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阶段中,“文学”概念的会通更为具体,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卫三畏、麦都思、罗存德分别出版的中英字典中,涉及了“文学”及其相关概念的独立解释,并最终将“literature”与“文学”对译。这些字典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字典编纂大有裨益。其次,传教士报刊及其他著述深化了东西方文学观的会通。1822年,德庇时翻译出版Chinese Novels,从国族文学的视角引介中国语言文学。1857年,艾约瑟开始在《六合丛谈》用8组12篇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古希腊罗马文学,明确东西方“文学”概念的对译,并具有比较文学的学理价值。1867年,伟烈亚力出版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用四部分类法钩沉中国典献、诗文及白话小说。再次,中国部分士人编采外报,放眼世界,助益文学观念的会通。较具代表性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以“文学”概念介绍西国文化状况,述美国则曰:“编开庠序,以习法术、武艺、文学”;述纽约则曰:“有书馆教文学”;介绍马礼逊则指“略识中国之字,若深识其文学,即为甚远”。东西方知识分子在晚清道咸两朝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为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动力,也助力于“文学”概念的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