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间添一点温暖”——记巴金与罗荪的点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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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间添一点温暖”——记巴金与罗荪的点滴往事


来源：文汇报　陆正伟　　


1982年末，我转业到市文联，被临时安排帮助编“文革”大事记和其他杂事。说是文联牵头，实际是在搞作协“大事记”。作协在十年动乱中属“重灾区”，老作家几乎都先后靠边，无一幸免。刚开始，我看到巴金、叶以群、孔罗荪、吴强、王西彦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最高，可想其受难也就越多。


一


在编年过程中，我对已奉调至京任职的文艺评论家罗荪先生有了最初的了解。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哈尔滨邮局工作的罗荪创作了长篇小说《新坟》《暗》，继而创建了文学团体“蓓蕾社”。哈尔滨沦陷后，他辗转武汉、重庆、南京，与冯乃超等合作创办了《战斗旬刊》，还担任《文学月报》主编。这一时期，他与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任职的巴金相识。所以，1954年2月从南京市文联副主席调上海作协任秘书长时，作协主席巴金见是多年不见的罗荪来当作协的“管家”，很是高兴。他与夫人萧珊邀请靳以、陶肃琼夫妇在淮海路上的天鹅阁西餐馆为罗荪夫妇接风洗尘。这顿情意浓浓的西餐，使罗荪夫妇俩相隔四十年后仍然感念。我与徐钤赴京看望罗荪时，他的夫人周玉屏还给我们说起这餐饭呢。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两度奔赴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出席各种会议及出国访问，常不沾家，只能凭借鸿雁传书互通信息。我无论在给巴老读《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时，还是在“全集”日记卷里，看到罗荪的名字都最多，还看到巴金给萧珊的信里常说“有事找罗荪商量”的附言。1960年末，巴金带着创作计划到家乡成都小住。不久，他就接到萧珊来信，说巴金的继母被查出肝癌，而且是晚期。为了让巴金的创作不受影响，她在信中说：党和人民对你的期望很高，希望你这次能写出长篇来，我何忍来扰乱你！我跟罗荪商量过，罗荪支持我的意见（见《家书》373页1960年10月28日给巴金信）。从老太太入院治疗，到逝世后料理后事，罗荪都协助巴金家人，全程参与。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罗荪与统战部长陈同生一起为巴金的继母选墓地、挑棺木、立墓碑，甚至连运送建材的车辆等琐碎小事，他俩也过问、解决。巴金的亲属们对此非常满意。萧珊在给巴金的信中写道：“这次事情陈同生和罗荪都帮了我不少忙，尤其是精神上给了我不少支持，使我感到非常温暖。他们都再三要我向你致意，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按时完成创作任务。”（见《家书》377页1960年11月2日给巴金信）


巴金在成都的四个月中完成了短篇小说《李大海》《军长的心》及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三同志》。《三同志》这部小说是他继1946年创作《寒夜》后完成的唯一一部中篇小说。初稿写成后，巴金感到此作缺乏情节，几次大幅度修改后仍不满意。他只把它给萧珊看过，她读后看法与他一样，巴金便把它搁置一旁了。


1977年，作协恢复，准备创刊《上海文艺》（《上海文学》前身），罗荪向巴老组稿，建议从《三同志》中抽几章发表。经岁月的沉淀，巴老对此作心灰意冷，决心丢开这个废品，重新创作了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在《上海文艺》发表。后来，他把《三同志》收入“全集”是为吸取教训而立此存照的。在《巴金全集》第20卷中的《三同志》篇名前，巴老特为读者写下了检讨式的话：


我写了自己不熟习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巴金


九〇年一月八日


我在《家书》中看到，巴金在成都患感冒了还熬夜写作。萧珊得知巴金感冒后，托人捎去了保暖的棉裤，罗荪寄去了全国粮票。由于这时忙于各种社交活动，把创作当“任务”来完成，写出的作品连自己也懒得读。为了不让别人重蹈自己的覆辙，巴老曾为作家赵丽宏题写“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两句话他在不同场合还跟其他青年作家多次说过。


