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的故乡往事：“我”是亲历者，亦是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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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的故乡往事：“我”是亲历者，亦是创造者


来源：中国作家网　　阿唐　　


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用幽默的笔法讲述了一个个伤心的故事。读过才发现，“伤心”这个词的分量似乎太轻了，不足以呈现驻马店村民世代苦熬的状态。然而，这个词却让我们看到一个在残酷世界里流浪的孩子，这个孩子正在深夜的田野里无家可归。


流浪者对故乡的回忆


若泽·萨拉马戈在《对一座城市的絮语》中说：“从物理定义来说，我们生活在空间里；从情感方面来说，我们生活在回忆里。”然而，这两者并非全然分裂，很多时候，物理空间都要通过回忆构建起来，“故乡”这个概念就是如此产生的。


以故乡为原型，为乡亲们立传，这最先让我想起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不同在于，驻马店的故事里，郑在欢始终在场。


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初讲故事的人变成故事里的人”。这一方面是指，给他讲故事的乡亲都被他写进了故事；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郑在欢自己化身为叙事者，始终参与着每一个故事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Cult家族》系列，虽然每篇各有主人公，但他们都与“我”息息相关，他们的人生，不论幸运倒霉，都离不开“我”的视角。我们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也难以忽视那个生下来就失去母亲，在成长中不断遭受继母凌辱和外婆虐待的孩子。


郑在欢或“我”不只是故事的经历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何况书中很多故事至今也未结束，故事里的很多人至今仍在驻马店生活。这本书之所以令人唏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作者无时无刻都渴望逃离，又不得不与故乡纠缠一起，父亲、继母、表哥、姥爷、外婆等人构成的蛛网，让他一生都无法彻底摆脱，因此，他仍时不时出现在故乡的牌局里。当我们看到傻子、泼妇、小偷等人在今日的模样，就更忍不住因其“变与不变”而感叹人世沧桑。因此，与其说郑在欢把故乡的事拿来写作，不如说他通过回忆重塑了故乡，在其中找寻今日与往昔的连接，并试图与曾经的自己和解。


郑在欢说自己是按照故事而非小说的方式来创作这本书的。的确，阅读这本书，就像听一个不那么熟的朋友讲述家乡的故事。没有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也没有宏大的场面铺排，看不到草蛇灰线，也看不到隐喻和象征，我们听到的就是故事本身。在本书的两个系列中，《病人列传》呈现了人们的执念，《Cult家族》构成一个暴力成性的疯狂家族网络。


一辈子逆来顺受的奶奶，却对小动物冷酷无情。在她眼里，养动物就是为了给人吃，为了不让动物逃走，打死它也不可惜。然而，成天打她的儿媳花要逃走时，她却抱住花的腿，任其拳打脚踢，因为儿子不能没有女人。


继母花残暴成性，曾打断儿子玉龙的胳膊，也因疏忽导致小儿子溺水身亡。就是这样的人，曾在脱衣舞团技压群芳。当“我”第一次来到她和父亲家时，全家人一起躺在床上看色情电影，那个场面诡异又滑稽，却洋溢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喜欢算命的姥爷难以摆平家里的阻碍，明知送“我”回家后“我”会受尽虐待，却仍无法把“我”留在身边，这让我怀恨在心；而“我”的偷东西为生的三舅，却在“我”被外公送回家的那晚，将“我”带回家，为我泡了一碗泡面。


……


书中的人物，不论好坏，都有动人的一面，用作者的话说，是其“一生中最经典的时刻”。这些时刻“或是一件趣事，或是一件坏事，或者仅仅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一个没有太多意义却十分美好的场景”。


这些场景没有深刻寓意，也难算作这个人一生的标志，但正是这些场景，让人活了起来。即便暴虐如花、恶劣如狼外婆、虚伪如姥爷，作者也没有当成控诉的对象，而是放驻马店的背景中，让他们展现各自的人生。仔细看那些“一生中最经典的时刻”就会发现，那一刻之所以动人，主要是因为绽放出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论我们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品行高尚还是卑劣，对往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点永远不会有什么不同。可悲的是，我们正是在这共同的追求之中，走向了不同的人生。

