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间才有真正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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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间才有真正的传奇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女性和书生


来源：文汇报　　王昕 孙瑞　　


“三言二拍”是出版于晚明的两部话本小说集。“三言”指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与《醒世恒言》；“二拍”是另一位书坊主兼小说家凌濛初编成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三言二拍”将宋元明三个朝代的话本、根据《太平广记》《夷坚志》等子部小说以及明代社会新闻改编的小说，进行了几乎一网打尽式的整理改编，堪称话本小说的集大成。


这两部话本小说集共有198篇短篇小说，卷帙浩繁，人物众多。古代文学史上，能够容纳如此众多的生动鲜活的平民化形象的名著可谓绝无仅有。生活在各个地域、各个朝代，角角落落的人物，喜怒悲欢、生老病死、祈愿纷纷、南腔北调，一片聒噪喧哗。


所谓平民化形象，有两个含义。一是平民形象，指身份普通，出于底层的人物。商人和女性构成了“三言二拍”最具标志性的人物群像——新兴的商人阶层和生机勃勃的女性人物，从社会的边缘与底层，走向市井舞台的中央。二是去掉了身份光环，被平民化的形象，指那些被世俗化地塑造和解读的帝王将相、清官秀才一类人物。这两类人物一面被抬高、一面被矮化，正反映出晚明思想家以人生存的物质性要素为根柢的启蒙思想。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衣与饭”是人的社会活动中不可缺的物质要素，由此写去，才能“去伪存真”，见出真情。


冯梦龙和凌濛初都是典型的晚明文人。出身背景和生平经历大致相仿，都是功名不得意，笔头极劲健便给的才子型文人，而且自家也是开书坊经营图书的。他们一生编著的书几乎算得上著作等身了——戏曲小说、考试指南、整理民间文学等等。这就使得他们能够目光向下，看得到市场、看得到众生，能够从市井民众的视角去理解和塑造人物形象。如此，就在历史车轮隆隆滚动的宏大旋律中，留下了市井喧嚣之声的合音。


努力进取的商人形象


传统社会的等级排列是“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最低。现代人很难理解商人在话本当中作为正面形象出现有多么不易。明代社会等级森严，“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市民的穿着打扮都受到严格的规定与限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整个社会弥漫着等级制度的压抑氛围，再加上朱元璋严重的抑商政策，使得商人阶层的进取意识受到强力的压制。明代后期，“越礼犯分者越多”。社会风尚的改变，就是从追求财富、追求个人尊严和自我价值开始的，而商人的进取意识正是社会巨变的重要表现。


“三言”当中商业故事占据了很大篇幅，追求财富的社会心理，使得商贾成为频频亮相的人物，如泛海的客商，养蚕织绸的小机户，提壶卖水的小生意人和家资百万、专靠资本营运为生的巨富。在以前，商人往往因其“四民之末”的地位而被轻视。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在白居易看来，琵琶女落魄到嫁为商人妇，是非常可怜的。到了元代，关汉卿著名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的反派，就是一个叫作周舍的富商，他依仗着自己的钱财欺负书生、糟蹋女性。元杂剧中，商人多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三言”“二拍”中，以正面形象登场的商人大量出现，他们的发家故事尤其受到市井读者的喜爱。


