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是民国时期家国情怀深厚的一位文化巨匠。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于文史哲、数理化等诸学科都有建树，是我国少有的几个学术通才之一。
杜亚泉所处的时代，正逢中国文化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时，西方文化裹挟着资本、技术席卷东方，横扫天下，与中华文化发生激烈冲撞。许多国人，尤其是留洋学子，将国家贫弱的板子，打在“国学”身上。认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导致我国积贫积弱，必须坚决摒弃，全盘西化。声浪之高，波及之大，史无前例。这当口，一部分知识分子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作出审慎思考，发出自己声音，杜亚泉便是其中杰出代表。
一、定位中西文明
杜亚泉认为，中西文明是两类不同质的文明。中国属于“静”的文明，西洋属于“动”的文明。此为不同地理条件所决定。他说，文明发生犹如草木，常因土地性质而别。中华文明，发达于大陆内地之黄河沿岸，土地宜于农业，民常以安足为事，竞争较少，故而决定其“静”的性质；西方文明，发达于地中海岸之河口及半岛之间，交通便利，人多贸迁远服，竞争自烈，故而决定其“动”的性质。“静”的文明“淡泊如水”；“动”的文明“浓郁如酒”；前者“乃各自相安之结果，凡社会中之各个人皆自然存在者，非扰乱社会，决不失其存在之资格”。后者“以为社会之存在，乃互相竞争之结果，依对抗力而维持。若对抗力失调，则弱者败者即失其存在之资格”。（杜亚泉1916年《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他指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杜亚泉1916年《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若欲西方文明完全取代东方文明，势必水土不服，此路不通。他大声向国人喊话：“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此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杜亚泉1918年《迷乱之现代人心》）而且进一步认为，“吾国固有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杜亚泉1916年《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他提醒国人应有民族文化自信。说：“吾代表东洋社会之中国，当此世界潮流逆转之时，不可不有所自觉与自信。”（杜亚泉1917年《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这是杜亚泉100年前的话，于今听来依然如醍醐灌顶，声声入耳。地理环境决定或影响文明形态，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观点。但以此规定中西文明，是杜亚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贡献。他的这个立论，直接影响30年后的钱穆（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199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页）。
二、辨析新旧问题
文化的新与旧，是新文化运动学界热议的中心话题。当时不少人均以为仿效西洋文明者为“新”，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杜亚泉认为，“新”与“旧”并非恒定不变，随着时代前进而转化。他说：“今日所谓新者，较之曩时讲求西艺倡言新法者，固有进步；即所谓旧者，亦非曩时视欧美为夷狄，斥新学为异端者，所可同日而语矣。”他认为“新”“旧”是个时间概念，并非价值范畴。“新”不代表一定善，“旧”不一定等于恶。“新与旧，非新者固善，旧者固恶。”（杜亚泉1916年《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因此，杜亚泉反对有人提出的“先破后立”文化革命方针，主张“先立后破”文化改良路线。说：“吾固有文明之特长，即在于统整，且经数千年之久未受若任何之摧残，已示世人以文明统整可以成功。今后果能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杜亚泉1918年《迷乱之现代人心》）对于人们热议的“新”“旧”观，他站在更高层面提出：凡能“创造未来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为旧。”又说：“不能不以主张刷新中国固有文明，贡献于世界者为新，而以主张革除中国固有文明，同化于西洋者为旧。”（杜亚泉1919年《新旧思想之折衷》）立意之高远，见解之深刻，振聋发聩，超凡入圣。
三、调和中西文化
在杜亚泉眼中，中西文化除了上面讲到“静”“动”性质之分以外，尚有诸多异趣。比如，国人讲“天人合一”，西洋人持“天人对立”；国人“重事实而忽原理”，西洋人讲逻辑而重原理；国人内向，重家庭，崇私德；西洋人外向，重团体，崇公德。文明之间正因为有差异，所以才需要进行互补调和。用现在的话说，叫作多元融合、交流互鉴。杜亚泉认为这种调和是必然的。他说：“两文明相互接近，故抱合调和，势所必至。”“吾侪今日当两文明接触之时，固必不排斥欧风，侈谈国粹，以与社会之潮流相逆。”（杜亚泉1916年《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他认为，西洋的资本技术和理性思维方法，可以补中国之不足，在保全中华文化独立性的前提下沟通融和，取长补短。他说：“中国社会与欧美社会，文明之根柢既不同，则生活之方法亦自然各异，与其违理性以仿效他社会之文明，不如循理性以行，随时势而加以调节之为愈也。”（杜亚泉1918年《推测中国社会将来之变迁》）当然，这不是无条件乞求照搬。“一国有一国之文明，取他人所长，以补吾之所短，可也。乞他人所余，而弃吾之所有，不可也。”（杜亚泉1913年《现代文明之弱点》）他主张科学地刷新中国固有文明。说：“现时代之新思想，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效仿而已。”（杜亚泉1919年《新旧思想之折衷》）那么，怎样调和中西文明方能共享双赢，有没有双方都能接受的价值尺度？对此，杜亚泉说：“适于人类生活者为归。”“则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即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许为模范的文明。”“但文明之发生，常由于因袭而不由于创作，故战后之新文明，自必就现代文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而以适于人类生活者为归。”（杜亚泉1917年《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实际上，杜亚泉的学术思想何止中西文化。于其他领域也都洞若观火，不乏先见之明。比如，1911年，他提出政府“减政”思想。“减并官厅，减少官吏，减省政务。”（杜亚泉1911年《减政主义》），他说的“减政”，就是精兵简政。然他的这个观点要比李鼎铭向毛泽东主席建议的“精兵简政”早30年。再如，1915年，他提出晚婚晚育家庭婚姻观，主张国民平均结婚年龄在男20多岁，女20岁的情况下延迟10年，以压减人口（杜亚泉1915年《戒早婚》），和1918年《推测中国社会将来之变迁》一文中分析的“劳动力递增为1、4、9、16、25……级数时，生产之递增仅为1、2、3、4、5……级数。”与马寅初《新人口论》某些观点何其相似，而时间上则要比马寅初早近40年。又如，1917年，杜亚泉提出关注改善农村、农民的精神需求。说：“农村之娱乐，亦不能以旧有者为限，亟宜随时势之需要，寓教育于乐，使农民略有相当智识，以应外界之潮流。”（杜亚泉1917年《农村之娱乐》）与今天农村兴建文化礼堂，振兴乡村战略又何其相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限于拙文题旨与篇幅，点到为止。
总之，杜亚泉学术思想既不保守，故步自封，也不盲从，随波逐流，于当下我们强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有契合。杜亚泉学术思想，是亟待人们引起高度重视、深入挖掘的富矿。
发表于 2019-2-21 08: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