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教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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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教子之道
从《梁启超家书》说开去


来源：北京晚报　　李硕儒　　




人生在世，谁不希望家庭和睦，事业兴旺？为人父母，谁不希望子女德才兼备，有所作为？尽管“此事古难全”，并非没有范例可供参考，比如梁启超。梁启超有十个子女，除一人早夭外，竟出了三个院士，其余六人也各有所成。近读《梁启超家书》，颇得教益。


要兴家，先自强；要教子，先正己。生逢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十六岁中举，十七岁拜康有为为师，二十二岁进京参加会试，协助恩师发起“公车上书”，二十四岁出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宣传变法思想，二十五岁返京参加“百日维新”。1898年7月，梁启超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这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的政治学说。1913年，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梁启超坚决反对，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袁世凯死后，他出任段褀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17年退离政坛，次年旅欧巡访，归来即投身于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1922年起，他到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他在思想、政治、教育、史学、文学上的灿烂成果自不待言，单是胸襟和公心，就尤可称道——晚年因患肾结核便血，协和医院决定给梁启超行肾切除术，不幸的是值班护士标错了位置，致使主刀医生将健康的右肾切除，留下患病的左肾；人命关天，这样严重的医疗事故发生在如此德高望重的人身上，北京的媒体自然是持续抨击，以《现代评论》和《社会日报》最为激烈。可梁启超却在几天后，于《晨报》副刊发表一篇短文，意在维护协和医院的声誉，维护引进未久、人们尚持怀疑态度的西医，称他们的错误决非有意为之。以世所罕见的宽大胸怀对待西医的引进、旁人的失误和自己的生命，北京的媒体只好适可而止，不再多言。这等胸襟和公心，梁启超自然希望影响到自己的子女，给他们的成长道路以正向的影响。


尽管忙于著书讲学，身体状况也不甚理想，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引导和关爱，却未曾懈怠。因子女们大多与他不在一处，平素交流只能依靠书信，他一生写给子女的信竟多达四百余封。尤其是1924年至1928年，七个年龄大些的子女在美国、加拿大或工作，或留学，书信往来更为频繁。对自己的子女，无论大小，他一律称“宝贝”，并且给每个人都取了外号；特别是对小儿子梁思礼，他借用英文“Baby”的发音，称其“老白鼻”……在“父为子纲”“严父慈母”天经地义的时代，梁启超却极力倡导自由平等、释放天性的家庭氛围，这为子女想象力、创造力的发挥和成长创设了无限的空间。可见，若想使子女成才，父母要先做好观念准备、心理准备、德行准备、才情准备；你可以没有梁启超的渊博才学，但不能没有起码的道德修为。


在这四百余封信中，梁启超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最多。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她在梁启超膝前的时间最久，从小梁启超就教她读书，两人的心性最为相近；二是因为她与做外交官的丈夫周希哲常驻加拿大，距离在美国、加拿大留学的弟弟妹妹最近，加之母亲久居北京、病重早逝，她顺理成章有了“长姐如母”的责任与担当。梁启超不但将几个子女的学费、生活费一并汇给她，由她量情分发，还将给其他子女的书信统写于她，这使得她能准确领会父亲的心意，并且助益于自身的成长。最感人的是，梁启超在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象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粗读，或许以为这不太像父亲跟女儿说的话；细想，却是切肤之言。为人——无论父辈、子辈——谁不希求爱和哄？人老了，往往重生童心，渴望有人去爱、去哄，何况他已预感到大限将至，再难相见，怎能不吐出心底的话？这才是真性情的流露。


对长子梁思成，梁启超是“慈中有严”。1923年5月8日，他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详述了梁思成、梁思永遭遇车祸一事，称十一时许，“思成、思永同坐菲律宾带来的小汽车出门，正出南长街口，被一大汽车横撞过来，两个都碰倒在地”“思永满面流血”，约二十分钟后，“思成渐渐回转过来了，血色也有了，我去拉他的手，他使劲握着我不放，抱着亲我的脸，说道：‘爹爹啊，你的不孝顺儿子，爹爹妈妈还没有完全把这身体交给我，我便把他毁坏了，你别要想我罢。’”“我那时候心真碎了”……梁思成死里逃生，此后一直拖着一条残疾的腿，但他首先想到的并非自己的痛，而是对不起父母，痛悔自己没保护好父母给他的身体……面对这般知恩、感恩的儿子，梁启超怎能不心碎！其实在梁思成的成长过程中，梁启超更多是以“严”的形象出现的，比如他在1912年给梁思顺的一封信中说：“然思成所得《四书》乃最贵之品也。可令其熟诵，明年侍我时，必须能背诵。”在1916年给梁思成、梁思永的一封信中严厉批评道：“新遭祖父之丧，来禀无哀痛语，殊非知礼。”提及他们俩的学习成绩时，强调“若能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怠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以至于梁思成因车祸住院时，梁启超都希望他“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闇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


对子女的灵魂放飞，他给予绝对的自由；对子女礼仪道德的缺失和求学求知的怠惰，他秉持“零容忍”的态度。至于子女专业、婚姻的选择及至游学考察路线和工作的安排，他以尊重为主，不忘从旁引导和建议。梁思成在就大学所修专业征询他的意见时，他说：“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思成选择建筑学后，他又致信叮嘱：“所学太专向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想到建筑艺术之美博大精深，欲达所成，必须开阔眼界，融东西方之美于一身，梁启超建议已成婚的长子，偕他喜收的“另一女儿”林徽因巡访欧洲，连路线都规划好了：“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从此可以看出，梁思成成为世所瞩目的建筑学家的原因和经过。


在多子女的家庭中，父母的精力大多集中于最大的孩子和最小的孩子身上，梁启超也很难摆脱这一定律。不过与寻常家庭不同的是，他爱心公允，且基于每个子女的年龄、性情施教。如对次女梁思庄，因她“性情太枯寂”，容易被忽略，所以梁启超对她的专业选择尤其在意：“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梁思庄听从父亲的建议，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生物学，但她对生物学实在提不起兴趣，梁启超听闻此事后赶忙去信：“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后来，梁思庄更换专业，终成一代图书馆学家，料想梁启超若泉下有知，也会笑出声来。


梁启超用他的学养才情与深沉父爱引导、教育九个子女，帮助他们一步步走向成功。虽然时过境迁，他的教育观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从中汲取营养，培养具备良好素质和健全人格的人，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