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与范用半个世纪的师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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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白尘与范用半个世纪的师生情


来源：北京青年报　张昌华　



陈白尘，淮阴剧作家；范用，镇江出版家。他们之间风风雨雨半个世纪多的友谊，可谓是当代文坛一则“文人相重”的佳话。


在做人方面，没有丢老师的脸


陈白尘（1908-1994）的戏剧作品极具讽刺意味，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又不乏喜剧色彩，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他的剧作《升官图》《幸福狂想曲》《大风歌》和《阿Q正传》（改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范用（1923-2010），首倡“读书无禁区”，是“为书籍一生”的出版家。幼时就读镇江穆源小学，戏剧评论家沙名鹿是他的老师。受沙名鹿影响，十四岁的范用便爱读陈白尘的剧本。


在镇江，沙老师将范用介绍给陈白尘。暮年的范用，仍然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年他十四岁，个子矮小，样子文弱。陈白尘一见面，拍了拍他的肩膀，开玩笑说：“唷，小把戏，像个小姑娘。”范用被说得满脸通红，但却觉得亲切，点头傻笑。陈白尘又盘问他：“你喜欢玩吗？打不打架，爱看书吗，看些什么书？”范用一一作了回答。


听说他爱看书，陈白尘送了他一本《复活》。范用晚年回忆说，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又说1937年逃难，好多东西都扔了，而这本《复活》他一直塞在包袱里。


范用仰慕陈白尘，说要拜他为师，跟他学戏。陈白尘很高兴。那以后，范用在镇江组织了儿童剧社，同学们演出话剧《父归》和《洋白糖》。陈白尘听说后，一边鼓励一边教导说：小孩子不要演大人戏，要演孩子戏，并把许幸之的两个儿童剧本《最后的一课》和《古庙钟声》寄给他。当范用收到剧本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切都成了泡影。这段日子，陈白尘在上海还为范用订了份《作家》月刊，每月寄赠。令人想不到的是，1937年陈白尘大儿子陈晴出世，照了张满月照，陈白尘还送一张给范用，并幽默地说“这是你的小弟弟”。这张照片范用一直珍藏着。


就这样，两人成了忘年交。范用一直尊称陈白尘为“师”，晚年亦如此。陈白尘不认可，在1984年的一封回信中开头便说：“首先正名：足下数次称‘师’，是无史据的，能以同志相称，于愿足矣！而今而后，其改诸？”范用不以为然。陈白尘逝世周年时，范用写了篇怀念文字，题目就是《一个小学生的怀念——白尘师周年祭》，记录了他们亦师亦友、互重互爱的一生。范用也坦然地说：“自己多年来，学文不成，学戏又不成，深感愧对老师，但是有一点颇为自豪，在做人方面，没有丢老师的脸。”

范用亲自为陈白尘设计书的封面


陈白尘命运多舛，早年参加革命，成为左联战士。青年时代浪迹天涯，还坐过国民党的三年牢。1953年调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先后担任秘书长、外委会副主任、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编。1966年1月被“调”到江苏省文联，后下放咸宁干校放鸭子，直至1978年沉冤昭雪，回到南京后被匡亚明聘为南京大学教授。


动荡十年中，范用、陈白尘均被打倒。某日，范用获造反派批准回家取东西，他到东总布胡同小店去打酒，腰背后被人捅了一下。范用一看是陈白尘也来打酒。两人相视惊诧一笑。陈白尘示意不交谈，范用领会，也怕被人揭发在搞“串联”。


干校期间，范用在汀泗烧石灰，陈白尘在向阳湖当“鸭司令”，也偶遇过，都权当没看见，直到1979年四次文代会，才得缘再相见。范用“解放”后，重操出版旧业，这时两人恢复往来。范用不时将他经手创办的《读书》《新华文摘》定期寄与老师，还寄了杨绛的《干校六记》等书。陈白尘读《干校六记》，感慨良多，觉得她在干校受的苦还不大，写得温柔了点。


改革开放的列车驰到1982年，陈白尘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笔会。他本想写历史剧，但要带大量的资料，很不方便，就一气写了八篇回忆干校生活的散文，辑成一本小册子，托交范用。范用将稿交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


