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在写作中完成对历史与命运、自我与人性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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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新作《人间信》研讨活动举行
麦家：在写作中完成对历史与命运、自我与人性的审视


来源：文学报　何晶　


“如果说《人生海海》讲天下事，《人间信》写的就是心里事。”麦家如是定义自己的最新长篇小说《人间信》，所谓“心里事”，是人如何被困在命运之中，和内心幽灵厮杀。写作这部小说，他寻求的是心灵的解放，“我一度被困在童年，内心有个幽灵，这本书是驱赶幽灵的，寻求解放的，同时也想助力那些像我一样曾被过往和缺憾困住的人。”该书研讨活动日前在杭州举办。


“《人间信》代表了麦家呈现给我们一种新的可能性，也呈现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新的面向。小说以‘我’为中心和视角，讲述一个家族四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命运变迁，对人性进行深度挖掘，同时对江南地区的风情地貌、文化习俗、道德、地理、伦理等都有丰富而深刻的表达。”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看来，《人间信》在题材和叙事方式上都有新的探索，小说仍然带着一种传奇性，只是这种传奇性由情节层面的追求转为对人性伦理层面的极度探究，麦家将对历史与命运、对自我与人性的审视，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小说家族史和大历史交叉叠合的叙事结构，使得历史没有游离于人的命运之上、人性之上，历史溶解在家族、人性、伦理各个方面，也使小说有着多重价值维度和多层阐释空间。


评论家南帆认为，长篇小说有两个大的类型，一种是开阔而驳杂的，一种是清晰、精深甚至有点透明的，他将《人间信》归类为后者，因为小说一开始就从人的内部入口，情节交融在内心的感情之中，将亲人之间的爱与恨，包括伤害都写到了接近极致，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多重冲突都在家庭伦理的内部。但小说中父子矛盾的核心情节，儿子的“审父”、父亲的反击，最后在社会伦理之中达到爆发，家族伦理叙事跟社会伦理叙事由此交错，两代人的情感悲剧更为凸显，“要问的是，家族内部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观念跟社会文化之间产生巨大的分裂，我们能找到一条协调的道路吗？《人间信》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也是一个好的作品留下的思考之处。”


麦家的这种“清晰、精深甚至有点透明的”写作，显然在最近的两部长篇《人生海海》《人间信》得到了集中呈现，评论家贺绍俊从中看出了一种端倪，“麦家更看重命运大起大落的人物，因为命运大起大落就有可能将一些本质的东西表现得更加充分。”与此相对应的，是麦家对写社会变迁不感兴趣，“他不想做一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启蒙者，也不想通过小说对历史进行评判，他就想成为一名人类学家，成为一个人性的洞察者。因此他在书写家族人物的命运起伏时，他最感兴趣的是人物之间的人伦之情，命运发生变化、遇到挫折的时候，人伦之情就会受到挑战，他要把每个人物在这样的时刻是怎么表现的真实地书写出来。”当麦家把人伦之情扔到烈火中焚烧去检验它的纯净度，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拷问人伦之情时，也就毫不留情地写到了人伦之殇，“人伦之殇就像是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砺，人伦之情又会在人们的内心复苏，这就触及到了本质，人伦之情与中国人的灵魂是纠缠在一起的。”


灵魂的自我拷问，评论家王春林将其看作是《人间信》的最本质之处，“小说里‘我’既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又是主要人物，跟这个人物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严格的、深入的、严苛的自我审判的精神，那种忏悔的意识表现得非常突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在‘罪与罚’的命题上存在。”


《人间信》里的这个“我”在许多人看来具有麦家个体经验的影子，小说带有自传性色彩。评论家车槿山谈及带有自传因素小说的一个特点，就是“我”在小说里的成长，他对生活的真相有一个慢慢解密的过程，恰如《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我”马塞尔发现自己过的全部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小说寻找的就是这个失去的时间，拯救的唯一方法就是写作，只要一写作，全部无聊的生活就重新在作品中获得了意义，于麦家而言，同样如此。他的写作，复活的不仅仅是个人经验，而是人类的经验，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众人。


