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书写敦煌的大唐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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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书写敦煌的大唐气象


来源：光明日报　　陈凯


2019年8月19日，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


敦煌，“列四郡、据两关”（《汉书·西域传》），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也是众多宗教、民族的融汇之地。1600多年前，邂逅了三危山佛光的乐僔和尚，在此发愿开凿了第一座洞窟。此后经过一千多年持续不断的营造，莫高窟成为瀚海流沙中的西域佛国，堪称世界上历史延续最悠久、艺术最精美的佛教艺术遗存。岁月不语，石窟能言，一座座洞窟、一幅幅壁画、一尊尊彩塑，向世人展现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这图景多彩神秘而又雄浑厚重，给无数学者、艺术家、作家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创作灵感。久而久之，敦煌变得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多维，并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如今，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甚至成了一种文化图腾，如此一来，再写敦煌就需要后来者有更大的底气，作更充足的准备。


当然，事情总是一体两面，令人胆怯的也总令人跃跃欲试。出生于甘肃天水的作家陈继明，就在无数次审慎犹疑之后，树起了写敦煌的雄心。他说，既然决定要写，就不怕和井上靖的《敦煌》对比。


共生的民族在敦煌，文化的交融在敦煌，厚重的历史在敦煌。在这所有的创造中，唐朝无疑以其宏伟气象进行了壮阔的营造与书写。《敦煌》就在初唐宏大的历史图景中铺展开来。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和安西四镇，丝绸之路全面畅通。本书主人公就在这个时候登场。在历史和虚构的交织中，作家用近乎于在场的笔墨，勾勒出初唐的盛世端倪，在佛窟、造像、彩绘的诞生中为我们展现了唐代敦煌艺术何以极盛。


书中的故事线条纷繁却不复杂，纵横交织而又错落有致，足见作者的叙事功力。三条故事线围绕主人公祁希徐徐展开。祁希是李世民的御用画师，他生而极具绘画天赋，到敦煌后更名为雪祁。天授其命，个人何为？故事中的雪祁一直在不停寻觅。阅读时，读者也不禁置身其中，寻找身为画师的终极意义。吐谷浑人慕容豆意图隐身以图“活国”，牧羊人令狐昌一家为救赎而造像，所有人的命运都因为雪祁的天赋而与他交汇。三条主线最终呈现为三幅敦煌壁画，无论是《童子礼佛图》，还是吐谷浑人的迁徙史，或是雪祁自己在敦煌感悟而成的《金刚经变》，都有着主人公对生命、佛法、艺术的思考。前人留下的敦煌壁画，更为后来人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泉，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色彩在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突破，融古开新，继承发展，突破创造，主人公用自身的艺术轨迹展现出了敦煌艺术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敦煌》对敦煌各民族，特别是吐谷浑人的生活学习劳作，作了极其细致的描写，并将儒家文化、耕读传统渗透其中，展现出了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独特魅力。西部边陲从来不是蛮荒之地，唐朝重臣褚遂良曾言：“河西者，中国之心腹。”主人公雪祁在敦煌生活多年，深深感受到，“凿空”西域不只是建立了整个国家的地理边界和国土屏障，更是为中华文明、中华性格、中华胸襟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滋养。作者用雪祁的视角阐释出，正是在不断地交往交融中，在敦煌、在西域人的心中，大唐成为一种高于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唐太宗被各族人民尊为“天可汗”。


在《敦煌》里，人和万物都有神佛的同等庇护，有灵且美。作者用饱含忧伤和慈悲的笔墨书写生灵万物。越普通的人，越能感受到万物的悲喜。


陈继明的笔墨，就像主人公的画笔，有春蚕吐丝，有铁线描摹，就像藏着敦煌的沙子，书写时沙沙作响，镌刻出文字的肌理。书中的语言风格粗犷，呈现出西域原始的力量。在宏大的叙事中，内容细节却异常丰富。细细读来，哪怕是壁画颜料的采集、粉本的制作、开窟的工序，都像沥粉贴金一样，让画面变得立体，让人依稀间，仿佛指尖触摸到洞窟的石壁，感知无比精彩丰富的意象。


书中的文字沉淀着生命万物、历史沧桑，从历史的滋养中建构起了文学的敦煌。作者把对敦煌充盈的情感传达到作品中，足以激活读者的感受，让其参与到敦煌的构建中来。在关于石窟、经卷、彩塑、壁画的故事之中，我们看见了敦煌的斑斓色彩，看见了三危山的佛光庄严，更看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峥嵘气象。


（作者：陈凯，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