京版《云梦断忆》封面是丁聪设计。小丁的美术作品风格是写实，书封上是一方水塘，一舟飘荡，一篙带水，一派自然风光，给人一种田园牧歌的诗意。陈白尘觉得封面是“贴”上去的，与书的内容不大协调，干校生活艰苦不说，更难受的是精神压抑，何来如此的岁月静好？陈白尘致函范用说，该书如再版时，是否可请方家丁聪兄另画一个。范用对老师的想法亦有同感，但要请名家小丁重起炉灶画封面有点难以启齿，便自己上阵“为师作嫁”，署名叶雨（业余）。范用以自己为《干校六记》设计的封面样式，换了图案，辅以芦苇，潇洒傲然，经一番润饰，新版书封画面简洁凝练，很符合陈白尘的个性。


“作家获得出版家的爱护和支援，可算是一大乐事”


1980年代这段时间，陈白尘的创作犹如井喷。除正常的教学活动外，他还改编了《阿Q正传》，陆续完成纪实性散文《寂寞的童年》《少年行》。


当《少年行》书稿寄到范用的案头，他已退居“二线”了。恩师之托，岂敢懈怠，范用“不在其位，也谋其政”。范用是讲礼数懂规矩的，他在移交书稿的同时，郑重地给三联书店一信，强调该书的史料价值和他的设想：“陈白尘计划写一部回忆录。《少年行》已在一刊物连载，这以下，估计还可写——到上海，走入文坛（30年代上海），《狱中记》（30年代上海），抗战期间（武汉、重庆、成都），解放后（北京、南京，一直到‘文革’）。这样几本加起来，差不多也有《懒寻旧梦录》（《懒寻旧梦录》是夏衍的自传体回忆录）那样一本，等出齐了单本，以后再出一大本。”


人走茶不凉，三联当仁不让，将《少年行》很快出版了。陈白尘对此十分感动，致信范用云：“作家获得出版家的爱护和支援，可算是一大乐事！兄可谓作家的知己！”


陈白尘是位十分勤奋的作家，耄耋之年仍抱疾笔耕，勉力撰写回忆录。陈白尘是位十分珍惜自己羽毛的作家，也是善为他人着想的名士。在三联声誉日隆的时候，陈白尘一度忧心自己的作品会影响三联，在他致范用的多封信中均表露心迹：“《寂寞的童年》是游戏之作，你客观地说有没有出版价值？”“病中写的《少年行》续稿缺少光彩，所以怕影响三联的声誉。因此，连原先计划写一连串小册子的，自己都发生动摇了。你的热情来信，使我感到宽慰而且振奋起来了。很感谢你！”……


他们就这样亦师亦友，在人生旅途上砥砺前行。

读了恩师亲手写的《前言》，激动地哭了起来


陈白尘的女儿陈虹是南师大教授。在父亲晚年，她曾读过父亲的日记，觉得是珍贵的历史史料，并知道父亲生前也有出版的要求。陈白尘逝世后，陈虹将父亲的日记整理出来，投某编辑部遭退回了。1994年8月底，陈虹与母亲去京办理父亲安葬事宜，范用不知从何知道了退稿事，多方打听，联系上陈虹，并相约面谈。不巧，就在电话相约的那天上午，范用被一个骑车人撞断了腿，卧病在床。四天后陈虹依约拜访，送上父亲的手稿，坐在床上的范用读了恩师亲手写的《前言》，双手把稿子紧紧地抱在胸前，激动地哭了起来，他向陈虹表示：“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出版，一定！”


范用将稿子交给责编苑兴华。苑兴华的审稿意见十分中肯：“这部稿子是陈白尘先生日记的一部分……时近七载，七年间他远离家庭，处于半幽禁状态……他背着人，用一种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缩写和符号，记录下这段历史，实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此前，范用在病床上给时任三联总经理董秀玉写了封语重心长的长信：“……白尘师临终前，再三叮嘱家人，此为其最重要的遗作，务求问世……”范用又说，师母金玲与女儿陈虹来京面托此事，他花一天时间仰卧通读全稿……希望三联能予以出版。范用为此书出版，前后给责编苑兴华写三封信，讨论编辑细节，并亲自设计封面。


