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折叠起来》：一种沉重的善良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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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折叠起来》：一种沉重的善良书写


来源：收获（微信公众号）　　董晓可　


作家杨遥是从晋北乡村走向城市的，浓郁的乡土情结加上朴质正直的秉性，让他的作品浸透着深深的“乡土底层”观照：小人物的生存焦虑、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乡村伦理秩序的侵蚀消亡、凡尘灵魂的扭曲变形……从《闪亮的铁轨》到《二弟的碉堡》，从《硬起来的刀子》到《你到底在巴黎呆过没有》，他不动声色地描画着自滹沱河畔到并州省城的文学图谱。从小说人物来看，杨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有着善良底色的小人物，他们仿佛铁轨旁一株株为生存谋活路的低入尘埃的野草，在大时代列车的呼啸前行中经历着不为人知的希望与绝望、隐忍与逃避、侮辱与损害，爆发与复仇。本质而言，杨遥的书写指向了社会公平正义这一严正问题，而他朝向现实说话的“正向进攻”，往往又是通过这些底层善良生命个体在现实社会摸爬滚打中的不公正遭遇来予以陈说。


这种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无疑是文学安身立命的宝贵品质，通过毫不避讳的社会矛盾与公平失却的尖锐书写，杨遥的作品给人带来了真切的痛感意识与现实反思。这，在他近期发表的小说《把自己折叠起来》中，既有延续性的一面，也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1 绿皮火车，一种现实隐喻


在小说开头，作家写到了主人公舒文年关时坐着绿皮火车回老家的经历：“腊月二十九，坐绿皮火车的人真多！”


这种书写，仿佛让我们恍然回到了本世纪之初：彼时从省会太原出发，向南向北纵列着3条绿皮火车轨道，朝向晋东南晋城与晋西南运城的火车大概需要7个小时，朝向晋北大同的火车需要4个多小时。这也就意味着，一个15万多平方公里的不算大的省份，自北向南穿行一遍，需要整整一天时间。而随着近年来高铁的贯通，速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以太原为中心向南北辐射，基本2小时之内皆可抵达。如此，作为记忆的绿皮火车本该成为一种历史，但现实中却并非如此。在作品中，我们注意到，高铁是在舒文的家乡阳关县设了一站的。那么，主人公舒文的回家坐绿皮火车，便显然不是为了便利，而更多的是一种怀旧情结所在。因为他喜欢绿皮火车上的自由，且在车上能见到许多和他父亲母亲一样生活在农村里的人，这一切都让他感到亲切。而相对于舒文，那些排着长长队伍在异地他乡谋生的农村人的乘坐绿皮火车，便更多是基于现实原因，或许是没能购买到高铁票，或许是为了省下那大概一半的差价。他们疲惫、木讷、谨小慎微，衣服皱巴巴，提着装过油漆的空塑料桶和脏兮兮的铺盖，为了找一个座位而穿行好几节车厢，因为抽烟被乘警呵斥而诚惶诚恐。这一对比，显然是作家杨遥的故意设置。如此，作为后续重心的农民李老虎为了生存而常年在外，一年至少300天赶庙会开碰碰车而备受欺负的经历，以及因为疫情而没了活路的生存困境的后续痛苦书写，便犹如一把匕首刺入了读者的心灵。


