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绍兴神童董玘

再生者为何

                                 明代绍兴神童董玘

                                                                           作者：钱汝平


　　董玘（1483—1546），字文玉，号中峰，浙江会稽渔渡人 （现属上虞市），明代中期著名理学家、文学家。董 出身于官宦之家，其父董复是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初授黟县知县，擢贵州道监察御史，因生性正直，不避权贵，屡斥贵幸，为当权者所忌，出知云南府，有惠政。这样的家庭环境为日后董 的成长成才奠定了基础。
　　董 自幼聪颖绝人，读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誉。七岁时随父董复至云南任所，总兵黔国公沐琮雅闻其名，求见之，因出古画《龙》、《松》，令题诗， 挥笔立就。其题《画龙》诗云：“万里腾空性异常，生成头角自轩昂。乘时力卷沧 水，化作甘霖溥四方。”《题画松》诗云：“根盘太华峰头石，直上云霄倚天力。盖世长材十万丈，一枝倒挂三千尺。”这两首诗气格豪迈，出语夸张，充分展示了董的远大志向和不俗才华。他还在巡抚张浩座间题《新胡桃诗》一首，云：“形象如太极，刚柔内外分。劈开混沌壳，浑是一团仁。”明代学者张元汴云：“予观史传所称神童子多矣，大都所赋咏率风云月露之状耳，今公是诗，曰太极，曰刚柔，曰混沌中浑是仁，则非见理之奥者不能道也。诗赋云乎哉！”（《不二斋稿》卷八《跋董神童新胡桃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七岁的董 已认识到了理学之奥，虽不无过誉，但也的确道出了董过人的领悟能力。这首诗将胡桃比喻为太极，将胡桃肉比喻成仁，用形象的比喻说出理学的道理，这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后来董 以《易》学名家，不可谓无因。弘治八年（1495），御史张泰按临云南，会同镇守太监刘昶、总兵黔国公沐琮、巡抚都御史张浩保举董 为神童。皇帝召其应试，结果不如保状所言，于是命其以会稽县生员（秀才）的身份回会稽原籍读书。董 于是将自己封固于小楼，勤奋攻读，寒暑不辍，研究四书五经颇有心得，俱有注解。关于董 的早慧，清代的一些野史笔记多有记述，如田易 《乡谈》：“云董 字文玉，幼不能言，七岁时，家人抱至府桥，见‘镇东阁’三字，即开口指认，嗣后无所不晓，有神童之名。八岁时，一御史闻其名，招至舟中，曰：‘久慕汝神童也，今试一对，果佳，当奏至朝廷。’命对曰：‘船载石头，石重船轻，轻载重。’董应声曰：‘杖量地面，地长杖短，短量长。’御史大赏，奏之朝，赐入太学，后探花及第。”褚人获《坚瓠集》八集卷一也云：“董 字文玉，八岁时，一御史闻其名，招至舟中，曰：‘久慕汝神童也，今试一对，果佳，当奏知朝廷。’命对曰：‘船载石头，石重船轻，轻载重。’即对曰：‘杖量地面，地长杖短，短量长。’御史大赏，奏之朝，赐入太学，后榜眼及第。”虽然这些笔记野史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因为据明王同轨《耳谈类增》卷十九记载，此对是一个无名舟子的儿子的杰作，这里有张冠李戴之嫌），但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董 思维的敏捷。
　　弘治十四年（1501），年仅十九岁的董 中浙江乡试第二名，第二年会试失利，遂就学于南京国子监，师从著名学者章懋。章懋十分器重董 ，指示诸生曰：“此天下士也。”（徐阶《明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先生董公志铭》）四年后，学业大进的董 终于在弘治十八（1505）年的会试中夺得会元，廷试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编修，从此进入仕途。从弘治十八（1505）年到嘉靖九年（1530）被诬回乡结束仕途，共二十五年，其间回家侍亲五年，实际在位只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除因反对宦官刘瑾，短暂出为成安县令外（实际并未到任，见拙作《董 年谱》），董 的仕宦生涯基本上是在京城度过的。历任刑部福建司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经筵讲官、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等职，终至吏部左侍郎。
　　董 一生扮演的主要是讲官、太史、文学侍从的角色。他生性峭直耿介，敢于指斥权贵。刚踏入仕途，就上疏揭露刘瑾罪恶，趋炎附势的朝廷大臣纷纷上书弹劾他，于是被谪为直隶成安县令。翰林出为县令，自董始。在刑部主事任上，他不徇私情，“引法裁议，棘棘不阿”（汪应轸《明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先生董公行略》），一律以法律为准绳。当时刑部官员办案用刑惨酷，而董 却将刘瑾所欲枉法置于死地的人多所平反。在吏部考功司主事任上，他敢于阻止上司的倒行逆施，当时吏部尚书张 依附刘瑾，欲将各司的案卷尽焚以恣变乱，董 极力劝止，最终考功司案卷得以幸免于火。在讲官任上，他也竭诚正色，辨析经义务期启发上心，有时犯颜直谏，竟惹得皇帝发怒，“世庙谕内阁曰：侍郎董经筵内行礼先后俱无逊让之体，其心可知。 闻之惧，自是见上屏息如仪。上复谓内阁曰： 承谕后似加恭谨，已知省改，其令安心供职”（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五）。此处“无逊让之体”，当指犯颜直谏。在史官任上，他也能侃侃持正，笔削严而有体，他在参与修纂《孝宗实录》时，就对总裁、大学士焦芳依附刘瑾篡改史实之举十分不满，到修《武宗实录》时，就立即上疏要求重新校正 《孝宗实录》。在吏部侍郎任上，他也不受请托，黜陟一秉至公，尤严于君子小人之辩。“有当道为其弟监生请题作卷以代部考者，公曰：来考则得官，不来考则不得官，朝廷法度何可废也？”（汪应轸《行略》）董 律己也甚严，从不为子弟亲旧请托，革职回乡闲居后，其门生徐阶督学浙江，多次拜见董 ，而董 从不以子弟亲旧请托徐阶。退居十馀年，足迹不至官府，布政使、按察使之类的地方大员也难得一见其面。由于深得皇帝信任，董晋升很快，到嘉靖六年（1527）已升任吏部左侍郎，并署印。皇帝的破格恩宠引来了同僚的嫉恨，于是谣诼纷纷起矣。嘉靖九年（1529）十月，董父亲去世，得知消息的董 立即上书请求恤典，但是刚好碰上皇帝郊天，有司不敢上报，等到皇帝批复下来，距离董 闻丧已逾一月，御史胡明善、都御史汪 （据徐阶 《中峰董公志铭》，御史胡明善所多不法，董 曾想上疏出之，因故未果，又不齿都御史汪 的为人，故两人乘机挟隙报复）以此为据，公报私仇，诬陷董 ，说他恋栈官位，闻父丧而迟迟不行，当别有所图，而以前因请托被拒的同僚也乘机纷纷落井下石，以附和胡、汪的诬陷。在封建社会以忠孝治国的背景下，这样的诬陷对一个人来说是致命的，就是说这个人是大逆不道，无复人理了，等于宣判了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最后董 被革职还乡，仕途生涯就此划上句号。不过，董 并未因此颓废不振，回乡后，他讲学东山，培育人才，建中峰书院，四方从学者甚多，学者都尊其为中峰先生。多年后，其冤终于大白天下。隆庆元年（1567），追赠礼部尚书，谥文简，这等于在其死后给他平了反，虽然这个平反迟到了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