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上午，来新夏叶落归根，从此长眠在故乡温暖的土地里。
来新夏，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有人说他是“巨擘”，有人说他是“大师”，对此，他一律正色回绝，只承认自己是个笔耕不辍的读书人。
“我一辈子唯一干了一件正儿八经的事就是读书。咱们知识分子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读书，至于写作，是至死不休。”
得偿其夙愿，归葬故土
9月21日上午，杭州市萧山区慈福园陵园，来新夏的亲友学生60余人，手执白花，早早静候在路边。现场庄严肃穆。
来新夏的弟弟、87岁的来新阳也特意从台湾赶来，他坐在轮椅上，神情悲恸。“大哥是真正的读书人，做事认真专注，我对他很是敬仰。”来新阳告诉记者。
上午10时，来新夏骨灰安放暨墓碑揭碑仪式开始，墓碑上刻着先生生前最爱的自我介绍“读书人来新夏”六个字，由当代诗人、评论家邵燕祥题写。左边刻有来新夏的16字箴言：立足于勤，持之以韧，植根于博，专务乎精。
此时，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为来新夏骨灰安放仪式平添几多缅怀之意。来新夏遗孀焦静宜发言，深情回忆了先生生平，以及对家乡深厚的感情。
来新夏，号弢盫，1923年出生在当时的萧山县长河乡，而旧时萧山属于绍兴管辖。他在家乡度过童年时光，对于这里的山水风物颇有感情。
1982年5月，新中国地方志编修工作刚刚启动，来新夏负责全国的修志骨干培训工作，应邀回家乡讲解刚刚兴起的地方志编修工作的形式和具体方法。这是来先生阔别家乡多年后第一次回家。
“来先生难抑归乡的兴奋，用家乡话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焦静宜说道。
来新夏对故乡怀有特殊感情，也体现在他为乡友所著《湘湖史》一书撰写的序言中，他写道：“从童年到如今，我一直眷恋着湘湖，甚至想到身后能归葬于湘湖，或者在湘湖荒原获一方小土立一‘读书人来新夏’碑与湘湖作伴。”
2014年3月31日，来新夏去世。为实现他的生前愿望，后人为他在家乡物色归葬之处。骨灰在天津安放了5年多时间。
经家乡有关部门的积极帮助，如今骨灰最终选定安放于萧山城南的慈福园陵园。
夙愿成真，先生当无憾矣！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弟子李德福引用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的名句，赞颂自己老师来新夏的高尚情操，表达了众学生对老师的敬仰与缅怀。
上午的仪式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下午，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来新夏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会上大家对来新夏的学术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并商议其著作集结出版的相关事宜。
来新夏墓。
有生之年，誓不挂笔
来新夏毕生执教于南开大学，教过中国近代史、中国历史文选、中国通史、古典目录学、历史档案学、鸦片战争史专题和北洋军阀史专题等。
“纵横三学，自成一家。”这是学界对来新夏先生的高度评价。
“三学”指历史学、方志学与目录学。这当中每一个领域都足以让人望洋兴叹，但来新夏却能游刃有余，并常常取得开创性成果。1957年《北洋军阀史略》、1981年《古典目录学浅说》、1983年《方志学概论》、1987年《天津近代史》、1991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词典》……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关领域中的第一部书，开一时风气，为学术的发展辟出一片新天地。
1942年，来新夏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当时辅仁大学正处于一个学术上的高峰时期，名师云集，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朱师辙等名家都在该校任教。辅仁大学小而精，校舍不大，但是学风朴实。史学是辅仁大学强势学科，校长陈垣先生即是大名鼎鼎的史学大家，目录学家余嘉锡也都亲自给学生授课。
来新夏在辅仁大学连续四年获得一等奖学金。每次获奖都会有一个奖章，上面刻着一个“勤”字。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他是靠着奖学金的资助坚持完成了学业。
其间，来新夏得遇陈垣、余嘉锡、张星烺、启功等名师的言传身教，受益匪浅。其中启功跟来新夏关系是最密切的，他们的师生情维持了50多年。
1946年，来新夏大学毕业后，在天津担任中学教师。1949年，他被选送到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第二部学习。同年9月，分配到范文澜先生主持的历史研究室读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在范文澜、荣孟源等人直接指导下，完成了《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论文，并参与整理北洋军阀档案。不久应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璆教授之邀，赴南开大学历史系执教。
