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有世界公民的意识。在今天,我们既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经验去写作,也要有世界的视野。夏志清曾谈到中国现代文学有“感时忧国” (obsession with China)的传统,这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征的指认。在指认的同时,他也指出,这会构成一种限制。如王德威所言:“夏志清当时对‘感时忧国’这四个字的描述其实是有贬义的。他其实是认为,一个伟大的批评者,一个伟大的文学创作者,不见得只应该把眼光局限在一时一地的历史辩证上而已,尤其是党同伐异的宗派姿态。文学以及批评的创造者当然立足家国,但他的心胸应该是无限开阔。换句话说,它应该同时也是个cosmopolitan,就是一个四海一家、有世界观的、世故的文化人。”夏志清的相关判断,有二元对立的、简化的风险。实际上,作家不妨有国族意识,是国民的一分子,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世界公民,是人类共同体的一员,如埃德加·莫兰所主张的,同时应该以地球为祖国。这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作家自然也不必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不只是意味着作家要在广阔的视野中去书写,还意味着要承担起文明、文化的阐释者和沟通者的角色。作家要往返于不同的文明体系、文化体系,着力促进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作家的书写要成为跨文明、跨文化的桥梁。这不只是具有理想色彩的浪漫愿景,实际上,也是迫切的现实任务。回顾我们的过往历史,战争或形形色色的冲突,是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巨大阴影。而在今天,种种形式的冲突在世界各地仍旧频频发生。只有在多元文明、多元文化共存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文化、文明的互观、互识、互补、互利、互渗、互融,不同的国家、区域和人群能够真诚地理解和承认,做到求同存异,世界才有可能会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