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和”是故宫文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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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和”是故宫文化的核心


来源：天津日报　　张艺桐　　


祝勇 1968年生于辽宁沈阳，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著有《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古物之美》《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故宫六百年》等。


印象：通过文字来驾驭一座伟大的建筑


雨果写《巴黎圣母院》、罗兰·巴特写《埃菲尔铁塔》，都成为文学经典，这些作品给了祝勇很大鼓舞，“证明了写作的可能性，即：通过文字来驾驭一座伟大的建筑是完全可能的，文字不仅描述了一座建筑，甚至构成了一座建筑。”


近些年，作为故宫博物院的研究者，祝勇沉潜进故宫的时间和空间里，他遨游着，书写着，或借物咏怀，或凭卷追思，用文字表达故宫的典故与传奇。关乎故宫的作品一本接一本，硕果累累之势，在纸上描绘出一座文学的紫禁城。2020年是故宫建成六百年，祝勇自然不会沉默。他早早准备，从2014年初冬开始，写下了第一行字，写完《故宫六百年》，前后用了将近五年。这一次，他再次调动丰厚的知识储备和扎实的文学功力，心心念念的情愫，将个人对紫禁城的认知与情感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祝勇持续进行故宫书写系列的集大成之作。


紫禁城够大，六百年太长。面对这座凝结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之城，走进这座容纳进了无数的人与事的故宫，人容易显得无力，乃至失语。祝勇深有感受并想好对策：“一个人的生命丢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


写城如同建城。祝勇在书中俨然一名故宫的高级向导，他选择移步换景的方法，在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他把故宫“分割”成许多个空间，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伟的宫殿。开始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当大家跟随着他的文字，走完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会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对故宫的博大了如指掌的祝勇，也对自己的书写保持了冷静：“这是一座无法一言以蔽之的城，这是一座拒绝总结的城，我们看到的永远是它的一个局部、一个侧影。它不是一句话、 一个颜色、一个形象，甚至不可能是一本书。”


历史太过生动 坐在书斋里编不出来


记者：您已经出版过多部关于故宫的书，比如《故宫的古物之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这本《故宫六百年》与此前的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祝勇：《故宫六百年》是一部综合之书、一部宏观全景式的作品，讲述到故宫（紫禁城）六百年的历史，涉及故宫的方方面面，包括建筑、事件、人物、文物等。相比之下，我以前的作品，谈故宫古物，谈隐秘角落，甚至透过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物讲苏东坡，都是故宫的某一个侧面。故宫广阔浩大、繁杂无边，一本书收纳六百年，很难。《故宫里的大怪兽》作者常怡在《故宫六百年》“云首发”连线时说，写这样一本书需要勇气，我说，我胆大。


但光胆大不行，还要心细。首先要解决结构问题，写故宫，和建故宫是一样的，都要先解决结构问题。结构想好了，就成功了一半。然后，需要细节来支撑，它才不会大而无当。我查证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提供了大量历史细节，这座宫殿才不会是空寂的宫殿，而是有人在活动，也让历史变得有血有肉，亲切可感。比如在《养心垂帘》那一章，我写曾国藩走进紫禁城，到养心殿见慈禧太后，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彼此的对话，表面上温文尔雅，波澜不惊，实际上波谲云诡，充满了试探和角力。这不是我编的，而是来自真实的历史记录。历史本身太过生动，我们坐在书斋里编不出来，因此我一直认为，非虚构比虚构更有力量。


记者：在《故宫六百年》中，您在思考短暂与永恒，建筑与藏品，物质与精神，时间与空间，政治与文化，皇家与民间，这其中蕴涵着对立统一的哲学关系，那么您认为写故宫的难度在哪？


祝勇：写故宫的书，不能停留在叙事的平面上，满足于一个“说书人”的角色，而是要“拎”起来，有形而上的思考，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我们对历史的表达，一定要有自己的历史观，这样文本才有唯一性。写作者要有问题意识，有能力提出问题，然后再解决这些问题，哪怕不能解决，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考虑故宫是什么，应该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坐标系上去写，是写王朝的故宫，还是写文化的故宫，这“两个故宫”到底是什么关系，故宫六百年，充斥着善与恶，如何看待这些善与这些恶，等等。这些问题想不清楚，整本书都是白写。这些我都在书里作了回答。