作者讲述他们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及在其中体味到的酸甜苦辣，用充满趣味的笔墨，把商业活动中的偶然因素及那些一瞬即逝的机会交给商人来把握，使他们的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凭借自身的能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身上呈现出的生机勃勃的奇遇故事。冯梦龙和凌濛初大概也见识了一些为富不仁的不公平现象，所以有意以善有善报的等价交换模式，引导人们的向善之心。“三言”之所以名为“喻世”、“警世”、“醒世”，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讲述了一个名叫施复的小手工业者，因善行得到善报的故事。小说最突出的特点不是在讲果报，而是很细致地展现了当时的江南小镇中，机户们如何一点点地劳作、营运、起家的故事。它和明人张瀚的笔记《松窗梦语》互相印证，很有某种历史代入感。如它讲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一个乡镇叫盛泽，这里居民稠广，土俗淳朴，当地人都以养桑蚕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施复便是其中一个普通的机户。一天，施复拾到了另一个小机户朱恩遗失的六两银子，在兴奋地盘算了如何用这六两银子发家致富之后，他想到了这六两银子对失主的重要性，因此选择了拾金不昧。他的妻子道：“这件事也做得好。自古道：‘横财不富命穷人。’倘然命里没时，得了它反生灾作难，倒未可知。”后来在桑叶短缺时，朱恩的报恩不但是解决了困难，还使他躲过一场覆舟的大难。施复的生意依靠志诚和时运而逐渐兴盛，所织的绸“人看时光彩润泽，增价竞买，比往常每匹平添很多银钱”，“几年间就增了三四张绸机”，人送绰号“施润泽”。不上十年就有了数千金的家世，“施复之富，冠于一镇”，成为商人靠自身的善行与努力起家的样板。


“三言”很注重表现商品社会、商业规则带给人们的价值感和自尊意识。《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主人公秦重，只是一个挑担卖油的小贩，他看上了花魁娘子，竟生出非分的妄念：“你道天地间有这等痴人，一个小小经纪，本钱只有三两，却要把十两去嫖那名妓，可不是春梦？”但他转念一想：“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银子，怕他不接！”传统社会的道德要求每个人都要安守本分，不能做超越自身所处阶层规范以外的事情。当秦重通过商业社会的逻辑，一分一厘地盘算运筹，终于攒出十两银子去见花魁娘子的时候，其突破阶层限定的努力就是积极进取、值得钦佩的。


徐阿寄的故事（《徐老仆义愤成家》）也是如此。这个主人公在明代有原型，很多文人给他写过传记。故事讲的是一家三个兄弟分家，老三是一个寡妇，大房和二房欺负老三，把老仆作为老废物分给孤儿寡母的三房。徐老仆的“义愤”主要来源于他的价值被人忽视，他主母说：“那牛儿可以耕田，马儿可雇倩与人，只拣两件有利息的拿了去；却推两个老头儿与我，反要费我的衣食。”徐老仆听了这话，猛然揭起门帘叫道：“三娘，你道老奴单费你的衣食，不及马牛的力么？”“那牛马每年耕种雇倩，不过有得数两利息，还要赔个人去喂养跟随。若论老奴，年纪虽有，精力未衰，路还走得，苦也受得。那经商道业，虽不曾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钱，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几转，其利岂不胜似马牛数倍！”他外出经营，只要有利就做，“十年之外，家私巨富，那献世保的田宅，尽归于徐氏”。徐老仆凭借自身勤劳的品质与出色的经营能力创造财富，维护了自身的人格尊严，正是商业规则使等级社会中的弱者具有了证明自我价值的出路。


再如文若虚（《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初刻拍案惊奇》）是个“一身落魄，生计皆无”的文人，他不甘于将自己束缚在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之中，要跟着商人们出海贸易：“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他用一两银子的本钱，买了百余斤洞庭红橘子，得了意外的好运，赚下八百多两白银。在归途中又捡到藏有夜明珠的大龟壳，这个宝物被胡商认出购买，文若虚从此发家致富。“胡人识宝”的故事在中古时代就非常流行，《太平广记》中有四十多则。本篇小说把它和海外贸易故事联系起来，表现出文若虚作为一个底层文人，凭借自身向外开拓的探险精神为自己创造财富，提升自身价值的进取意识。他的转运故事也是对积极奋进的商业精神的鼓励。


无论是元杂剧，还是“三言二拍”，对于这些普通商人都有一种平等的同情和理解，这是文学极大的进步。“三言二拍”细腻地描写了商人的欲望与生活，将他们活生生地带到读者面前，能引起同为普通大众的我们跨越数百年的共鸣。


