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里摇曳生姿的形态 ——李燕燕《师范生》的叙事智慧与时代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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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里摇曳生姿的形态
——李燕燕《师范生》的叙事智慧与时代观照


来源：《山西文学》2025年第7期　　王珊珊　




对李燕燕创作的关注，缘起于她在《山西文学》发表的几篇文章。无论是《杂病记》，还是《公租房小区里的老年爱情》，她总能在粗粝的现实里淬炼出人文主义的关怀，在当代日益被“热点”携裹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展现出鲜明的辨识度和突出的个人风格。而今，《师范生》这部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师生群体为叙事主体的作品先是在《山西文学》上首发，继而以全书之姿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所以接到她的评论邀约，我既感荣幸，又觉得是一种始于文字、终于共鸣的美好相遇。


叙事：灵巧与镶嵌


《师范生》关注了“师范生”这一特殊历史群体。文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成绩优异的师范生将青春献给教育事业，为现当代教育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然而，随着时代发展，高校本专科师范招生扩大，中师教育渐显疲态，不断出现新的机遇与挑战。作品通过对西南地区师范生杨大萍、杨小萍等人故事的记录，以及刘丽荣等不同地区师范生人生经历的采集，反映出师范生这一群体的经历与成长。同时，《师范生》还将典型人物和案例延伸到目前的高等师范教育，展现了中师教育由盛到衰、高等师范教育从稀缺走向普及的过程，精准地把握住了教育发展的大势，深刻地体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教育之变、社会之变，以及人生之变。


熟悉作者的其他作品不难发现，这种“以小见大”的创作方法，她轻车熟路。其实，纪实类作品通过小人物映射大题材的写法，并不易写。重要的是需将个体经验与时代共性有效衔接起来，才能既见溪流，又观沧海。《师范生》这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人物访谈与历史考据双线并行的叙述方式。詹姆斯·伍德说：“文学和生活的不同在于，生活混沌地充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但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意。”李燕燕深谙此意，所以在人物访谈间融合了小说的叙事技巧。在人物的塑造上她尽可能地用丰富的细节来呈现。比如刘丽荣父母调亮、她却又默默调暗的煤油灯，这一细节不仅生动地展现出家庭内部微妙的情感互动，更宛如一个精巧的叙事窗口，让读者得以窥见那个时代家庭生活的艰辛与温暖。“醪糟荷包蛋”“腌菜”“行李箱”等等，许多人、诸多细节境遇的相互交织，不拖沓、不累赘，展现出小说般“移步换景”的叙事智慧，反过来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读文学中的细节，去读细节后的生活与真实。


与此同时，作者在叙述过程中适时加入历史背景和政策考据，在将典型人物置于时间轴上展开故事的同时，也有条不紊地将当时的政策与之巧妙勾连，时间与因果悄然地在字里行间推移。从考上中师就是名闻七里八乡的“女状元”，到“最后一批分配的中师生，在工作中不仅要承担较重的教学任务和管理责任，往往还要面对比较低的工资、较差的职业前景、较少的尊重关怀。中师毕业分配再也不是过去令人艳羡的吃‘皇粮’”的际遇转变，作者没有局限于紧盯一个典型人物下笔，而是引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师范生的人生境遇，其笔下铺展开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师范生”这一群体丰富而复杂的命运长卷：从1980年教育部发文兴盛中师，到1999年政策转型引发的中师衰微，再到2012年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带来的职业门槛提升，这些冰冷的文件条文，在作者笔下化作了某中师校长手中“一沓沉甸甸的文件”，化作了毛世伟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学记忆，化作了赵红为“城市户口”报考中师的时代选择。


在档案的冰冷数据与民间口述的温热记忆之间，作者找到了个体经验与时代共性平衡点：通过个体叙事的方式，将师范生的故事与时代发展紧密交织，让读者感受到中师生群体的奋斗精神和时代价值，让历史记忆在现实语境中获得新生。