我是在一帧“劫后的笑声”照片上把罗荪的名字和他的“真容”对上号的。1977年12月，罗荪与巴老、柯灵、王西彦、张乐平、师陀、李济生相聚在启封不久的巴老书房里。大家为巴金的小说《家》再版喜笑颜开，预感到文艺的春天已不远了……


二


1978年2月，中国作协调罗荪去北京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艺报》主编。赴任前，诗人辛笛在绿杨邨酒家宴请巴老、小林并为罗荪夫妇饯行。


巴金在京走访朋友时，看到沈从文的住房局促逼仄，屋里连写字桌都没有，夫妇俩只能轮流使用一张小茶桌。他在给罗荪到京上任后的第二封信中就提出：“我将为三家的房子奋斗，即沈从文、汝龙、丽尼夫人许严三家，希望您和荒煤、沙汀帮忙。落实政策嘛，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这样困难？”“现在做事情总是拖，总是推，我们就总是催吧。”（见1979年2月10日给罗荪的信）罗荪了解巴老急切的心情，他努力地奔走。当巴老听说沈从文后来换了宽敞的住处，不用下楼，可以让人搀扶着在屋里散步，他为老朋友高兴。


巴老每次到北京，总会抽时间同罗荪一道看望老友或其遗孀。就拿1981年赴京开会期间来说，他俩到丰富胡同看望老舍夫人胡絜青，又登门拜访了叶圣陶先生等，还出席了在和平门烤鸭店祝贺郑振铎夫人八十寿宴的活动。回上海后，巴老给罗荪的信中写道：“在京见面多次，虽然谈得不多，但很高兴。”


同年4月20日，巴老在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被公推为中国作协主席团代理主席（后在第三届理事会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这样，罗荪与巴老再度牵手，又成了工作上的“好搭档”。创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老晚年的一大心愿，罗荪也是巴老最早告诉这设想的友人之一。他在给罗荪的信中说：“我在搁笔之前还想促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我向姜德明谈过，他来信说你也赞成，不妨请你鼓吹一下。我除捐赠资料外，还可以捐点钱，我看作协来创办最好，政府拨给一所房屋就行了。”（见1981年1月21日给罗荪的信）


同年10月，成立建馆筹备委员会，罗荪任主任委员。我读了在此期间巴老给罗荪的24封信，其中有11封是围绕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而展开的。经过几年的奔波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终于在1985年1月5日正式挂牌宣告成立。首任馆长为杨犁，巴老和罗荪为名誉馆长。3月25日开馆典礼上，老舍之子、副馆长舒乙说，巴老坐在那儿，二话不说就掏口袋，把一包刚拿到的稿费连钢镚儿都掏了出来，全交给了文学馆。我曾听那天参会人士介绍说此事是有的，但其中也有“老北京”说话时的“艺术夸张”味。


2019年7月，小林在微信群转来一封1990年巴老给杨犁的“长信”。我欲从《巴金全集》“书信卷”中求证，结果发现这封信失收。巴老在信中写道：


杨犁同志：


上月廿八日来信早已收到，只是因为最近手又不听指挥，写字仿佛参加一场战斗，感到十分吃力，拖了好几天才回信，而且只能写短短的一页。关于文学馆，您讲得对。但我只是一个赞助人，我愿意在旁边呐喊助威。我不是领导，也不是工作人员，但只要对文学馆的存在和发展有用，我愿奉献我最后的力量。不论它由作协领导，或档案馆领导，只要它能存在、能发展，我都同意，你们考虑问题，不要管我。我没意见，我不是资本家，也不是侨商，我捐赠的三十几万人民币都是个人稿费收入，我关心我国文学事业的前途，我爱这个事业，我相信您也爱这个事业。别的不用多讲了。我再讲一次，今后我仍愿意为文学馆出力，也不干扰文学馆的事情。


祝


好！


巴金


十二月七


这封沉寂了近三十年的信，不是杨犁之子杨葵从微信传友人，还难以见天日呢。巴老为建立现代文学馆，主动提出捐献自己的稿费，但有言在先——他对罗荪说：“所有稿酬都送给文学馆。但这种办法绝不能宣传、推广，请不要对外人讲。钱汇来请筹委会作为捐款收下就是了。”（见1982年3月16日给罗荪的信）这大概是杨犁生前一直把这封信“雪藏”的原因吧。


