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搞文学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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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搞文学这条路


来源：长江日报　　祝勇　


1990年，我从北京一家重点大学毕业，被分配至一家研究国际关系的研究所工作，是国务院某部下属的一家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主要着眼于当下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领域研究，是党中央的重要智囊机构，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排名中居中国第一、亚洲第四、世界第十八名。在这家研究所，我从二十二岁工作到三十四岁，从青春走向而立，也从文学青年走向“新锐作家”。


假若我对国际问题有足够的兴趣，没有比研究院更好的单位了。然而，尽管我的身边都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叱咤风云的大学者，今天都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扛鼎式的人物了，他们曾都是我那时的同事，每日一起上班下班、食堂吃饭，无奈我对国际关系研究毫无兴趣，我的业余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偷偷进行文学写作，直到深夜才回到宿舍。像北京许多“中直”“国直”单位一样，研究所在一座大院儿里，采取“前朝后寝”的格局——大院儿的南半部是办公大楼，北半部是生活区，家属宿舍、卫生所、招待所、食堂、澡堂、幼儿园等一应俱全，三个月不出院子也照样过日子。“前朝”和“后寝”之间，是一道有武警站岗的大门。院子很静，可以沉下心来读书，躲进小楼成一统，任尔东西南北风。别人的心里装的都是国际风云，我心里却充满了风花雪月。


研究院自然是研究单位，学术气氛严谨，生活气氛也有点严肃，前辈学者大多不苟言笑，这与开放、热情、自由的校园气氛有点反差，一向思想活跃、有创造性的我们多少有一点不适应。我从小到大一直是“孩子王”，所以到研究院以后，与一起分配来的同学们担负起组织舞会、春晚、足球比赛等文体活动的职责，为这座学术气息浓厚的大院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一下子将院里的年轻人凝聚起来。当年我们足球队的多名主力，如今已是研究院的领导，让我不能不感叹时间流逝之迅疾，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都只是眨眼之间的事情而已。当时的院领导看中了我的组织能力，很快任命我为院工会副主席，我也被评为部机关的“十大杰出青年”。由于研究院是厅局级单位，朋友们都戏称我为“副局级”。后来回想，才意识到院领导当年对我的培养之意，甚至为我铺好了一条政治上“进步”的康庄大道。非亲非故，没有“背景”，仅凭一己的努力，就得到领导的青睐，那时机关风气之纯净，至今令人动容。只可惜我文学的“毒”中得很深，放着领导安排好的阳关道不走，一心只想走文学这座独木桥，想必我这个“阿斗”，让领导既伤脑筋又伤了心。每思至此，对当年的领导，既心怀感激，又满怀歉意。


我是固执的，但我不是任性的。对自己的选择，我是认真的、谨慎的，并非肆意而为。我知道自己爱什么，不爱什么，所以对于自己的路，我有成熟的思考。一旦决定，就“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知道写作这条路是艰辛的，没有谁能帮助我，也没有一蹴而就的胜利，必须有蚂蚁啃骨头的韧性，必须经历温水煮青蛙的煎熬，但是我爱，我就别无选择。为此，我愿意忍受所有的伤痛与艰辛。


当时，文字世界里的我手无寸铁，手里没有一部（篇）成熟的作品，不像刘绍棠老师，十五岁写了《青枝绿叶》，也不像王蒙老师，十九岁写了《青春万岁》，二十二三岁的我，凭什么认为自己一定能在文学领域里大获全胜呢？大概率的事件，是在文字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了一生，依然一事无成，这岂不是以自己的生命来赌博吗？在天命之年回想往昔，倒是觉得当年有一点鲁莽，有一点“无知者无畏”，也有一点后怕。


王蒙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搞文学这条路》，文章说：“真正的大作家都是生活培育出来的。动不动就想放弃自己在生活中的已有的岗位去搞文学，常常反映了自己对生活的冷漠，反映了自己创作源泉的枯竭，常常反而搞不成文学，或至多成为空头文学家。我多次著文说过，文学本身并不能产生文学，文学来自生活。”