绿皮火车，在此显然是一种隐喻。他意在提醒我们，在我们这个被誉为“乡土中国”的国度，作为基座的底层人群依然庞大，他们还远未迈入到所谓现代文明生活体系，而为了最基本的养家糊口苦苦挣扎。在“舒文”这一少数个体与“李老虎们”这一庞大群体的并置中，作家让我们看到了底层生活的不易。从文学体系来看，杨遥的创作无疑属于世纪之初影响较大的“底层文学”的合理延续，而“底层文学”根本上的旨归便在于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观照受现实挤压而遭受灵肉创伤的底层群体。事实上，作家杨遥对于“现实中国”一直有着清醒的认知。近年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深入三晋大地的贫困县，采访贫困农户家庭，搜集了大量乡村脱贫攻坚素材。在202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地》中，作家以省城文化馆工作的“85后”年轻妈妈安欣的驻村视角，为我们勾勒了吕梁山上一个名叫“孤城”的历史悠久的贫困古村。在作品中，杨遥以静水深流的笔调描写了“孤城”的贫穷与落后。而正与高速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中习以为常的“绿皮火车”的书写一样，在对于“孤城”平静的叙述中，作家杨遥似乎也在告诉我们，这样的村落在华夏大地上其实大量存在，而“孤城不孤”才是一种常态。世界上还有多少“孤城”，与世界上还有多少“绿皮火车”一样，都在历史褶皱与现实拷问中，将我们或许带有的几分自以为是的生活假象的幻觉拆穿，而直面底层现实的生存艰辛，进而为整部作品的艺术构筑奠定了批判式的感情基调。


2 自我折叠：一种伤痕考察


以“绿皮火车”这一物象作为基础，作家杨遥徐徐展开文本，将故事引向了一个底层善良的人为了生存，而走向“自我折叠”的痛苦灵肉扭曲。在意谓“无故人”的“阳关”站的出站口，舒文却“邂逅”了故人：老乡兼幼时玩伴的李老虎。而李老虎也“捕捉”到了等待已久的舒文，其中缘由是请已然在省城小有名气的舒文帮助疏通关系，同昔日高中同学、现在的镇书记孙林说上几句好话，来促成他对于村委主任的成功竞选。


“你知道我在外面赶庙会吃了多少苦吗？有一次别人坐了碰碰车不给钱，还用劲踢我的车，我给人家说好话，人家要收保护费，我不给，被捅了一刀子。我这还算好的，我朋友遇到一件类似的事件，被一刀子捅在脾上，差点儿被要了命。我要是是村委主任，我就不出去乱跑了，好好经营咱们这个村。”


这是李老虎对舒文说的一段肺腑之言，也折射出了无数风餐露宿、饥肠辘辘在外打拼者的困苦。依此出发，就不难理解，他在尝尽了人间辛酸后攥紧拳头说出的那句“人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切肤之痛的话语。于是，便有了舒文动了恻隐之心同意帮他后，酒局上的“折叠闹剧”。为了取悦孙林书记，李老虎在酒过三巡后，脱掉外套，卷起袖子，盘腿坐到椅子上，表演起将脚勾到脖子上的“自我折叠”独门绝技。在一次又一次骨头啪啪作响中，李老虎将两只脚一点点往上提，最终在终于成为一团球状时，椅子不堪重负散架，被重重摔在地上……


“人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是李老虎，一个朴素的农民半生颠沛后总结出的人生感悟，也痛彻地指向了一种社会运行机制中的道德危机。本世纪之初，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中阐述了这样的洞见：我们当前正处于一个人类快速发展和进步的时代，这在无形中造就了现实时间和距离空间急遽的凝聚与缩短，正是这种潜在的时空压缩效应“碾平”了世界使人们在共时交往与资源共享中步入“平坦”的互联时代；然而在另一层面，“平坦”≠“平等”，在这种表面平坦的背后，却也隐藏着另一向度的时空倾斜与不对等，从而产生了诸如资源、阶层、权力等的巨大差别。放眼当下中国，数十年改革引发的社会巨变所导致的时空压缩效应，在迅猛现代推进所带来的各类显在媒介（如交通网、电视广播等）与潜在媒介（如生活方式、思维理念等）的联通和普及的同时，也在无时无刻不在通过“时空倾斜”来造就茫然无助的底层群众的惊悸颤抖的心灵，以及与之相关的尖锐社会矛盾与道德失序。倘若将这一问题放置在更为漫长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看到，当历史逐渐步入现代社会、儒释道都退出历史舞台时，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变的“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我们的民族在思想领域进行的启蒙运动皆发生在极有限的一小撮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中间，而广大底层面对变幻社会所呈现的信仰“荒原”也就不足为奇。这正如评论家王春林所说的那样：“你很难想象，一个缺失了启蒙精神烛照的民族，能够确立某种牢固而坚定的精神信仰。”于是，在中国大地上，当国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源自天然蒙昧的天地敬畏意识在现代经济浪潮所造就的地位“倾斜”而陷入到深深的空挡和迷乱后，作为弱势群体的“李老虎们”，唯一留存的或许便是道德危机下的权力崇拜。而这，也正直击了我们在时代发展中对于底层群众所造成的灵肉创痛。