1995年4月，中国作协和北京图书馆为纪念陈白尘逝世一周年，举办“陈白尘生平与创作图片展览”。三联据范用的要求，将“日记”赶印出100本样书助兴。范用断腿后第一次下床，在儿子范里的陪同下拄拐参加“图展”揭幕。


誉范用是当代杰出出版家是当之无愧的。上世纪80年代，在三联决定出版《随想录》（巴金）《懒寻旧梦录》（夏衍）时，他曾想为上世纪30年代代表作家出文学回忆录。范用向陈白尘建议，陈接受了，但生前未能完成，范用总觉遗憾。范用检点陈白尘遗稿，决定将此类文字汇成一册，可谓用心良苦。在范用的努力下，陈白尘回忆录《对人世的告别》于1997年出版，范用还特地送我一本，并附信说：“我可以告慰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见老师遗像潸然泪下，恭恭敬敬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


范用对陈白尘遗著出版的关切远不止上述，对江苏文艺版《陈白尘文集》的出版也一直萦挂心怀。为出版《陈白尘文集》，陈白尘夫人金玲曾进京找过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及相关出版社，希望得到帮助，但因资金问题，大家都爱莫能助。书稿一直悬荡无着，金玲找到江苏省委。有关方面很重视，安排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文艺社本就是穷得出名的社，难做无米之炊，出版社也只能空列选题，虚位以待。社长吴星飞表示：“资金一到，马上开工。”


范用是我的恩师，出版引路人，对我帮助很大。我们一度过从甚密，范用知道我在文艺社，三番五次或电话交代或写信叮嘱，耳提面命：“昌华，白尘先生是我的老师，你帮他的忙，就是帮我的忙。”范用的殷殷之情，令我感动。


1997年范用到南京，一见面就对我说，他此行南京要见金玲和戈宝权，并令我全程陪同。我琢磨着他的话中好像还有点什么“意思”。记得那天我陪范用到青云巷陈宅去看金玲，车到巷口，他突然招呼我“停车”。陈宅在小山坡上，路不太窄，车可以径直开上去。我见范用拄着拐，很是吃力，说“开上去吧？”范用摇手，坚持不可。我忽然想起朝天宫门前那块“文武军民等至此下马”的下马碑来，定是范用出自对白尘老师的敬重吧。


上山坡的路有三四百米之遥，范用拄杖亦步亦趋，吃力地走到山冈上的陈宅，金玲已立在门前迎候。范用一见金玲，自然而亲切地叫了声“师娘！”眼圈霎时红了起来。其实金玲长范用不过五岁。


进屋的第一件事，范用便找陈白尘先生的遗像。金玲将我们引进设在她卧室的小灵堂，陈白尘遗像下的桌子上，用红丝带扎着他的全部著作，小香炉左侧，还有一杯茶（陈白尘先生生前爱喝茶，金玲每日清供一杯）。范用一见老师的遗像顿时潸然泪下，点上一炷香，恭恭敬敬地在遗像前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然后回到小客厅的旧沙发上。范用哭着紧紧抓住金玲的手嘘寒问暖，问她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金玲不言其他，只提《文集》还在搁浅之事。


范用听着听着哭了，突然用手指着我对金玲说：“我把文艺社的张昌华找来了，这件事就交给他办吧。”还补了一句：“盯住他就行。”这是我第一次见金玲女士，我礼貌地点头并说：“我们努力，努力。”就这样，我结识金玲大姐。不久出书的款子省里下拨了，我也随之成为她家的常客，还书、取资料、谈书稿的编辑琐事，她还托我请柯灵为“文集”作序，我努力了，因柯灵时在病中，未能如愿。


两年后，由我与孙金荣共同责编的八卷本《陈白尘文集》出版了，我在第一时间寄范用一套。范用立马来电话，说他代表白尘先生所有在京的朋友们，向出版社和我表示感谢。又说：“我了却了一件心事。” 承蒙金玲大姐不弃，在她致范用的信中颇多美言：“300万字文稿交给责编张昌华，张对此工作，倒很认真。”


行文至此，且用范用的老同事、三联副总编辑汪家明先生的一段话作结：“范用与陈白尘一生的因缘，至此可以说是功德圆满，作为一个作家，其生命的火都在于写作，而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出版，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范用对老师的感恩就在于帮助老师实现他最大的愿望，把生命中最后的心血留下来，也为世间留下几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