上世纪八十年代，来新夏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情报学系首位系主任、出版社首任总编辑兼社长。来新夏一生主要从事古典目录学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时在历史学、文献学、目录学、方志学、鸦片战争史、北洋军阀史、图书事业史以及清人笔记研究等领域，均有专著问世。自称“享受寂寞”“学而不厌”。
来新夏的晚年是在“难得人生老更忙”的愉悦中度过。“先生在忙碌中生活井然有序，上午读书写作，下午自娱看报待客，饮食起居，情趣怡然……”焦静宜回忆道。
他带领团队完成国家清史项目《清代经世文选编》，在米寿之年，出版了《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和《书目答问汇补》两部巨著，他聚集学界才俊主编当前体例最为完备的国学基础教材《目录学读本》，还为家乡整理出版了百余万字的《萧山县志》和大型历史文献《萧山丛书》。
他在学术研究之余，开始文史随笔写作，编著随笔有《三学集》《学不厌集》《邃谷文录》《结网录》《出枥集》《只眼看人》等。在南开大学宁宗一教授看来，来新夏的文史随笔善于把握时代脉搏，极富当代性，同时又与喧嚣的俗情世界、新潮的时髦保持距离，敏感地警惕人文精神沦丧。
来新夏在《我也谈谈随笔》一文中说得极为通透：“我的文史随笔就是要‘回归民众’‘遣兴抒怀’，我要将得自于大众的一些东西反馈给大众。”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因肺部感染入院，后心脏功能衰竭。上呼吸机前，他还想读书，还想说话。
在7年前，南开大学为他庆祝90大寿，他自称“90后”，当众表示：行百里者半九十，90岁是新的开始，请朋友们监督，“有生之年，誓不挂笔”。
来新夏，如约完成了一个读书人的誓言。
2007年，在当时的绍兴县齐贤镇，孙伟良创办的“来新夏民众读书室”开馆。（资料图）
情系故土，与绍兴渊源深厚
来氏系萧山望族，自南宋建都临安时，就世居在萧山县长河乡，世代繁衍，代有名贤。长河历史上有“无来不出榜”之说，长河来氏有读书之风。来新夏是来氏第廿六世孙，他所在一支世居绪昌堂，老屋尚在。
来新夏的祖父来裕恂是清朝末年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弘文书院师范科读书时，鲁迅也在那里。留学期间来裕恂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同盟会，还担任了由孙中山创立的横滨中华学校的教务长。在日本的时候，他读到日本人写的有关汉语语法的著作，很受刺激，立志要自己写一本，回国后他潜心四年写了《汉文典》，还有《中国文学史》等很多著作。
来裕恂于1927年6月，由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马叙伦征荐，出任绍兴县县长。他不满官场恶习，半年后就挂冠辞职。当地人对他的评语是：书生本色，两袖清风。
祖父的学问和为人对来新夏影响很大。来新夏幼年时期是在祖父身边成长的，祖父指导其读了很多蒙学读物，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直到来新夏离开祖父和父亲到了北方，祖父还不断写信教导他应该读什么书。
故乡的山水风物，成为了根植在来新夏记忆里的美好场景。“来先生四五岁时候，非常调皮。走在大街上看到酒缸正一滴一滴地往外漏酒。他拿来小碗去盛，然后将一小碗黄酒喝掉，整个人醉醺醺，一跌一撞地回家。”焦静宜说道。
来新夏生前最爱吃的食物就是黄泥螺，三四十年前的北方很难买到，来新夏专门向亲戚讨要。
来新夏生前亦多次到绍兴，走访祖父当年当官的地方，2006年4月，还出席绍兴名贤馆开馆仪式和祭禹大典。
来新夏还与柯桥区齐贤街道的文史研究者孙伟良结成了忘年交。孙伟良以换液化气罐为生，只有初中学历，但对绍兴地方文史颇有研究。10多年前，他写信请教来新夏，二人自此建立了长期的读书人的联系。
2006年4月，来新夏来到当时的绍兴县看望“编外”弟子孙伟良。那天，孙伟良特意脱下一年四季常穿的换煤气的工作服，破天荒穿西装系领带，为先生当临时导游。
在古镇安昌，“明清街市傍河连桥错若绘画，水墨民居台门深巷罗列群星”。来新夏徜徉其中，在绍兴师爷博物馆驻足良久，小坐喝茶，他表示如能将师爷博物馆馆藏文献点校出版，有裨于清代幕府制度研究之需。
孙伟良的书斋“羊石山房”，来新夏去过三次。为感念这位历史学家对自己在文史方面的帮助，2007年，孙伟良在村里建起一座“来新夏民众读书室”。
一次，孙伟良向来先生提出，希望在南开大学读个函授文凭。来新夏告诉他，如今教授多如牛毛，拥有文凭未必就算博学多才。绍兴的文史富矿足够挖掘，只要用心研究，比拥有文凭强得多。
今年1月，孙伟良所著的《来新夏著述经眼录》出版。在书中，来新夏的历年编著俱按编年著录，如一串耀眼的珍珠呈现，据此，可清晰概观来新夏之学问踪迹、学养风貌、学术贡献与地位。
来新夏(1923年—2014年)，号弢盫，浙江萧山人，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51年起任教于南开大学，历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等职。生前还曾任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2014年3月31日在天津去世，享年91岁。
来新夏是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被学界誉为“纵横三学，自成一家”，尤擅北洋军阀史。著有《北洋军阀史》《林则徐年谱新编》《方志学概论》《古典目录学》《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近代史述丛》等20余种学术著作，并有随笔集《冷眼热心》《路与书》《依然集》《枫林唱晚》等多种。
发表于 2019-9-25 11: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