世的孤峰。


　　杨维桢的书法也时时处处透露着他的率真，恰如写诗一般，从不遮遮掩掩，被今人称之为“乱头粗服”，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无奈他诗名过隆，书名不显。明李东阳说:“杨铁崖不以书名，而矫杰横发，称其为人。”


　　杨维桢年轻时用力最勤的是《春秋》，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所以，他在史学上同样有极高的造诣。


　　解索古代文人思想艺术奥秘的重要样本


　　记者：您编纂《杨维桢志》的初衷是什么？


　　徐晓刚：学习。1981年，我从当时的绍兴师专毕业后，一直在机关工作，虽然怀揣着研究古典文学的梦想，但是始终未能如愿。2011年提前退休后，时间总算属于自己了，却感到学业已经荒芜。所以从头再来，选择古籍原本来读，从断句开始，这是一种“恶补”。


　　我是诸暨人，选择“诸暨三贤”的杨维桢作为研究对象，这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白：“扪头想想，我们尊敬先贤，可除了足够的热情，又做了多少冷静的学问？”


　　杨维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当下学界对杨维桢的研究，显然还很不够，有许多疑问尚未解开。特别是前人的一些失误，还在被后人不断翻炒着。


　　“诸暨三贤”中的另两位王冕和陈洪绶，虽然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画家。我对书画研究不够，故未敢涉及。


　　记者：这部书最大的特色在哪里？


　　徐晓刚：如果说《杨维桢志》有特色，那便是“没有先例”。


　　文献汇编一类的书很多，仅就杨维桢而言，古人的一些笔记、诗话，便已有这种味道。这些书在给人以方便的同时，却往往也要为“以讹传讹”担一定的责任。为了尽可能地避免这一点，我将采集到的原始材料，用书影的形式呈现出来，努力提供原汁原味的东西。书中的释文，和作为读书札记的“徐按”，仅供参考，即便这些文字错了，读者也还有书影可以参照。


　　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寿勤泽先生在《序言》中说：“这部《杨维桢志》，首先当然是一部杨维桢研究的文献集成，但又不仅限于此，它所体现出来的沉着和严谨，也值得更广泛的读者去细读慢品。”这显然是太过誉了，但我心里却美滋滋的，不在于他说我的好，而是因为他读出了我的心意。


　　记者：编纂这部书，难在哪里？


　　徐晓刚：编纂此书要找到古籍原本已属不易，还要在这当中对版本有所选择，这是编纂此书最为费时费力的地方，也是最考验人的地方。但寻找和选择的过程，却非常地滋养人。


　　记者：在一部文献集成里，您为何附记“徐按”，这出于什么考虑。


　　徐晓刚：这些都是当时的读书札记，有的面面俱到，有的点到为止，对文献的解读或能提供一点帮助。这部分内容，在书中分量颇重，是我读杨维桢过程的“游记”，虽时有沾沾自得之处，但尚须冒浅陋无学之名。现在看来，有些地方说得太多了，也有说错的地方。


　　杨维桢传稿明年将出版


　　记者：您说编纂此书的目的不在于结果，而在乎过程，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什么？


　　徐晓刚：黄溍《跋赵公临王右军书》的这几句话说得极好：“今人临二王书，不过随人作计，如卖花担上看桃李耳。若赵公，乃是枝头叶底亲见其活精神者。此未易与俗子道也。”赵孟頫曾经一遍遍亲临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故谓“亲见其活精神”。但多数人，并没有多少直接观摩真迹的机缘。


　　我从古籍原本入手，也是此意。挂在树上的果子，有的毛绒绒，有的粉嘟嘟，有的还沾着清露，决不是那些被打磨得油光滑亮的可比。


　　所谓“古籍原本”，并非都是源头，而是一条流淌的河。直接由此入手，可以看见河水是如何由清澈变为混浊的。


　　要问我“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什么”，还是那句话：“只有亲历此过程才能得知。”这不是卖关子，我实在是说不好有多少可以明确，因为那只是种感觉，一种被滋养的感觉。我将此书寄了一套给骆寒超先生，两天后就接到先生的电话，在19分钟的通话中，先生一再强调“过程”两字，说我的这句话让他感动。他的这份“感动”，真让我激动莫名。


　　记者：您为编纂此书，听说闭门谢客7年。


　　徐晓刚：前些天写了首《六十初度（并序）》，我想大约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一甲倏忽，香醪残杯。私喜知止，槎客星台。概浦旧韵，铁崖新梅。云回月寂，春野老莱。诗以纪之，鸡足寒灰。


　　庚子重逢一息间，听风听雨闭柴关。


　　半生碌碌忝鱼雁，几日悠悠恋末班。


　　无是无非无北斗，有情有意有南山。


　　南山豆熟夸琼液，聊驻星台钓月还。


　　无论学识还是心力，都让我自觉渺小，要避免力不从心，就做点力所能及的。不管时风如何，我且踏实地“从我做起”。既然是自己喜欢的事，就要努力做深做透，也便只能心无旁骛了。在旁人眼里，也许看我很辛苦，尤其是确实让家人担心了。说实话，辛苦是有的，有时候用时过久，甚至觉得体力不支，但做着自己喜欢的事，非常快乐。


　　记者：听说您正在撰写《杨维桢传稿》？


　　徐晓刚：近7年来，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在了杨维桢身上。从元明清古籍中，广泛搜罗相关材料，逐一梳理、解读，编纂了《杨维桢志》。书籍出版后，也引起了一些关注，但说到头这只是一部文献整理方面的书，是我学习杨维桢过程中的资料积累。出版这部书，一是为了宣传杨维桢，再就是为研究杨维桢的爱好者们提供些方便。就我个人而，则不过是一堆卡片而已。如果不小心吸引了太多的关注，以致于把这部书当作是我研究杨维桢的成果，这让我觉得很难为情。


　　《杨维桢志》交付出版后，我把精力用在了杨维桢传记的写作上。首要任务是把他的一生讲完整。所谓“完整”，我的理解中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把他人生中的亮点讲透；二是要使散珠成串。


　　目前初稿已经完成，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是，已经把杨维桢行历中的主要关节点都打通了，没有了大段的空白。此书正在进一步修改中，顺利的话，明年或可出版。

　铁笛图局部（左一是杨维桢） 　　明·吴伟 作

　　链接：


　　杨维桢，又作维祯，字廉夫，号铁笛道人、抱遗老人、东维子等，世称铁崖先生。他于文学、艺术、历史等诸多方面，均有很高造诣，是通才型的一代巨匠，尤以古乐府创作著称于世。其诗歌创作，探求艺术本质而追唐溯汉，反对“主理尚意”而挑战时风，开创了引领风气的“铁雅诗派”。其散文则平实雅正，不迂不涩，内涵丰富而又文简意畅。其辞赋多有心迹的表露，不图藻饰，存世作品最多。其史著立足“《春秋》大法”，《正统辩》是历史学的重要论著之一，编年体史著《宋三百年纲目》则不幸被毁。其书法率真不羁，张扬个性，历来不乏肯定的声音，如今则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和喜爱。


　　存世的杨维桢著述，主要有：《铁崖先生古乐府》十卷、《铁雅先生复古诗集》六卷、《杨铁崖先生文集》十一卷、《铁崖先生诗集》十集、《铁崖先生古乐府补》六卷、《东维子集》十三卷、《丽则遗音》四卷、《铁崖赋稿》二卷、《东维子文集》三十一卷、《铁崖文集》五卷、《铁崖漫稿》五卷、《史义拾遗》二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