2016年前后，青年批评家杨庆祥提出了“新伤痕文学”的术语，引发了学界的强烈反响。他认为，我们当下“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面临着共同的时代“伤痕”，即中国转型社会所带来的整体伤痛，因而有着共同的心灵与情感结构、也有着共同的情感审美表达诉求。基于此，杨庆祥注意到了新世纪以来一批“新伤痕文学”的诞生，比如格非《春尽江南》、宁肯《三个三重奏》、张翎《流年物语》、蒋一谈《鲁迅的胡子》《疗伤课》、徐则臣《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张楚《野象小姐》、蔡东《净尘山》、鲁敏《荷尔蒙夜谈》《六人晚餐》、劳马《非常采访》、李宏伟《并蒂爱情》、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孙频《万兽之夜》、林森《关关雎鸠》、王威廉《听盐生长的声音》、盛可以《福地》、弋舟《所有路的尽头》、马小淘《毛坯夫妻》、甫跃辉《动物园》等小说，李少君、余秀华、杨健、戴潍娜、严彬等人的诗歌，梁鸿《梁庄》、黄灯《大地上的亲人》等非虚构作品。同1980年代“伤痕文学”以历史浩劫带来的伤痛迥异的是，这些作品所展现的新时代的时代阵痛所面临的对象是“改革开放史”。是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在阶层和分配层面的不平衡被“正当化”的更为隐性的“伤痕”。这种精神与心理层面的伤痛，使得当下诸多生命个体承受着来自不同层面的精神焦虑、抑郁乃至精神分裂等时代症候。


近日，一部热度较高的网剧《漫长的季节》，将我们的视野拉回到上世纪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革浪潮，在底层挣扎、不公抗争、人生救赎与命运判决的同时，影片在很大程度上也聚焦了社会发展中的道德正义的缺失。与之相通，杨遥《把自己折叠起来》这样的作品的价值，或许更多的体现在，对于底层存在的为数不少的弱势群体生存诉求与情感诉求的正面回应。如同19世纪雨果《悲惨世界》、司汤达《红与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等现实主义作品中对于“公—善”体系的拷问一样，《把自己折叠起来》正是在权力崇拜病症的强力批判中，将书写重心指向了康德神圣体系中与“头顶的星空”的道德定律沦丧的疼痛。在此，通过触及底层公平这一道德问题，作家杨遥在在世俗与精神、冰冷与柔软之间激烈批判后，本质上指向的是一种重建力量，一种基于漫长季节等待后对于世间善良价值体系重塑的希冀。


3 两地之书：一种“故乡”互文


大约100年前，鲁迅在教育部从事管理文物的官员，这期间，他曾两趟回归故乡绍兴，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把母亲、妻子接到北京。同“五四”时期新文化青年激情地笃信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理想不同，鲁迅的内心是寂寞悲观的，他根据在家乡的见闻感受，创作了小说《故乡》。在此作品中，鲁迅为我们书写了闰土这一天真烂漫的孩童，从自然淳朴到人性缺失的故事。而以此出发，我们能生发对于诸多问题的拷问，譬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譬如农村经济的破产、譬如精神故乡的失落、譬如反抗绝望的希望……一定程度而言，杨遥的《把自己折叠起来》是对鲁迅城乡“两地之书”的一种互文式回望与延续。在笔者看来，这种回望与延续不仅体现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乡愁书写的承接，还包含了身份互文等丰富的内涵。