2023年，麦家在《花城》开设了专栏“弹棉花”，这些小说的内容与他的经验直接或间接有关。以评论家孟繁华的观察，它们是麦家的“村志”“村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他所理解的乡村文明史的一部分，“他像一个背着‘巨型弓箭’的弹棉人，将乡村的异闻旧事翻检出来，弹出了人们‘心灵的棉花’。”《人间信》接续了“弹棉花”的思路，讲述了富春江边双家村的日常生活状态和样貌，双家村的这个“父亲”形象是文学中的“多余人”，是那些无力、无助、无奈和无望的人物，麦家用乡村中国的元素，通过人物构建了现代主义精神的小说王国。


有意思的是，与别的作家由童年经验开始再走向更广阔的写作领域不同，麦家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动用故乡的、童年少年的经验库存。评论家谢有顺认为，这也注定了麦家的处理方式有着独特之处，“麦家写这样的小说，可以想象会触动一些有痛感的，或者说他自己不太愿意面对的东西。他写《人间信》也是和自己的一个正面交锋，所以看到作品中的‘我’，既软弱又痛苦，既坚强又特别渴望被理解、被原谅，能读出人物的孤独感，甚至这种孤独感和作者同构在一起。小说里大量的人物，一方面被命运嘲弄、压抑，另一方面在命运给他们的痛苦中生出了巨大的自我救赎的力量。”也就是说，麦家写出了人性经过荆棘和火焰、被炼尽之后看见一点点亮光的艰苦卓绝的过程。《人间信》既是人间的来信，也是人间还有信，有温暖的东西，带着希望的东西。


《人间信》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它所要触及的人性本质，也在于小说的叙事方式。评论家张定浩关注到，小说的上卷是一种类似于放射性的结构，从一个个人物辐射到整个村庄，小说中的“我”既是一个观察者又是一个倾听者，到了小说下卷，“我”成为主角，当他谈论自己的生命经验时，又多多少少有一点游离，一方面在忏悔，一方面又像自我辩护。


评论家丛治辰同样注意到这点，“小说里面的每一个人物包括小说人物假扮叙述者所表露的态度、情绪、情感，无一例外都不可信，在那个情感中隐藏另外一种情感，但这另一种情感不仅是对表层情感的否定，而是有否定也有补充，总是处在几种情感来回游荡暧昧的情况，从而写出人心底的复杂。”麦家采用的是中国式的白描手法，把几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处理方式全都用在一起，所有的意义确定的情节和人物背后，都隐藏着对人性幽微以及世界复杂的探索。


对于这些声音，评论家黄德海进行了一些归类，戏台的中央，是父亲在整个人间生存的不合理，他对于家庭的不负责任以及别的恶习，与此对应的是我的合理性。冲突的两者之外，有一个由奶奶、母亲、小妹等组成的“合唱团”，由他们来评断父亲和我，在他们的视野下，父亲的不合理性部分有了合理性，而“我”看起来是没有头脑的合理性，而在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底部，正是人性的悬疑，这也是引起我们思考的地方。


父亲这个人物，显然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不普遍的那一个，评论家季娅娅说，他是“游侠儿”一类的人物，他不是一种道德判断，而是美学的呈现，往下堕落的不负责任和不被规训不被控制其实也是人性的一部分。评论家沈杏培认为，这种人物的特质，就是既善又恶，非善非恶，既有传奇性又有世俗性，既让你同情又让你憎恶，既讨厌又非常迷人。这种人物带来的是小说思想上的一种张力，让人反思普通人的造恶和抗恶问题。评论家陈力君剖析，正是有限的空间和有限的人际关系中遭遇外部价值观念的对接后，人们凭借自己以往的“信”处理自己和他者，自我与世界，自我与自我的各种关系，他们自有另外一套变通的自我辩解的逻辑和方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人间信》这部小说也构成了一个象征文本，指向了中国人的宿命。


无疑，在小说里写出中国人宿命的麦家，也被写作这个宿命牢牢掌控。他自陈，写作确实是一件很辛苦、很孤独、很折磨自己的事，但还是想写，“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生命的一种本质，也是我的一种宿命。”在《人间信》之后，他的电脑里还躺着三部长篇小说的“残篇短章”等着他去完成，“在文字面前，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让我无法割断，这是一种出发的力量，它塑造了我。文学也让我和世俗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当你对世俗生活过于痴迷，你离文学也就远了。它在我心底最深处，是我生命的最中心。”


活动由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十月》杂志社、杭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