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府的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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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府的家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李斯特　


笔者曾遇见一位参演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演员，听其追忆剧组当年一起生活，一起阅读、上课学习《红楼梦》的盛况，悠然神往。但当听到授课组有老师对《红楼梦》作政治解读，年轻演员们不感冒时，我有不同看法。柯岚老师写红楼中的宗族治理，就可视为政治解读的力作。珠玉在前，本文尝试从不同的侧重点发掘贾府家政的政法意蕴。


大有大的用处


尽管规模大了难免良莠不齐，“东府里只有两个石头狮子干净”，但是大有大的用处，偌大的贾府能够发挥合作互助的宗族职能。贾家的义学，“原系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即入此中肄业。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供给银两，按俸之多寡帮助，为学中之费”，秦钟、贾瑞、金荣等人由此得与宝玉、薛蟠一起上学。贾瑞的丧事，贾赦、贾政、贾珍各赠银二十两，在他们的带头下，其他族人都有表示。刘姥姥来打秋风，上至贾母下至丫鬟，都宽柔待之，不使她空手而归。这与《义田记》中范文正公的所为如出一辙——他平生好施与，贵显的时候，购置田地，号曰“义田”，用于接济族人，并选出族中年长而贤德者来主事，“以其所入，给其所聚”，使“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


这样的“家”哪里是今天的“家”！如费孝通所言，分明是一个事业组织。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了人口高度密集的农耕村落。受生产力所限，剩余财富少，遇上天灾人祸、红白喜事等大事，单门独户的核心家庭不足以应付，容易出现一夜赤贫的现象，不利于稳定。同时，村落的集体大事也需要大家组织起来，共同行动。基于血缘关系的互助合作组织应运而生了。贾府虽是大族，也不脱这样的底色。而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进程，人流动起来了，教育、就业、住房、金融、医疗、食品安全，统由国家管起来了，家的功能自然就缩减。即使在今天，在较贫困地区，家中有红白喜事或有人重病就医，亲属们会根据关系的远近、来往的亲疏送赠货币或实物，这都得一笔笔记下来，日后要还的。这时，家又恢复它旧时的面目了——规避小家庭无法应对的风险的大型组织。


大有大的规矩


苏力指出，儒家的“齐家”可类比于传统农耕中国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因此是政治学、法学上实打实的宪制问题。像贾府这样的大族，即使萧疏了，上上下下起码好几百口人，重大事项必须依法而治。比如，依照贾府的规矩，儿子都要怕老子、弟弟都要怕哥哥、妻子都要怕丈夫。即使贾府再乱，没见谁敢明着违逆的。又如，在男女之防的命门上，谁都不能大意。当春意香袋一抛出来，强势如凤姐也立马更了颜色，“又急又愧，登时紫涨了面皮”，接踵而至就是严厉的抄检大观园。这正是家政中最重要的两点：一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为妇纲”，确保长幼尊卑，降低家的组织成本；二是“男女有别”，防止生物性、社会性、政治性乱伦，维持家的绵延。


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相适应，贾府有一个基本制度，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以长房为尊。宁府为长，贾珍是长孙，父亲贾敬不管事，他成了贾家的族长，做叔叔的贾政就不好去管他。嫡长子继承制简单明了，执行成本低，被大家族更为广泛和严格地适用，因而避免了家产被均分而导致家族羸弱，这正好与推恩令的效用相反。但荣国府越出常规，长子贾赦继承了官爵，次子贾政额外蒙圣恩赐官，并掌管了主要的家产。贾赦不满，做弟弟的贾政又无法有力地约束哥哥，因此其内部矛盾迟迟无法解决，这恰恰说明嫡长子继承制的意义。而长房要在家政中承担更多的接济、组织族人的义务，正是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要求。