节奏：变与不变


故事从30多年前杨氏姐妹考师范开始，又回到2019年夏杨大萍女儿小妮考师范，形成环形叙事，形成一种富有深意的呼应。它巧妙地将两个不同时代、有着不同追求的个体整合在一起，把不同时代对于理想和择业的多元解读融合其中，让读者在时空交错中感受到时代变迁对教育事业及个人选择的影响。


30多年前，刘丽荣家境贫寒，从贵州大山中艰难走出，凭借优异成绩考上中师改变命运，后来在村小教书时，为学生做腌菜、动员孩子上学，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毛世伟同样出身贫困，凭借自身努力，在激烈的中师竞争中脱颖而出，没有复读就成功上岸，体现出他的聪慧与坚韧。赵红作为城郊女孩，考中师是为了获得城市户口，改变身份；刘凤则因家庭困境，选择中师来减轻家庭负担，任教后将自己在困境中获得的坚强传递给学生，同时也成为支撑家庭的顶梁柱。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怀着不同的向往成为中师生。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在困境中展现出的坚忍不拔、积极向上的精神，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为教育的发展贡献了力量。这些人物形象饱满立体，他们的经历既有独特性，又共同勾勒出那个时代师范生的生动群像。正如何西来所说，“写人就是要写人的精神”，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深入挖掘他们的精神内核，让每一个人物都饱满立体，跃然纸上。


30多年后的今天，教育环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师范生群体依然在时代的浪潮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汪小静因2021年一次暑期支教活动的经历主动报名“三支一扶”，毕业后去边疆支教，她怀揣着 “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实现那些孩子的理想，也展现自己的青春价值”的信念，在艰苦的环境中绽放青春光芒；2021级师范生吴克建“一口气报了三个班，一个AI创作班、一个书法班，还有一个小视频制作剪辑班……现在的生活节奏，感觉就像是高三，没有时间玩，没有时间谈恋爱，时间紧迫”，展现出当代师范生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2022级参加地方“优师计划”的伍同学说“选择这个专业，是受到了初中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的影响”，这份对教育者的崇敬与追随，延续着教育的薪火；2022级秦同学提出“如果我当了老师，那么要先教学生做人，然后再说学习成绩”，彰显出当代师范生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思考；来自新疆的杜同学选择师范是因为“所读的初中和高中都是被支教的学校”，她立志要将这份温暖与希望传递下去。


可以看到，在环形叙事的脉络里，作者巧妙设置了多重对照。师范生在不同年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理想追求与身份认知不断发生着变化。师范教育经历着深刻变革，师范生们也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调整自己，适应新的需求与挑战。然而，30多年过去了，教书育人的初心和责任没有变。如文中刘慧兰教授说的，“教育是一项塑造灵魂的事业，若选择了做一个师范生，也就是主动选择了责任。作为培育下一代的未来教师，师范生尤其需要对职业的敬畏心。”这句话，将不同时代的师范生串联起来：他们曾是被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代人，如今又成为改变他人命运的引路人，一代又一代。地区和时代的区别，并不是人生价值实现的阻拦。唯有奋斗，才能冲破困境；唯有主动求变，才能在时代浪潮中续写师范教育的新篇章。


作者说《师范生》（节选）在《山西文学》发表后，引发了广泛反响。来自微信群、朋友圈、私信的读者反馈纷至沓来，一同摇曳出《师范生》这棵“大树上那些茂密的枝叶”。不禁让我想起这段话：“我们读《开放城市》，合上书，接下去是否一仍其旧，还是那么浮光掠影地看待这个世界？” 同样，读完《师范生》，我们是否也该停下脚步，思索教育的意义，感受历史的波澜与平寂，感受师范生群体那份跨越时空的坚守与担当。


