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波：我的文坛师傅们——《文艺报》生活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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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波：我的文坛师傅们——《文艺报》生活琐忆


来源：文艺报　　高洪波



在《文艺报》简易楼前。左起为郑兴万、谢永旺、寒小风、唐达成、高洪波


最近追了几部有意思的电视连续剧，从《九部的检察官》到《警察荣誉》，发现“师傅”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我记得从前“师傅”仅仅出现在表现工厂生活的作品中，现在公检法系统也很常见。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公检法系统的师傅们都是“一带一”的传承，师傅和徒弟之间感情深厚，徒弟对师傅也尊重有加。


今年的教师节，我下意识地想起我的《文艺报》的师傅们，因为就在不久前，我的第一个师傅——刘锡诚先生以89岁的高龄离世了。当时身为文学评论组的组长和编辑部副主任的他，是我以炮兵排长的身份、从军旅转业到《文艺报》之后的第一个师傅，一直领导了我整整五年的时光。


我记得那时我们在老文化部拥有两间办公室，最大的办公室里是刘锡诚、我、雷达、李炳银，还有孙武臣、于建，旁边较小的房间里是我们组的阎纲、郑兴万和晓蓉。当时八个人的文学评论组阵容整齐，除了我和李炳银两人是从军营到文坛的新兵，别的几乎都是老大学生。刘锡诚就这样带领着我们走进了最初的思想解放的文坛大潮中，以他的勤勉认真和博学让我深为敬佩。


我们经常认真地分析、讨论文坛的形势，在各自分工的领域提出自己的选题和参加活动的一些报道。我们中午都不回家，夏天时每人铺开一张凉席在各自的办公桌底下休息。有趣的是，雷达经常刚一入睡便鼾声顿起。当大家在他醒后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常常严肃而认真，甚至固执地说：“我没有打鼾，从来也没有这个习惯。”他的果决让我们都感到可笑，我几次想找个录音机录下雷达的鼾声进行实证，但最后终于没有进行这样伤感情的操作。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实的，因为打鼾是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才会产生的一种生理现象，而雷达在青少年时期肯定不打鼾，我们相处的时候他已经人到中年了，所以每天中午我们都在雷达的鼾声中闭眼养神，继而下午起来工作。


我的另一个师傅是唐达成。需要说明的是，我和唐达成、雷达三个人都是在1978年8月进入刚复刊的《文艺报》的。而唐达成是文坛的老人，当年由于和周扬同志商榷，最后引发了他命运的改变，想来那个时候的唐达成应该是锐气逼人的。而我见到的唐达成已经经历了人世的沧桑，温和且低调。我们相识的时候，共同在礼士胡同129号的一所大宅院里边上班，那是当年清代名臣刘墉的府邸，后来又是印尼大使馆，里边亭台楼阁、游泳池、放映室一应俱全。回廊深深，庭院悠悠，是非常美丽的办公环境，虽然游泳池没有水而干涸着。


我记得我在这里上了关于新闻写作的第一课，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诗歌采风团的活动，我陪着以艾青、柯岩、雷抒雁等著名诗人为首的一批诗人，到新发现的华北油田采访。回来之后，我需要写一篇短短的报道，可是很抱歉，我由于没有受过任何新闻写作的训练，我抓耳挠腮、苦思冥想地在空旷干涸的游泳池里走来走去。万般无奈时，唐达成看出了我的难处，便问是怎么回事，我如实告诉了他。唐达成是新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他给我讲述了新闻的五要素，然后仔细地告诉我一篇报道文章写作的起承转合——就这样，我完成了我在《文艺报》的第一篇学徒般的作业，这一幕终生难忘。


第三个师傅是陈丹晨。之所以说陈丹晨是我的师傅，是因为他在我们进行编辑职称考试的时候，既是出题官，也是主考官和判卷老师。那个时候，有一批从兵团、农村、军旅回京的年轻人进入刚刚复刊的《文艺报》。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参加编辑职称考试的应该是七个人，除了我之外，有工农兵大学生李炳银、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臧克家的女儿臧小平、李健吾的女儿李维永，还有一个女编辑于建和美编陈新民。陈丹晨以编辑部副主任的身份为我们设置考题，在考场监督我们答卷。


我们每个人都认真地进行了复习之后，完成了我的师傅陈丹晨给我们布置的第一个《文艺报》的职称考试的作业。我的分数还不错，排在第一，这使我非常开心。具体考试的题目现在已然忘却，毕竟已经经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但这次考试使我的知识结构得以顺利完善。几年后，我到宁夏银川进行西部采访的时候，还为“张贤亮算不算知识分子”写了一篇内参。因为张贤亮要为自己的高级职称补考高中语文，这一幕让我感到十分滑稽，于是我写下了这篇内参文章，这对当时的张贤亮还真有不小的帮助。


我的文坛师傅们，除了前面说到的三位，还有谢永旺（笔名沐阳）。他当时是《文艺报》的编辑部主任，在我们这批年轻人刚刚进入《文艺报》的时候，是他给我们布置的阅读任务——先静静地把《文艺报》合订本阅读半个月，然后再进入工作。也正是谢永旺跟我们推心置腹地说道，《文艺报》的岗位很重要，文艺评论工作很重要，我们要向俄国的评论家别林斯基一样，以编《祖国纪事》为终生的荣耀，死后要枕着《祖国纪事》安葬。谢永旺举别林斯基的例子，是给我们上了编辑的第一课，所以他也是我心中的师傅。


最后一位师傅应该是冯牧先生了，他当时是《文艺报》的主编，他的言谈举止，他的为人和为文都深刻地影响着我。以至于最后我离开《文艺报》，经历中国作协办公厅几年的工作之后，仍然回到了编辑岗位——在《中国作家》担任副主编。那时《中国作家》的主编正是我当年在《文艺报》的老主编冯牧先生。我一直陪伴了他五年，到最后为他送行，还和李迪同志一起编了一本悼念冯牧先生的文集——《远行的冯牧》。冯牧先生在文坛是有口皆碑的好人，我不必多说。他等于在两个时间段充当了我的师傅：一个是《文艺报》十年，一个是《中国作家》五年。


需要说明的是，在《文艺报》前期工作的五年是我学习、更新储备知识的特别重要的五年。我为什么要说一下这个时间段，是因为1983年之后，77届和78届的文科大学生们毕业分配进了《文艺报》，新生力量如贺绍俊、潘凯雄、朱辉、赵小明等进入了我们的团队，于是我们由新兵变成了老兵，也由徒弟熬成了师傅——这批受过正规训练的中文系的伙伴们的到来，使我意识到我们可以出师了。其实，我从云南进入文艺界时的最初印象，对长者的称呼只有两个字：老师。“老师”和“师傅”之间，我认为是可以画上等号的。


祝世上所有的师傅和老师们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