边缘人对生活的向往


殴打父母、虐待孩子、偷窃、抢劫、打架、贩卖黄书……这些事在新闻里经常见到。作者不做任何隐晦，将这些野蛮的习俗、卑劣的品行、冷酷的人性公开示众。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更像是宏大协奏曲中弹错的音符，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郑在欢并未停留在粗浅的批判层面，他通过文学直面生活本身：这些人并不只是边缘人，而是我们的亲戚朋友，这些事件并不仅是美好社会的毒瘤，而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所有改良措施似乎都基于刻板符号：农民是朴实的、老人是软弱的、孩子是纯洁的、妇女是贤惠的……然而，郑在欢让我们看到，这些由新闻、照片、短视频塑造的形象与真实相差万里。我们忘记了，这些人与我们一样，也在挣钱、养家，也在为了更好的生活拼搏奋斗。只不过现代化进程似乎没给他们带来太大“改进”，他们像惯性一样重复着古老的生活习惯，游离于主流生活之外。归根结底，他们只是想把日子过得好一点而已。


菊花一生捍卫自己的处女之身，誓死保卫家门口的枣树，不惜为此与人拼命。住在山另一边的山林誓死保卫另一棵枣树。他死后，马宏告诉“我”，山林不喜欢枣树，他喜欢菊花。这一句让山林和菊花的执念变得动人，让他俩由病人变成和我们一样的人。


大欢和女欢联手打败二龙，大欢称霸学校，女欢却因父亲外出务工而转学了。初中后，大欢得了脑膜炎，不能过度用脑，别人把他看作傻子，他却仍用功读书，因为他爸说，考上大学就让他娶女欢。这坐实了他的傻，却让人感动，只是那时候，女欢已在广州傍上大款了。


表哥磊磊小时候脑子摔坏了，辍学到其他城市打工。在那个城市的夜市里，他认识每个摊主，与他们热情打招呼，没人再叫他“傻磊”。表哥喜欢音乐，喜欢看《星光大道》《非常6+1》，看砸金蛋的时候激动不已。后来，表哥手机丢了，电话打过去，两人一来一往谈起恋爱，婚后生了个健康的儿子。“我”和表哥一样，都在逃离故乡后开启了新的人生。这似乎是这一代人的宿命，要么在流浪中获得新生，要么在故乡中沉沦殒命。


“我”小时候和伙伴抢劫了高飞的小卖部。多年以后回到故乡，高飞的小卖部对面新增了一座二层小楼，有麻将机、台球桌，生意很旺。相形之下，高飞小卖部冷冷清清，不过，让他自豪的是，孩子们早已习惯把“找高飞”当成买东西的代名词。高飞对“我”说，“忘了谁也忘不了你”，“我”以为他知道“我”参与深夜抢劫的事，高飞却说，“我认识大王庄的每一个孩子”。这种熟人网络带来的安全感，正是在外地飘零的“我”所缺失的。另一方面，高飞的回答让“我”的内疚难以释怀。只有坦白过去的“罪”，彼此之间、今昔之间才能和解。但对“我”而言，坦陈过去势必会又一次陷入自己一直逃离的纠葛之中。同样，“我”终其一生也无法真正向伤害“我”的人展开报复，只能不断逃离之中，让那些伤害在记忆中变成伤心的故事。


吵架女一辈子精力都用在吵架上，每天劈头盖脸骂丈夫，对孩子不管不问。然而，每年捕鱼那天，她就会很识相，变成贤内助，不仅不找丈夫麻烦，还会乐呵地在旁边帮忙，还把做好的鱼分给邻居们吃。军舰因吵嘴打死一个女司机，在家中被捕押进警车时，他突然挺起胸膛，回头对儿子大声宣告，“不要让人欺负你，谁打跟谁斗！谁敢动你一根直投，告诉他，你爹我是杀人犯”。作者说，他一辈子被人打，却希望儿子活得更有尊严。


我们都有病，我们都有执念。没人知道原因，也没人想探究原委。正如菊花是不是同性恋，对驻马店的人根本不重要，他们要面对的就是这个痴傻的菊花给当下带来的影响。同样，在如此残酷黑暗的世界里，我们难以判断故事里的人是否道德沦丧、不守法律，同理心、爱心、善良等词与他们无缘。这绝不是因为“性本恶”，而是因为，他们自降生以来，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活下去、如何更好地活下去。对他们而言，为善或为恶的选择太过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