“故乡”，在作家笔下往往是一个寄托着诗意感情的精神坐标，所谓“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等诗句，所谓“乡关”“乡亲”“乡俗”“乡音”“乡愁”等词汇，都在不同层面诠释了这种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特殊情结。然而，在杨遥《把自己折叠起来》这一作品中，却为我们呈现了那个可以让心灵自由栖息的作为“故乡”的精神坐标的消失不见。很显然，作品中的舒文和李老虎代表了百年后现实境遇中的“迅哥儿”和“闰土”所表征的现代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处境。在作品中，我们不仅要看到作为农民形象的“现代闰土”李老虎的生存、生计层面的“折叠”，还要看到与之对应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现代迅哥儿”的舒文的精神层面的“折叠”。依此出发，我们看到了那个因为繁忙而仅距离老家不到200公里却很少能回去探望的舒文，看到了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从事十多年事务工作却一点点消磨掉专业爱好的孙文，看到了一个想要逃离省城规训体制而意欲挂职远方省份的舒文，一个为了寻求自然天性而在返归故乡时选择乘坐绿皮火车的泥土性的舒文的“折叠”。这种灵与肉的一体两翼的“折叠”困境，使得文本指向了席勒《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中人类原始天性在现代文明体系下的沦丧。


在此，通过李老虎与舒文的“双重折叠”,作家杨遥将笔触指向了现代“故乡”书写主题下的城乡“两地之书”。从空间向度上看，城乡位移所导致的城市中心化与乡村边缘化已成为不争事实。从时间向度上看，脐带剪断的纵向辛酸历程，又使他们对“故乡”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回归情愫。本质而言，无论是作为农民的李老虎，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舒文，在某种程度上皆是“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他们以个体汇集群体的形式，在大变革的潮流中被夹裹着四处奔突，从方方面面改变着旧有的生活方式，却难以改变自己乡土草木的自然秉性。另一方面，在数十年城乡进程中，城市犹如一个巨大的吸盘，将广大人群高度聚集起来，不但造就了无数精神形态的“空心人”，还造就了一个个物质形态的“空心村”，从而形成了数以亿万计物质、精神双重内涵的“中国的吉普赛人”。作为一个来自代县的写作者，杨遥依恋着故乡的滹沱河、故乡的雁门关，依恋着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但无奈而悲哀的是，同百年前鲁迅《故乡》的“返乡—离去”结构相类似的是，在小说《把自己折叠起来》中，杨遥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现代版的“回不去的乡村”。在作品第4部分，作家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毫无生气的死寂乡村：


“偌大的一座水库，倒满了垃圾，不规则地形成了一座座小山，好多地方已经超过了库平面。塑料袋、破衣服、死猪死鸡、泡沫塑料、建筑垃圾等啥都有。有个地方还冒着黑烟。风吹过来，臭味更浓了；垃圾微微摆动，像水波一样荡漾起来。一只流浪狗跳进垃圾堆，刨了一会儿脚下的东西，跑向垃圾堆深处。”


这种对于故乡荒芜的书写同接下来童年时游泳、抓田螺、踩河蚌的追忆相与对比，与百年前鲁迅笔下“故乡”中乡村萧索的景观何其相似！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小说《将自己折叠起来》，正是通过百年来的历史互文与城乡两地之书的复杂构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在经历了3年严峻疫情后，让我们的国计民生回归正常轨道，进而扭转乡村颓废萧瑟的现实处境。因而，在作品煞尾处，杨遥借助主人公舒文，寄托了自己的希冀：“他想到要去的异乡，想时代在往前走，人要往前看，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是啊，一切都在朝前发展，愿“折叠”的故事越来越少，愿我们的民族国家愈加富强，愿我们善良的底层民众能够愈加拥有自主尊严，像植物一样舒展身心、自由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