文学姿态：和而不同


有人评价李燕燕的作品是“带着体温的批判”“建设性的批判”，恰如其分。自2016年《天使PK恶魔》以来，她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关注普通群体。一头连着当下的喧嚣与温度，敏锐捕捉时代的瞬息万变，赋予作品即时性的新闻特质；一头扎根于过往的创作风格中汲取养分，让一脉相承的选材风格贯穿始终。这种以文学介入社会的姿态，使作品超越了单纯的叙事层面。在《无声之辩》中，她通过聋哑人案件揭示司法体系的漏洞；在《社区现场》中，她以基层治理案例映照政策执行的复杂性。然而《师范生》的表现，“和而不同”。


相信如果想到中师生、师范生，很多人会想到“应试教育起源”“民办教师身份”“城乡教育鸿沟”“双减”等问题，以及那些今天在“内卷”漩涡中沉浮的年轻教师，正在理想和择业中或迷茫或碰壁的师范生等等，细思之下，会发现作者似乎在刻意回避这些普遍关注且尖锐的问题。在《师范生》中，她隐藏批判，选择了“带着体温”“建设性”地呈现。她愿意展现中师生群体在时代浪潮中的主动突围：有人通过自考提升学历，有人在乡村教育中探索特色教学，有人转型为教育管理者推动改革。她更愿意通过新一代师范生的选择传递希望——杜同学因“被支教”而选择成为支教老师，伍同学因为受老师的影响选择教师职业，这些细节都在诉说着教育的魅力，在于它永远是一场“点燃火炬”的接力赛，而师范生的身份，从来都是光荣与责任的同义词。由此再看，《师范生》表达的是对中师师范教育的回望，是对充满希望并敢于奋斗的人与时代的致敬，是教育精神如何在代际传递中永葆生机，是对相互照亮生命这一教育本质的立体阐释。


对比她《师范生》同时期作品，不难发现李燕燕创作脉络中的深层嬗变。如《当代》2025年第一期发表的《长不大的他们》，以及《广西文学》2025年第二期《困在时光中的救赎》，前者聚焦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后者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其落脚地都是理解与救赎，这表明在李燕燕看来，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一定要鼓足勇气并积极寻求解决途径。更值得注意的是，李燕燕还敏锐捕捉到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常陷入的“功能性联结”，正蚕食着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与共情。我们习惯了整洁明亮的办公环境，对垃圾桶偶尔堆满的垃圾嗤之以鼻、心生埋怨；我们习惯了一点即达的外卖服务，却很少去思考外卖骑手系统算法控制的时间博弈；我们对久等不到的出租车抱怨的时候，却又忽视着他们在市场冲击下生存困境……透过李燕燕的作品会发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理解，不应该只压缩在“功能”里。她广阔的写作笔触并非旨在单纯暴露问题，而恰恰在于以文学唤醒共情：呼吁大众跨越认知壁垒，以理解消弭隔阂，用善意托举希望。在这样的立意之下，我觉得李燕燕的创作更加难得。并且，《师范生》或者说2024年，是李燕燕创作有变化、更精进的一年。


洪治钢在《论非虚构写作的社会认知价值》一文中曾写道：“非虚构写作在介入现实的同时……它还极力介入读者的内心世界，以此获得情感和思考的内在认同。”当我们在文字中与这些师范生相遇，看见的不仅是他们的人生，更是中国教育的昨天、今天与明天。那些在时光里静静流淌的故事，终将在读者心中激起回响。《师范生》这部作品既显示着李燕燕愈加成熟的叙述经验，也彰显出她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对人文关怀的执着坚守，的确是她在报告文学创作上又一次精彩的实际表现。在创作谈中，她写道，“我一直在记录，记录这些枝叶在时代里摇曳生姿的形态。”其实不仅是记录师范生，她书写了、还将继续书写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这既是她个人创作的坚守，也提示着创作者在文学与社会的交融中不断探索前行，让更多的形态“在时代里摇曳生姿”。

（作者简介：王珊珊，山西灵丘人。现供职于山西文学院。有文章数篇见诸《文艺报》《山西文学》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