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史回归“文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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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学史回归“文学”本身


来源：中华读书报　　刘一昕　


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以下简称《新讲》）的要旨，就在于让现代文学研究回归作家作品本身。钱理群身体力行地提醒着学界，当文学研究不断提倡视野上要扩展，方法上要拓荒的同时，断不可忽略对于作家与作品的持续开垦。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新讲》虽然以“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脉络为基本框架，但实则是对三十年文学史“程式”的外在颠覆与内在突破。钱理群除了编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之外，还曾两度涉足文学史写作，一次是撰写《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新世纪的文学”部分，另外一次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如果说此前三部多少带有“集体行为”之意，那这一部完全属于“个人行为”。这次以作家作品的形式呈现独著，无疑是彻头彻尾地倾吐自己的著史倾向，即让文学史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常识”本身。


钱理群在学界素来是鲁迅研究的坚守者。在他的学术脉络中，鲁迅无疑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不论是文学史研究，还是他的文学批评，其背后总有一个整体的鲁迅观作为支撑。鲁迅在《新讲》中依然是重要角色担当，他的多篇作品入选其中，但可以看出钱理群这次并未采取“特殊照顾”原则，而是在全书中将45位作家并置“展览”，不分“宾客”，将于30年现代文学史中着墨较浅的作家的名字与鲁迅等各“大家”的名字并列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丘东平、绍子南、文载道、南星等，这圆了钱理群“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梦的同时，无疑为中国本土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面向。这样的“圆梦”之举既是著者对自身学术生涯晚期更大的成全，也是对现代作家命运的一种终极关怀。


比如，钱理群在第六章中特别选择了南星所著的《来客》一文（收入《松堂集》），以呈现40年代沦陷区文学的多元面貌。故事构思的巧妙，叙事语言的细腻，《来客》想必会让此前并不熟悉它的读者相见恨晚。南星在文中把多种小生物称为夜间来访的客人，并对自己无意致其于死地的行为后悔不已。钱理群将文字中所流露出的这种对自然界生物的博爱与同情归结于南星对人类自我生命与自然生命“同一化与亲和感”的省悟，将其视为战争背景下的一种感人力量。（第509页）这种体悟除了出于对南星际遇的深刻理解，又何尝不是钱理群本人对于如何对待生命这一问题的思考？


《新讲》看似现代文学的一堂入门课，但当把它放在钱理群的学术史和思想史脉络中来看，这堂课是作者与自我经验的一场深入对话，是一次思想深处的跋涉。想必他在重读每一篇文章时，也是在与每一位“旧交”进行交流，讨论与争辩。虽是“旧事”重提，却总别出新解。从事文学研究的钱理群从未忽视过“教师”的本职。透过《新讲》，我们再一次体味到了他作为教育者的历史使命与精神担当，他向来认为文学在教育中就是“魂”，反复重申文学教育的意义所在。从作家作品着手来处理文学史的宏大命题，正是为大众着想的切实方式，这其中除了深厚的学术积淀，还要有丰沛的情感投入。著者尽心让大众透过有份量的作品充分感悟何谓“活生生”的文学史，何谓“真正的”文学。注重“知识化”的文学课程教学大行其道之时，研究者应当反思这其中缺失的“文学味儿”，这亦乃钱理群所强调的“常识”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这“文学味儿”的另一表征则是来自著者“声音”的参与，他亲自朗诵了部分作品，制成录音。这样的尝试开了文学史写作的先河，也传递出钱理群的文学理念，要让大众感受文学中蕴含的语言美与情感美。可以说，钱理群重新回到了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起点与原点，提供重申常识式的文学史编纂思路与著史方案的同时，也为学界重新触摸中国文学史提供了敏锐鲜活的身体经验。


从1987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问世，到2021年《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竣稿，钱理群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整整持续了34年。他在后记中如是说：“我终于完成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生前交给我的‘坚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任务，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学科，我能做的事都做了，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了。”作为文学史家，钱理群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已然成了他自己所谓的“长期坚持的‘典型现象’研究方法”中的那样一个“典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