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长篇小说：新时代文学的潮汐与广阔现实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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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长篇小说：新时代文学的潮汐与广阔现实的回声


来源：文艺报　　刘诗宇　

新时代文学的潮汐


2023年8月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发表与出版于2019至2022年的238部长篇小说激烈角逐，最终《雪山大地》《宝水》《本巴》《千里江山图》《回响》五部作品获奖。四年一度的国家级文学奖项评选，为新时代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营造了积极的氛围，也为长篇小说创作带来了一种具有周期性的创作现象，每个四年中的第一年常被称为“小年”。但“小年”其实并不“小”，如果把当代文学史比作一台盛大、漫长的交响乐，正是这种节奏的变化为听众带来呼吸的气口，从中洞见更大的世界。


这种周期性变化同样适用于更大的时间尺度。新时代以来长篇小说对党和国家大事要事的关注，确实体现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史未有之势，却顾所来径，文学史层面的变化正在发生。自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启动“新时代文学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以来，面对恢宏的时代、辽阔的生活，从洪钟大吕到润物无声，长篇小说一直在探索更符合艺术规律的创作方式。2023年“新时代文学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出的周瑄璞《芬芳》，“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推出的刘庆邦《花灯调》、陈彦《星空与半棵树》等作品聚焦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视野下神州大地发生的宏伟变革，相比前几年很多作品直接将宏大话语、时代精神以人物和事件的方式移植进作品，这些作品明显在尝试更自然的处理方法。


《星空与半棵树》就把农民温如风因为“半棵树”引发的不平与反抗作为故事的主线，作品中普通农民、政府干部、乡村企业家等身份的交织让传统熟人社会显得愈加纷繁，弱者、强者、好人、坏人界线的交融，以及不断演变的精神世界与道德标准背后是乡村社会物质现实的变迁。


《芬芳》格局宏阔、针脚密实，将山乡巨变分散到四代人身上，小说的艺术气质更接近于传统的乡村叙事，与前几年直书乡村社会变革、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写法有了明显差别。


2023年历史题材创作的底色则更加多元。张翎《归海》以女儿视角揭开母亲在抗战时期的苦难人生。小说时间跨度大，题材也沉重，但作者摧刚为柔，让大时代的血与火变成小人物身上隐秘的恐惧与痛苦，主人公用尽余生，也难以抚平战争造成的创痛。“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推出阿舍《阿娜河畔》，写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但作者并没有被宏大叙事牵绊手脚，书中大量的心灵独白，以及石昭美、明中启等一批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不禁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老舍笔下那种最经典、纯粹的现实主义创作，这种写法使人生和命运显得格外沉雄、充满力量。


上述作品以及杨怡芬《海上繁花》、陈河《误入孤城》、徐风《包浆》、李清源《窑变》、张柠《江东梦》、卢一萍《少水鱼》等历史题材创作，如果说有共性，就在于将时代风云重新降落到具体的人和事上。这似乎是一句陈词滥调，但结合着不同年份长篇小说现场的潮汐感，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思考，长篇小说到底应该怎么写才能更好地表现时代精神；无论写什么，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否应该以可读性和对读者共情的唤起为基础。


新时代长篇小说如何介入现实


2023年，我多次在早晚高峰的北京地铁上看到有人手捧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点烦》，读得旁若无人。难以想象一本纸质书怎么从手机游戏、信息流、短视频的“联合围剿”中脱颖而出——这不正是我们对文学常有的希冀吗？


《太白金星有点烦》并不是马伯庸笔下唯一闪烁于茫茫人海的作品，他在写出让人拍案叫绝的好故事之余，更清楚那些正在读书、或想读却难从工作与“即时快乐”中抽身的人们心里想的是什么。马伯庸戏笔重写《西游记》，西天取经变成天庭安排给太白金星李长庚的工程项目，原本凶险的降妖除魔、信念考验都变成黑色幽默式的人情博弈、利益交换。李长庚虽位列仙班却如履薄冰、动辄得咎，读者从虚构故事中看到的不是天地造化、万里征途，而是平凡的自己。马伯庸以网文作者、历史小说家身份进入大众视野，使很多研究者忽视了他作品中的现实意识。《太白金星有点烦》相比他前几年的《长安的荔枝》《大医》明显更“松弛”，但就是其中强烈的现实意识，让它获得了读者的欢迎，哪怕站在拥挤的地铁公交，也要看化作太白金星的自己何去何从。