费孝通曾说：“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从贾府的家政看，它实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它有原则、有基本制度、有具体规范，原则、制度、规范的背后是庞大的家族，家族的背后还有国家，如何就不是法治呢？或许有人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看，把它定义为“礼治”。但笔者认为，尽管与现代法治相区别，礼治与法治却并不是互斥的，或者说传统中国社会始终遵循着一种宗法（礼法）模式的法治。以至于有人提出，法治要以个体权利为本位。宗法（礼法）之治，实际上是通过维护家的秩序来保障个体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与权利本位并不矛盾。


有规矩就有变通


前面说到，荣府在继承上出了岔子，由次子贾政掌管主要家产。这是不得已的突破常规，因为如果贾赦当家，贾府可能败落得更快。凤姐管家，则是法治的又一次变通。廉萍推测，贾珠的死可能是引发点，因王夫人、李纨大恸之余无力理事。陈大康分析，在嫡长子继承制下，因长孙贾兰的存在，王夫人和李纨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据原著，王夫人和李纨均无齐家之才。而凤姐有以下优势：第一，她是王夫人的内侄女，为王夫人所信任；第二，凤姐杀伐果断，论才干手段确是比邢夫人、王夫人、李纨更合适的人选；第三，凤姐从小与宁府关系密切，与贾珍、秦可卿等十分熟悉。所以，凤姐得到贾母的信任和支持。可见，有规矩就有变通，变通是法治的代价，是法治的一部分。


当凤姐抱恙，探春代管大观园又是一次家政制度的创新尝试。由探春、李纨、宝钗组成的三驾马车很好地诠释了贾氏家政的治理资本的组合。探春饱读诗书，才干出众，具备文化资本和能力资本，但是庶出，宗法资本欠缺（她认王夫人作妈、王子腾作舅即是家政的需要）；李纨才干平庸，但作为贾政家的长房，且寡妇守节，占据了宗法伦理的制高点，又比待字闺中的小姐在管理下人时更方便；宝钗与探春一样，兼具文化、能力资本，缺点是作为外戚不好插手管理，优点是作为外戚具有较少的利害关系，因此是贾、薛、王三家的最理想的交通员。


在治理的手段上，凤姐颇具法家的风范，她被戏称为“泼皮破落户儿”，是典型的酷吏，惨礉少恩，拉得下脸，下得了狠手。但她存私心、弄权术、瞒上欺下，实际上是法家力主铲除的“奸劫弑臣”。探春倒是读圣贤书，外儒内法，却要不别亲疏，一断乎法。凤姐、探春的当家，让人如此自然地联想到儒法的治国理念，不必作者刻意为之，而是由于贾府的家政实已包含了政治的内蕴。


大有大的难处


虽有礼教在上，但普通人家不会虚头巴脑，该分家时就分家。可像贾府这种名门望族，要树宗法的牌坊，就不能轻易分家。宁荣两府是分开了，但贾母在堂，贾赦、贾政两房只能“同房各爨”。即使分开，只要利益关系仍沿着宗法关系蔓延，一旦出事就很难不被波及，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抄家就是与这种利益捆绑相应的集体责任。“大”是贾府家政维持下去的资本，也是维持这种家政要付出的代价。


在《红楼梦》里，引发贾府财政危机的大事件是元春省亲；现实中，康熙六下江南，曹家四次接驾，亏空了家底。皇帝要花钱，又不能唱黑脸，就得吃贾府这样的大户，让他们“食君之禄，分君之忧”。所以，贾府家政的收入又是国家财政汲取的对象（抄家是最暴烈的汲取手段）。作为回报，皇帝或赐官爵，或对其不法行为网开一面。一面要完成皇权的财政摊派，一面是特权助长无穷的物欲，这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刀口舔蜜、火中取栗。


但皇权又不会听任大户的发展。从贾府可知，儿孙继承的多只是虚衔，实职不能继承，得从科举考取。这极大地限制了大户的世袭。由军功起家、成功转型诗书旧族的贾府最重“义学”，就由此来；贾家与书香门第的林、李两家联姻，也与此有关。秦可卿临终托梦凤姐，特别指出，在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将家塾设于此，万一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然而现实中，仓禀过实，既易不知廉耻，亦难发愤图强。所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