这篇文章写于1985年，当时我正在读高二，可惜没有读到，若是读到了，一定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我从校门到校门的人生轨迹，注定了我没有太厚的生活积累、太深的生命体验，这些象牙塔里的生活，都将成为一个写作者的短板。而王蒙、刘绍棠、张贤亮这一代作家，写作起步很早，他们的坎坷经历，反而为他们后来的创作积聚了能量，成就了他们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傲人成就。这是那段不寻常岁月的“反作用力”，命运的阴差阳错，成全了他们，所有被耽误的时光，又都“连本带利”地归还给了他们。


相比文学前辈，铁凝、莫言、余华这批作家，虽然没有经历政治运动的折腾，但他们是从乡土民间摸爬滚打出来的，同样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我此前从重点中学到重点大学，但在写作这个赛道上，这一切都将被归零，甚至成为负资产，因为我的生活积累，可以说非常的贫乏，与文坛上那些成熟作家不可同日而语。1986年我在沈阳二中的图书馆里，从当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上第一次读《红高粱》，完全被震傻了，坐在阅览室里一口气读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那么的汪洋恣肆、放荡不羁、阳气充沛，我从没见过有人这样描写中国的乡村大地，所有的悲苦与欢乐都汇聚成莫言充满韧性与弹性的语言，转化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精神资源，甚至成为中国精神的象征。这种感觉并非我独有，许多人都表达过读《红高粱》时的震撼。东西说，读《红高粱》的时候，他刚从河池师专毕业，分配到他家乡的天峨中学任教。“这部小说的想象力、野句子以及对‘亲人’的‘丑化’才能，一下就把我震蒙了。这和我熟知的中国小说大不同，听觉、视觉和味觉稀里哗啦齐上阵，小说天马行空，严重刺激我的神经。”因此对于作家来说，经历比学历更加重要。正如王蒙先生所说的，“是天与地、人与人、金木水火土、爱怨情仇死别生离、工农兵学商党政军三百六十行产生文学”，“文学本身并不能产生文学”。


但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搞文学这条路》所言，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至于另一方面，王蒙先生在1997年才说道。这一“大喘气”，喘了十多年。在一篇名为《写作这一行》的文章中，王蒙先生提到了写作的悖论，说：“你是爱生活才写小说的，但是你为了写作常常需要‘放弃’许多生活。人们在忙着各种活生生的事情，而你躲在一角自思自叹，自爱自怜，咬文嚼字，如醉如痴。”


也就是说，文学固然要贴近“生活”，但是与“生活”贴得太近了，被“生活”裹挟着走，写作就会被吞噬。因此他说，写作“常常是与客观世界拉开一点距离，深深地潜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保持一点赤子之心、天真之心，一点书呆子气，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如果你太积极地入世，拥抱世界，清醒地懂得什么可以当真，什么只是说一说的，你很可能由于过分冷静而丧失了写作的激情与想象力，丧失了浪漫更丧失了天真。”


这段话切中我的心，在我看来，作家固然要保持对世事的醒察，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但写作又必须是凝神静气的，不能心猿意马，鱼与熊掌兼得，这也正是专业写作者存在的必要。王蒙先生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时为中学教师的谌容为了写作小说《人到中年》，去北京同仁医院体验生活，而始终完不成学校的教学任务，连东城区教育局局长都把她视为“老大难”，显然是为了《人到中年》的写作而暂时放置了在自己学校的“生活”。我从冯骥才先生的自传《无路可逃》中读到了更“惊心动魄的一幕”：为了写作，他竟然希望汽车压坏自己的脚，以求通过养伤来换取写作的时间，堪称悲壮了。因此，作家在拥抱“生活”的同时，必须为自己预留一个相对自足和独立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物理上的，又是心理上的。应当注意的是，王蒙先生写下前文《搞文学这条路》，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过热的年代，所以他给跃跃欲试投身于文学写作的年轻人泼一点冷水，而王蒙先生写下后文《写作这一行》，是在十年后的九十年代，又是经济过热、文学被边缘化的年代，文学的处境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以他给有志于文学的年轻人鼓鼓劲、正正名。而我开始写作，正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下海热潮兴起、文学走向冷寂的年代，一个执着于文学的年轻人，就必须保持他的独立与操守，也必将承担起时代施加在他身上的重量，所以王蒙先生写于九十年代的《写作这一行》，更加贴合我心。