写故宫就像建造故宫 每个细节都要精益求精


记者:书中诗意的语言段落特别多，比如“层层叠叠的斗拱，正像是木头上开出的花”，您如何理解历史建筑的诗意？


祝勇：我对历史的叙述，一直保持着文学的风格。我并没有刻意考虑诗意的语言，这可能是我多年写作形成的习惯，我不喜欢以白开水似的语言讲述历史，那其实还停留在业余写作的阶段。语言是写作的基础材料，一个好文本的打造，语言首先要过关。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功，正像紫禁城的建造，每一个细节都应当精益求精。


记者：这本书“超文体”的特征明显，以大散文为主，诗歌穿插，又带着小说的情节写法，您如何定位“散文”“非虚构写作”？


祝勇：其实我也没有受这些文体概念的束缚，我认为写好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形式并不重要。丢掉条条框框，才能写得酣畅，写得自由。这部《故宫六百年》，延续了我一贯的散文写法，但它整体上又不像散文，也不像非虚构或纪实文学，很难归类。假若拿去评奖，实在不知道该评个什么奖，所以《当代》杂志给了我一个文学拉力赛总冠军，只笼统地说是“长篇作品总冠军”，至于是长篇什么，他们没有说，也没法说。我理解他们的“苦衷”。至于你说，《故宫六百年》以大散文为主，诗歌穿插，又带着小说的情节，只是小说的方法，其实并没有虚构，是在写作中自然形成的。它是一支交响乐，是由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部联袂完成的，因此才能具有一种气势磅礴的力量。


记者：您在故宫工作，一直写故宫，拍故宫，日日与故宫相处，那么写起故宫来仍觉得很难吗？


祝勇：故宫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存在，它本身就是“跨界”的，要把许多学科打通，否则只能一叶障目。这决定了这次写作必然是“综合写作”，这个文本是“综合文本”，丰富而庞杂，需要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才能游刃有余。这就像故宫本身一样，它内部的建筑形式多种多样，宫殿楼阁、水榭山馆一应俱全，但彼此并不“打架”，相反形成了一种大和谐。这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和”的力量。故宫三大殿分别命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是故宫文化的核心。


故宫在数百年间 积聚了深厚的文化能量


记者：您曾经说，在故宫博物院里工作，“气息跟外面不一样。心非常静。有人说，故宫有自己的时间。我深有感受。”现在这个时代节奏匆忙，故宫对您起到了怎样的滋养作用？


祝勇：曾写过《再见故宫》的女作家安意如跟我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人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我说，这得之于故宫的滋养。紫禁城在数百年间积聚了深厚的文化能量，这些能量释放出来，我们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充分汲取到这样的能量。我在《故宫六百年》里说了，故宫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它的美，来自时间的孕育，来自万物的和谐，来自我们文明中真善美的赐予。这些美的创造者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与他们相隔数百年，看不见他们的面孔，但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每时每刻都在聆听他们的教诲。所以故宫是养气的，我们说修养，修是主动的修行，养则依赖客观环境，在这方面，我作为故宫一名工作人员，深感幸运。


记者：现在故宫游很热门，也被越来越广泛的普通人所了解、走近，成了“网红”。但是其实要真读懂故宫，还需要读书和思考，您有怎样的建议？


祝勇：我们故宫博物院有故宫研究院，我原来负责的研究所叫影视研究所，前不久改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影视研究所，原来比较注重故宫题材影视作品的策划，比如文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文化传播，范围更广一些，包括我这些年出版著作、发表文章、进行演讲，都是故宫文化传播的一部分。