善于营谋的市井女性


“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描写真正做到了“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书里写的每个女性都有她所要面对的人生困境，她们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如何筹谋自己的人生，成为叙事的主要动力。文学的故事需要一种势能，这种势能就是你怎么由穷变富，你怎么改变现状，你怎么从一个不好的境遇变成人生的顺境通途。“三言二拍”的精彩之处正在于每个女性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很努力地去营谋、去算计、去获取，然后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别人的安排，这样的人物才是生机勃勃的，这样的叙事也才是充满吸引力的。


在各个时代各个社会中，都不乏拥有人生智慧和坚韧性格的女性，但传统文学却无法全面地容纳、表现这些活泼泼的人物。“三言二拍”的市井世界中，涌现出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市井女性，如白娘子、杜十娘、莘瑶琴、赵春儿等。这些女子或者出身妖怪或者身份低微，但都靠着自己的务实的筹谋，尽力争取幸福婚姻，展露出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与进取心。


白娘子（《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这些人物中最令人瞩目的。白蛇的故事，从中古时代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在《警世通言》中，白娘子依然带着早期灵怪故事的可怕身影。比如她几次现出本相：吊桶来粗大的身躯，一似灯盏般放出金光的蛇眼，很是恐怖；她缠住许宣，几次三番以美貌和金钱迷惑他，她偷来的钱财行头又屡屡让许宣惹上官司，一再被发配。让许宣这个平庸的小人物难以招架，又逃脱不掉。


“蛇性之淫”和痴情女性形象的结合，使话本获得了某种文学的隐喻效果，代表了人们对于泛滥的爱欲的恐惧。将一个大胆、坚韧地追爱的女性，塑造成拖着蛇身的妖怪，是一种平民文学的典范。但在话本小说中，白娘子这个形象，也具有了与此前志怪中吃人蛇妖不同的况味。市井间的读者们，既对这般凭借自身的营谋去争取爱情的新式女性感到新奇喜爱，沉浸在她对许宣专一而执着的感情想象中，又有着小市民一般的务实与理智。


杜十娘和她的“百宝箱”是另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的底气和她的自尊来自她的百宝箱。当李甲为了区区千金将她转卖给了商人孙富之时，她痛责：“妾风尘数年，私有所积，本为终身之计。……箱中韫藏百宝，不下万金。将润色郎君之装，归见父母，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得终委托，……今众人各有耳目，共作证明，妾不负郎君，郎君自负妾耳！”“十娘叫公子抽第一层来看，只见翠羽明珰，瑶簪宝珥，充牣于中，约值数百金。十娘遽投之江中。李甲与孙富及两船之人，无不惊诧。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箫金管。又抽一箱，尽古玉紫金玩器，约值数千金。十娘尽投之于水……最后又抽一箱，箱中复有一匣。开匣视之，夜明之珠，约有盈把。其他祖母绿，猫儿眼，诸般异宝，目所未睹，莫能定其价之多少。众人齐声喝采，喧声如雷。”杜十娘的筹谋以及她对李甲的真情，就是通过层层排比的金银珠宝，将情节推向了高潮，也映衬出她激越的情感与浓厚的悲剧性。


杜十娘的悲剧似乎在一开始就已注定，她想用自己在商品社会中积累的财富去换取与高门子弟的真情和婚姻。这显然还是局限于传统的门第观念当中。金钱固然能在晚明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环境中带给人提升社会地位的机遇，但对于注重血缘和名望的封建大家庭而言，门第和身份是他们对抗平民阶层的护身符，金钱的侵蚀恰恰对他们构成了最大威胁。所以象征杜十娘尊严和真情的“百宝箱”，在她嫁入高门、委托终身的筹谋之路上，是难以替她达成愿望的。杜十娘个人的尊严感与李甲和孙富在码头上进行的这桩古老的人身转让买卖，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所以一屉屉被撇入河中的“百宝”，就为这位风尘女性树立起了前所未有的高尚人格形象。


