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野性——读索南才让中篇小说《姐妹花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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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野性——读索南才让中篇小说《姐妹花商店》


来源：收获（微信公众号）　　肖千超　　




我因某种原因，最近又重读《姐妹花商店》，这是索南才让“商店系列”中的一篇，首发在《收获》杂志2024年第2期。


如果说青年作家群体中，让我找一位比较喜欢的作家，我想我会选择索南才让，原因很简单，是他的语言风格。第一点，他的语言叙述非常平静，故事的情节走向不是靠人物的行动推进的，而是在作家的语言中徐徐推进，这并非在说作家刻画人物的功力问题，而是在说作家讲述故事的能力；第二点，他的语言总是让我联想起很多外国经典译制作品，或者说很多蒙古族作家的作品会让我有这种联想。从前我读国外的翻译文本多一些，大约知道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都有一个转译的过程，即便这个过程可以被简化，但他无论如何都需要在内心将蒙古语转译成汉语再写下来。这种转译不是简单的语码切换。不过，因为我对语言学不甚了解，我不能给出具体的例证；第三点，语言就是作家的品位。相较于那些以方言为特色的写作，或是以白描手法直白呈现的文字，蒙古族作家的语言风格，更显现出一种极强的文学性；第四点，是我个人对蒙古族作家的作品怀有一种特殊的偏爱。这种偏爱，源于我的文学启蒙。那些最初接触的蒙古族作家的作品，或是以草原生活为背景的文学创作，始终影响着我。这种启蒙，塑造了我的文学审美，也让我对蒙古族作家的作品，始终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恋。


我想先说说仁钦这个人物。他最终没有选择复仇，是什么让他丧失掉了蒙族人的血性？是因为他只是捡来的孩子而没有必要为非亲生父亲和哥哥报仇吗？我觉得是他经受的教育，或是所谓的文明。他所经受的那些只给了他更好的生活，却让他变得懦弱。仁钦的困境在于，他既是草原的儿子，又是现代文明的寄居者。这个被捡来的孩子始终处于双重放逐的状态，在更德拉家族眼中，他是外来者。在县城单位里，他是“没有根基的人”。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风湿病”成为绝妙隐喻。当仁钦自嘲“骨头比天气预报更准”时，他揭示的不仅是生理的病变，更是文化基因的慢性溃烂。温泉疗养院的药浴像一场荒诞的净化仪式，浸泡其中的肉体越是舒展，灵魂的裂隙越是清晰。这种撕裂感在“姐妹花商店”的账本中得到具象化，仁钦被迫用现代货币结算传统人情，每一笔消费都在消解他作为牧人的尊严。


实际上，《姐妹花商店》反映了两个深层次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身份认同的悲剧，仁钦既无法完全融入文明的世界，也无法回归到他的蒙古根源的草原。另一个是文化冲突的悲剧，小说中的羊毛收购站、商店，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这些现代文明来到草原上，对草原游牧文明是毁灭性的打击，要知道在游牧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间隔着工业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讲，草原游牧文明保留着人类最古老的生活方式，也是人类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小说中的铁皮招牌与安库的墓碑，构成了草原上最刺眼的现代性坐标。前者是消费主义的临时据点，商品陈列如同文明的解剖标本。后者是游牧记忆的化石，铭刻着未被翻译的创伤。阿秀姐妹在账本上添加的“利息”，与仁钦在望远镜中对墓碑的遥望，形成残酷的互文——草原正在被两种记账方式同时收割。不过，索南才让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克制的。当转场牧民将羊毛换成方便面，当博尔迪的出租车变成婚车，作家并未陷入简单的文明对立叙事。


多说一点，是关于小说的结尾。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开放性结局，我却看见一个严密的叙事螺旋。当阿秀选择留在草原、仁钦驾车离去时，表面的人物离散实则是文化困境的终极闭合，即现代性不是外来的风暴，而是草原自身长出的病灶。


纵观索南才让的小说，以“复仇”小说、“寻父”小说居多。《姐妹花商店》可以看成是“复仇”小说，可能正是因为小说在讲述“复仇”故事的原因，这个小说并没有去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或者说没有去到诗的境界。相较于索南才让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荒原上》，以及《在辛哈那登》和《我是一个牧马人》所展现出的苍茫诗意，蒙古族作家张承志《黑骏马》的史诗气质，《姐妹花商店》是索南才让对“中间状态”的独特捕捉——他的草原不是供人凭吊的“诗意乌托邦”，也不是文明冲突的“宏大战场”。这使得小说获得了更复杂的当代性，当最后一车羊毛驶离夏营地时，我们看到的不是文明的胜利，而是一个文化杂交体的诞生——它既不属于草原，也不属于城市。就像仁钦镜中“青扑扑的胡须”，在两种文明的晨昏线间野蛮生长。就像阿菊将帐篷擦拭得“熠熠生辉”，焕然一新的秩序与卫生，恰似现代文明对游牧生活最温柔的暴力，将草原的野性连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