马伯庸虚构天庭，张平《换届》写真实的官场。小说以新任副省长杨鹏为主人公，展现一场有预报的天灾如何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整部作品由大量、密集的对白构成，支撑小说问题意识的不是众多人物形象或跌宕的情节，而是一套语言体系。其中人物看似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思想、行为却不知不觉被那个庞大而抽象的语言体系支配。小说常把现实问题、日常语言和主人公们使用的语言体系并置，以反思后者在严谨、专业之外模棱两可、避重就轻的一面。在历史和社会学研究中，语言常被视为文明出现和发展的标识；在2023年格外火爆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中，语言也是核心要素。而最直接由语言组成、不掺杂其他的，其实还是文学，语言问题中蕴藏着太多创作上的可能性，理应成为小说家理解现实、文学作品介入现实的一个入口。


科幻的中国叙事与地域文化


说到人工智能，严曦的《造神年代》值得阅读，它写的正是AI“奇点”到来。作者出身电子工程专业，小说兼具科学的“硬”和文学的“软”，是一部不同专业背景会有巨大阅读感受差异的作品。所谓“奇点”指人工智能获得自主意识的一瞬间，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此人工智能将以“指数级”发展之势一骑绝尘，不仅将把人类越甩越远，更成为地球乃至宇宙文明史新的主人公。科幻小说无疑是舶来品，有些经典作品流露的问题意识虽然宏大、重要，感觉与中国的读者还“隔”着些什么，在这方面《造神年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成都这座文化色彩鲜明的中国城市是故事开展的主要舞台，热辣的四川话随处可见。小说不无幽默气质，为人类社会安插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变化；结局人工智能选择以帮助但不干预的方式与人类社会平行共处，有科幻小说鲜见的乐天态度。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那些以川渝文化、饮食、生活方式为背景的文学、影视作品中，我们很熟悉的泼辣与达观。


不仅《造神年代》出现巴蜀文化，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在题目上就已说明问题。写科幻的中国作家越来越多，必然会让这一舶来品文类充分本土化。每一种地域文化都内含不同的人生哲学、人物形象、故事原型，未来我们大可以期待黑土地、黄土高原、草原、华北平原以及齐鲁、吴越、海派、岭南文化等都与科幻碰撞出不同的火花，这种作品将为世界科幻史留下中国章节。


无所谓“通俗”还是“严肃”


谈文学中的舶来品，“武侠”不能不提。曾经我们以为金庸、古龙等武侠作家的影响力隽永不绝，但后来不得不承认，当他们的创作遮盖了武侠一整个门类之时，其中来自欧美文学以及电影工业的影响很容易被忽视。而当“金古梁温黄”们的影响力随时间弱化，我们又发现还有远至平江不肖生、近到徐皓峰这样似乎更具“中国味”的武侠小说存在。


何顿的《国术》就在这一脉络。小说以武术家刘杞荣为主人公，一半写“武”的力量——体弱多病的少年苦练武艺强身健体，多遇名师挫败各路豪杰，为国为民奋勇杀敌、传道授业成就英雄传奇；一半写“侠”的有限——在现代的船坚炮利与时代的风云际会之下，再强的武者也是刀剑如梦、萍踪浪迹。作者以湖南国术训练所、中央国术馆为轴心，串联起民国武林诸多风云人物。各门各派的武林掌故以及拳、跤、棍、刀等武学招式在小说中都有扎实呈现。但小说并没被狭义的“武”或“侠”限制，在漫长的故事时间里刀剑易断，人世沧桑，真正有力量的不是那些武功心法、好勇斗狠，而是主人公本分、执着、修身、律己的心。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推出的田耳《秘要》也和武侠题材息息相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武侠小说风靡大陆，一大批冒名顶替的盗版应运而生，数十年后这种“黑书”成为收藏界一大门类。《秘要》写主人公在追寻一本名为《天蚕秘要》的“天缺”级“黑书”过程中，挖掘出两岸三地多段虽无武艺与传奇，却同样流离而坚韧的人生。《秘要》让时光倒流，读者仿佛置身那个地摊文学、租书屋风行，人们对知识、文学同时也是对蛮荒、情爱如痴如醉的年代。虽然田耳写的这些小人物与《国术》中的刘杞荣似有云泥之别，但他们都因“武侠”这一特殊的文化与精神载体殊途同归。人活于世，除了名利终有很多值得坚持之事，这是这类作品在优秀的阅读体验之中，给予我们的精神力量。