有朋友问我，故宫这几年为什么这么热？我想这首先因为故宫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超过186万件（套），许多文物天下独绝，比如李白书法真迹，全世界只有一张，就是故宫博物院藏《上阳台帖》。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故宫魅力的最主要的来源。


故宫博物院这几年通过新媒体，以全新方式传播故宫文化，产生了巨大成效。比如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博物馆（在端门上）、微信“微故宫”、VR、纪录片、综艺、“云直播”，还有我们与苹果公司合作研发的《韩熙载夜宴图》APP，我也参加了此项研发，这些都颇受欢迎，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在这方面，故宫博物院可以说是先行者，有勇气，有魄力，有担当。当然，这一切都不是戏说，不能随意演绎，而是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所以王旭东院长提出：“平安故宫是基础，学术故宫是核心，数字故宫是支撑，活力故宫是根本。”


记者：《故宫六百年》在直播平台举行“云首发”，累计观看人数超1800万人，同时在线人数超12万人，直播账号涨粉率超300%，您预先想到会有这么大的热度吗？


祝勇：说实话，这让我这个长期依赖纸媒的写作者，体验了新媒体的威力。当然，真正了解故宫，不能完全依赖新媒体。新媒体起到宣传的作用，要深入了解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依然需要通过阅读来实现。新媒体实现传播的广度，阅读则可以抵达思想的深度。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变成只有信息、没有思想的时代。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读书推荐语：“没有什么事情，比读书更能体现‘静水流深’这四个字的含义。”


祝勇谈故宫：故宫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


我很幸运，能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并且把故宫当作我一生的写作资源。对故宫的书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去回看我们民族的历史，回看我们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走过的路。


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庭院里，除了为眼前的建筑感到震撼，头顶上的苍穹也让人动容。它是那么浩大、沉静、一尘不染，如李白的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我非常喜欢故宫的这种安静。偶尔在院里走路，会遇上哪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故宫里各门类的专家都有，每个学者都有他的领域。“所见皆是师”，而且互相平等，不论老幼，不论地位高低，和谐友善。我珍视这个环境，觉得很温暖。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不会火爆，也火爆不了，但静水流深，很安静很长远。


故宫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我们的美与善，也照见了我们的丑与恶。卑鄙的人从中看见了卑鄙，他们永远对官场技能、后宫争斗情有独钟；而高尚的人则从中找到了高尚，这高尚滋养了我们的过去，同样也将滋养我们的未来。在故宫，依然可以找得见日常生活，找得见最朴素的亲情与关爱，更找得见神圣的奉献与牺牲。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人不仅是利己的，更是利他、利群的。


故宫就像一个迷宫，复杂而深邃，故宫的存在本身就带有悬念，当我们解开了一个悬念，就发现有一个更大的悬念跟在后面。总之在故宫，我觉得我了解得越多，就发现自己了解得越少，它使我处于永无止境的探索中。


在这座紫禁城的身前，有元朝的百年宫殿，在它背后，是五百多年的修修补补、不断重建，直到它六百岁生日时，大修才真正完成，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留给下一个六百年。这是一项持续了六百年的工程。就像横亘在大地上的长城，不是哪一朝哪一代建成的，这一巨大工程始于先秦时代，前仆后继地持续了两千多年。敦煌莫高窟，自南北朝至元朝，也经历了一千年层层累聚。中国古代建筑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会成为一个死的标本，而是一个不断生长、新陈代谢的生命体。


故宫到底是什么？它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万万千千的劳动者成就了它的美。它不是帝王的私产，更不是什么“逆产”，而是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它的美，来自时间的孕育，来自万物的和谐，来自真与善的赐予。每当有恶与丑的力量试图挟持这座城，这座城中都会自生出一种力量与之抗衡，就像我们身体里健康细胞与病变细胞的博弈一样。在这样的博弈中，这座城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变得愈发硬朗和健康。


故宫是一个鲜活、生动的样本，足以支撑我的写作道路一直走下去。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打量它，以不同的方式言说它，而永远不知疲倦。故宫滋养着我的写作，让它日益枝繁叶茂。我相信我的写作也一直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