总而言之，我还是为当年的抉择而深感庆幸。是当初的抉择，让我一生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


写作，一直在命运的前方等着我，我无路可逃。


我喜欢王蒙先生的一句话：我写作，因为我是王蒙。


但我想说的是：我写作，虽然我不是王蒙。


我走的每一步路，我的每一个人生选择，我爸爸都是捏了一把汗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是我到了爸爸这个年龄之后，自己悟出来的。


五十岁的爸爸，看二十岁的我，与五十岁的我，看二十岁的自己，应该没有多大的区别。


可惜那时，我从来不曾顾忌过爸爸的想法。什么事都是自己定，从来不曾与他商量。


开始写作的那段岁月，我是体会到了命运的落差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被誉为“天之骄子”，堪称人中龙凤，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兴起，知识分子突然又不吃香了，甚至出现了“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这样的顺口溜。这并非戏言，某位搞导弹研究的专家在一次采访时也说：“那个时候赚的工资的确不如卖茶叶蛋的钱多。”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放弃了自己心爱的研究事业，纷纷下海捞金。他们的选择，也被视作顺应时代潮流的象征，但仍有一些学者不为所动，困守书城，所以这位专家还说：“就是穷光蛋也要拼命干，这是我们真正的精气神，就是要加快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对文学充满憧憬，在别人眼中无疑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


我的宿舍，在大院儿“后寝”部分的一个红砖筒子楼里，二层最里间是一个套间，里间是我和赵阳，外间是钱立伟和秦毅。赵阳和钱立伟都是我在“国关”的同学，前者是英文系，后者是日法系（和刘欢一个系），都在“现代所”欧洲处工作。秦毅学日语，在东亚处工作。宿舍十分简陋，除了木板床，每个房间只有一张桌子，是二人共用的。没有台灯，房屋中间只有一盏白炽灯，发散着虚弱的光。下班以后，如果他们都在宿舍，我就去办公室写作；如果他们不在，我就可能在宿舍写作。宿舍没有电脑，只能手写。全楼只有一部电话，放在二楼楼梯口的窗台上，有电话来，谁听见谁喊人来接，有时接电话的人要从楼道最深处跑出来接电话。


应届毕业生工作第一年，根据中央指示要下基层锻炼一年，我去的是宁波的一家保密单位。那是1990年，改革开放只进行了十余年，各方面条件还不够好，整个宁波给我的印象都是昏暗的，充满了鱼腥的味道。我在宁波第一次看见一种简易的小便厕所，只有小便池，沿着墙根排布，行人内急时，对着小便池就可以方便，身后没有围墙遮挡，男男女女在身后来来往往，那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好。那是真正的“便所”，方便小便的“便所”，想必这种“便所”早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家保密单位没有宿舍，把我们安排在办公大院门口一个简易房里，只有薄薄的水泥房顶，没有隔温层，所以冬冷夏热。宁波夏日的气温高达三十八摄氏度，有时超过四十摄氏度，又靠近海边，水汽蒸腾，有如蒸笼，简易房在白日里晒了一整天，积温很高，下班后一进去，有如进了桑拿房，夜里根本睡不着觉。冬天又很冷，那种湿冷一直渗入骨髓。在宁波，我第一次经历了南方的大雪，下雪时屋里却要开窗户，因为宁波没有暖气，外面比屋内还暖和一点，所以下雪时我们都开着窗户。我后来对记者讲到这一段经历，记者小朋友好奇地问：“为什么不开空调呢？”这相当于晋惠帝司马衷对要饿死的人问：“何不食肉糜？”1990年的中国，又哪来的空调呢？当时有人告诉我，有北方人到宁波，冬天不适应，手脚会生冻疮，我平时就尽量戴手套，连写作时，都只能戴着手套写，所以字大如斗，一页纸根本写不了几个字。就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