武侠、科幻、言情……不知何时起，它们悄然成为“类型文学”，带走了文学的“多巴胺”与“荷尔蒙”。近年来，许多作家拿起罪案和推理的笔，似要为“纯文学”增加一些引人入胜的东西。在阅读吴忠全《寒夜无声》、郭沛文《刹那》等2023年的推理小说时，我更明确了一个感觉：推理小说中那些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写作手法，那些让人忍不住熬夜通宵的阅读体验——原本就无所谓通俗还是严肃。


现实的回声


为长篇小说起书名是难事，往往不到十个字就得抓住数十万字的魂，书封上的每个字都化身“万人敌”。据说2023年“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推出的毕飞宇和格非的长篇小说在创作阶段都经历过改名：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改自《傅睿》，是由小到大；格非的《登春台》则改自《浮生余情》，是由大至小。作家于标题处的闪转腾挪，只是文学映照现实之难的缩影，哪怕数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在大千世界面前也不过一面小镜、一掬清水。由此观之，以文学之“小”见现实之“大”，当真要作家有万夫莫敌的智勇。


毕飞宇在《欢迎来到人间》中塑造了医术高明、相貌英俊、家世显赫、严于律己的外科医生傅睿。这世俗上的“完美”形象在大多数人看来必是文学层面匮乏的存在，除了成功、顺遂、幸福，他身上又能有什么可写呢？毕飞宇偏穿过叙事的窄门，于傅睿世界的缝隙中洞见一种沉重、无告的精神痛苦。每个人都像煮熟的蛋，剥离各式各样的蛋壳后，那纯真和完满才是真实又脆弱的。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像“天使”一般的傅睿破碎了，他失去事业、家庭，变成精神病人，而救赎又不知所之。书名虽为“欢迎”，但其意更像是历尽千帆者，对无可逃避的后来者所怀有的疲惫和释然。


《登春台》中男性形象在精神层面的脆弱与孤独、面临人生选择时的混沌与莽撞，以及女性形象两性关系上的伤痕记忆、残缺破碎的家庭关系都延续了格非小说一贯的精神气质。书中的周振遐、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们，无论身处多么优渥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世界总有不幸福、不安稳，以及某种隐秘而强烈的自毁冲动。前面说了长篇小说创作之难，事实上身为读者理解格非或毕飞宇小说难度也不低。作者精心刻画的城市中产、精英众生相，对于一部分普通读者来说很容易变为虚幻、无效之物，人们的快乐与痛苦时常相通，但也很容易被物质生活的差距区隔。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之间，这一类作品的评价总是两极分化。读者大概要以某种带有社会学或文化研究色彩的眼光，才能更好理解作品的应有之意。


今天不同行业、身份者都有表达情感、阐释现实的自觉性，面对广阔无边的现实，我们已经很难再期待过去那种充满权威性的全景式现实主义作品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推出的贾平凹《河山传》、李凤群《月下》、颜歌《平乐县志》、张楚《云落图》，以及须一瓜《五月与阿德》、陈仓《浮生》、甫跃辉《嚼铁屑》、杜阳林《立秋》、姚鄂梅《我们的朝与夕》、魏思孝《沈颖与陈子凯》、郑在欢《雪春秋》等作品都是书写现实的优秀之作，它们的“好”正体现于在合适的地方停笔，将自己最有把握的“小世界”写清楚。比如《五月与阿德》借一老一小的人物关系模式，写落魄的“城里人”和走出村镇的“乡里人”在各方面错位、却也正是因此才能相互陪伴的情感生活；《平乐县志》时而插入近似评弹、画外音式的议论，讲人情世故却稳守“县”志的范畴；《浮生》透过贷款买房这一普通都市人的重大人生课题审视现实；《嚼铁屑》写都市中年、青年“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的人生选择，这注定是只有少数人能做到的。


篇幅有限，仍有一些长篇佳作未及讨论，总而言之，2023年长篇小说已经将新时代文学具有历史意义的轨迹与趋势置于读者眼前；“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等顶层设计整合创作与出版资源，其对长篇小说的助推作用在2023年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我们将视野伸向更广阔的历史、现实、未来，打破对于文学类型、雅俗的分界，就会发现无论留给作家还是读者的空间和可能性都十分宽广。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