三


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的第二年，罗荪因患小脑萎缩症，记忆逐渐衰退而少言寡语。巴老得知后在信中说：“有时想起你们，急得不得了，恨不得马上见面。”他期盼罗荪的病逐渐好转起来。


1994年4月，《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大型摄影图片展即将在北京图书馆开幕，我与徐钤作为工作人员前去布展。正在杭州养病的巴老得知后，把我俩叫到房间，托我们去探望病中的冰心、曹禺和罗荪。到京后，我俩由中国作协的吴殿熙陪伴到罗荪家，进门看到周玉屏手捧几天前从“巴金与二十世纪研讨会”上领来的《巴金全集》，正读着“书信卷”中巴老给罗荪的信，欲帮他把失去的记忆重新找回来。而此时，罗荪目光呆滞，脸无表情端坐着，小阳春的天气，他腿上还盖着毯子。这和十多年前与巴老、徐迟、小林访法时照片上笑容满面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周玉屏见我们都站在罗荪面前，她便对罗荪说：“巴老身体也不好，还让上海作协的同志来看我们。你还不赶紧给巴老捎几句话。”见罗荪没反应，她又说道：“‘文革’时，巴金挨斗，你陪斗。现在生活好了，你却病倒了。等你病好了，我们一起回上海去吧。”她还说起和巴金、靳以两家亲戚般的关系，三位女主人中数萧珊最有才华，既能写还会翻译……


房间内，除周玉屏说话外，大家屏气等待着罗荪开口说话。可是，他双唇紧闭，一言不发……


回杭州后，我们把在京走访的情况讲给巴老听。然后又把录像放给他看。播放时虽然穿插着冰心和曹禺诙谐幽默的镜头，但当巴金看到罗荪病成这样时，他双眉紧锁。没料到，仅过了十多天，与罗荪朝夕相伴的周玉屏突患疾病，离他而去。这对于罗荪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


同年10月，罗荪回到上海，女儿孔祥丽负责照料。巴老知道后对小林说，他要去看罗荪。几天后，巴老坐在寓所花园小道上晒太阳。我上前告诉他：“孔祥丽准备礼拜天用轮椅推罗荪来看你。”他听后马上说：“还是我去看他。”中午，小林从单位回到家，他即对小林说：“我下午要去罗荪家。”毕竟已是91岁的老人了，还要出门会朋友，我为此捏了把汗。


午后，我们陪着巴老驱车到罗荪家楼下，又抬着轮椅上的巴老上楼。巴老下了轮椅，拄着拐杖走进房间。我见罗荪脸朝外默然坐着。巴老泪花在眼里滚动，气喘吁吁地上前握住罗荪的手哽咽着说：“罗荪……你回来啦。”我能听出他是尽力提着嗓音的。这时，罗荪微微抬头，看着巴老，含泪说了声：“你好！”孔祥丽抓住时机，紧接着问：“认得吗？”罗荪说：“认得。”随后，巴老问：“吃饭好吗？”“北京也很少出去吧？”还有其他问候的话，但再没听到罗荪的回答。巴老坐在罗荪旁，一直握住他的手。虽然，罗荪只说出几个最简单的字，但对失言失忆多年的他而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场的人如见铁树开花般兴奋，都感到友情的力量太神奇了……


二十多天后，巴老与罗荪同住华东医院，而且病区相隔不远，但对行动困难的老人来说隔楼如隔山。每次我从东13楼罗荪的病房回到巴老的房间，把所见的情况告诉巴金时，他都很要听。一次，巴老突然问：“小陆，罗荪最近怎么样？”我如实告诉：“有一段时间没去了，我马上就去。”我知道再过几天，巴老要到杭州去养病了，他放心不下身患重症的罗荪。


1996年6月26日，罗荪终于摆脱了十年沉疴的折磨，带着巴老的友情走了。在罗荪病中，巴老曾为《罗荪纪念册》亲笔题词：


我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间，我绝不放下我的笔。我要写，直到最后的一息。我的燃烧的心会烧成灰烬，可是我的爱和恨不会消失，它们要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巴金 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写在手发抖、笔不听指挥的时候。燃烧自己，温暖别人。巴老如是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写于202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