杜十娘的悲剧，源于她在一个平民时代，仍然延续着中古时代的择偶观，沿着攀附权贵、向着上位者输忠投诚的老路来规划出路，因而悲剧性是不可避免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则提供一个反例。莘瑶琴和杜十娘都是京都名妓，生活在同一个阶层、同一种社会背景之下，但是莘瑶琴夫妻终老，阖家团圆，过上了幸福美满的世俗生活。莘瑶琴的择偶观是平民阶层务实的择偶观。当杜十娘还停留在进高门、嫁书生的传统路径选择时，莘瑶琴一入行，就接受了刘四妈现实的职业规划——积攒钱财、赎身从良，投奔一个好的姻缘。面对不幸的处境，她没有选择寻死觅活的反抗，而是顺应现实的境遇努力经营自己。所以她可以接受卖油郎的低微身份，对秦重说：“我要嫁你。”她看清了那些“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买笑追欢”的本性。真情只在地位相当的人物身上可寻。小说将人物置于“靖康之难”这样一个人民离散的大背景下，讲两个底层人物相互温暖、互相扶持，共同建立起世俗人生中的美满生活，正是平民读者喜闻乐见的。

被世俗化的官员与书生


“三言二拍”中，与处于底层和边缘的商人与女性形象的崛起相应的是，帝王将相、清官书生等传统正面形象，在平民视角中被凡人化、市井化了。《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写的是五代周高祖郭威和后来被追封为郑王的军阀史弘肇这两位帝王，在微贱之时的泼皮无赖行径。他们日日混迹市井，偷鸡摸狗，蒿恼得一村疃的人过活不得，没一个人不嫌，没有人不骂。郭威郭大郎用一条“鏖糟臭油边子”头巾作回定，娶了贵妇人。口角生动的对话，把乱世枭雄们的流氓面目塑造得分外鲜活。


《滕大尹鬼断家私》中，清官滕大尹知道了老太守留给寡妇稚子的家财，“未免垂涎之意”。他不惜装神弄鬼，使出浑身解数演了一出独角戏，谎称鬼家主以钱财酬谢，他推拒不过，昧下一坛金子落得受用，把“众人都看得呆了”。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把苏轼这样一位大文豪，写成一个喜欢露才扬己、恃才傲物的轻薄文人。“二拍”的《硬勘案大儒争闲气》，写大儒朱熹，因为疑心唐仲友看轻自己，就污蔑他和妓女严蕊有奸情，为争闲气不惜拷打严蕊，让她吃了无限的磨折，搞得外面人言喧沸，没一个不骂朱晦庵的。


那些在唐诗、宋词和元杂剧中，正义高尚的书生们也显露出实际而功利的一面。他们的悲欢大都围绕着科举。科举不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而是富贵金钱、世俗欲望的满足。“选得官来，那时赏你穿对朝靴，安排在轿儿里，抬来抬去，饱餐羊肉滋味，重教细腻。更寻对小小脚儿，夜间伴你。”（《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书生们中举就可以做官，“做了官，怕少钱财？而今那个做官的家里，不是千万百万，连地皮多卷了归家的？”（《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


帝王将相、清官才子的世俗化和商人、女性的崛起，在平民视角的话本中是一体两面的世界。在商业发展的社会中，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营谋追求财富、获得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必然打破等级社会里的神话与光环。既然都是人，就人人都应有尊严、有私欲，没有谁更高尚。如此写来，必然会成为平民百姓间的一种自我启蒙。


“三言二拍”的很多故事能引发现代读者的共鸣，因为生活在宋明时代的人们，和今人并无大的不同。那些琐碎日常里的苦痛哀乐、辛劳营谋，是千年不变的生活主题。如此众多的熟悉、亲切、似曾相识的人物和故事，获得超越于时代的理解与感喟，既不可思议，又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