身在异乡，感情受挫，看不见未来，所谓的“残酷青春”，我想我是有发言权的。这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却让我的内心变得坚韧，这是岁月给我的额外一笔财富。我开始拥有属于我自己的经历，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会比别人更逊色。那时我已意识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是一个写作者的必修课，过不了这一关，成不了一个合格的作家。郁达夫1924年去看望屋子里没有火炉，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在桌旁写作的沈从文，后写下一纸《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表达了对文学青年恶劣生存状况的激愤。后来我读老作家艾芜先生的回忆文章，读到他在厦门时，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给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读书月刊》投稿，希望挣一点生活费，稿子登出来，他写信去要样刊和稿费，“却像石沉大海，得不到回音”。后来他去上海，找不到工作，为了养活自己，又给《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写稿，稿子登出来，他去要稿费时，报社却“像打发叫花子似的”丢给他一块钱，气得他“当场撕了那张纸票”。现代书局出版《现代文学评论》征集小说，他投了一篇去，入了前三名，这三篇小说合起来出了一本书，他写信去要样书和稿酬，对方竟然完全不搭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作家如果只靠写一篇文章的稿费生活，是不能继续活下去的，必须靠过去写的许多作品集成集子出书，再从每本卖价中抽百分之几的钱，作为继续写作的凭借……一本书行销数小，作家靠版税生活毫无把握，平时过着经济窘迫的日子……这还是指当时通货没有恶性膨胀的时候，一到了通货恶性膨胀，什么版税、稿费全不抵事了，作家只好搁笔，另找生活的出路。”


1949年以后，作家的收入状况好了许多，真有当家作主的感觉，像我的恩师刘绍棠先生，195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得稿费五千余元，在北京府右街光明胡同买了一个“三合院”，只花了两千元。也就是说，他一本书的稿酬，买下两座三合院或者四合院还有富余。但自我开始写作的年代，稿费又变得越来越吝啬。2012年的一则报道说，演员片酬25年以来涨了5000倍，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文字工作者稿酬待遇标准十几年没变。作家毕飞宇说：1991年，他发表了中篇处女作《孤岛》，得稿费1700元，相当于他当时三年的工资，2022年，他发表一个中篇拿到的稿酬是几千元，但只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这些年来稿费的确是上涨了，但是作家们‘相对贫困化’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


因此，决定忍受苦行僧般的生活去从事写作，还是放弃写作去当官发财，是摆在当年每一个文学青年面前的选择题。那时还没有网络文学，青年写作者几乎无法通过写作获得优厚的报酬，文学青年的道路，是非常狭窄的。


有不少人问我，写作既然如此艰难，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其实我没有坚持，只有热爱，只要热爱，你就不会放弃。至少我们的运命，比起青年时代的沈从文、艾芜要好出许多吧。从这时开始，我陆陆续续写起了散文，也陆陆续续发表在一些省级文学刊物上，像《九溪梦寻》《等待月亮》《荆轲塔下》《桨拨千年月》这批散文都是这时写的，发表在《星火》《长江文艺》《青年文学》这类文学期刊上，习作的气味很浓，后来编成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时为1993年，我25岁。这些散文，如今已不忍卒读，令我想方设法地“销赃灭迹”，但客观地讲，文学是我的梦，这是我一生不变的约定。


【作者简介：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新散文代表作家。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著有长篇小说《血朝廷》、艺术史散文《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获郭沫若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