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接轨 天作之合

再生者为何

上上接轨 天作之合——上虞接轨上海的历史文化探源

　　标题中的前一个“上”指“上虞”，后一个“上”指“上海”，意思是上虞主动接轨上海，是天作之合。上虞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因此接轨上海、接受辐射是上虞人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前阶段，笔者通过对党史和地方志资料进行梳理，发现上虞和上海历史渊源深厚，交集元素众多。

　　一、红色霞光辉耀两地

　　1918-1937年，上海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前沿阵地，众多上虞人纷纷赴上海参加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辛亥革命时期，民主革命家陶成章的妻子崧厦人孙晓云，协助组织女子光复军、参加女子剪辫队、参加上海之役，为辛亥革命胜利作出贡献，1965年病逝于上海。陈溪人夏达才1940年5月到上海经商，期间被日军拘捕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解放后又迁居上海，1961年7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是上海市6位辛亥革命老人之一。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在此前后，上虞的王一飞、叶天底等一些进步知识青年先后走出家乡来到上海，两人都进入上海共产党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均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团员。王一飞和叶天底堪称中国共产党上虞历史上的“双杰”，他们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同时，通过信函、回家探亲等机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上虞迅速传播，启发了上虞的有志青年陆续走上革命道路，促进了上虞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共产主义者的成长。

　　在上海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革命和抗日战争甚至牺牲的还有：陈安芳、殷夫、连德生、周达明、何云、糜云辉、章辅、李伟炯、张珊珠、杜刚、陈树谷、朱性善、严庚初等等，这些有志青年或到上海求学或在上海工作，受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影响参加革命牺牲或积劳成疾去世。

　　部分历经千难万险的上虞青年参加解放上海战争，后担任上海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接管上海，如陈养山、戚铭渠，其他还有胡子婴、陆志仁、石甘棠等。

　　二、文化传播香飘两地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五四新文化传播的高地，一批上虞知识青年纷纷到上海求学接受新文化、新思潮。而20世纪初的上虞，因为经亨颐和夏丏尊，一些在上海求学、工作的文化名人纷纷到春晖中学任教、生活、访友或小住，他们有的把在上海接受新文化新思潮输送给春晖中学师生，有的在春晖这方思想自由、山水秀美的环境里生发新文化新芽，形成了清新、平实的白马湖文学流派，然后又回到上海继续发展并形成文化新高地。

　　上虞青年奔赴上海文化高地，主要在黄浦区、静安区等租界地和闸北区，他们亲帮亲、友帮友，或求学或参与编辑或办刊物，思想和学术都得到很大发展和提升，其中尤以杜亚泉和胡愈之为核心。主要人物有：杜亚泉、竺可桢、陈鹤琴、范寿康、胡愈之、吴觉农、经叔平等，其他还有孙梦旦、杜其堡、杜海生、范之杰、胡仲持、屠思聪、丁念先、徐懋庸、戚叔含、高镜朗、金近、谷斯范、陈从周等。当代则有谢绳武、韩尚义、钱樑、陈述、朱大先、袁承业、屠咸若、金力、袁承业等等。

　　1920年著名教育家经亨颐与王佐一起动员小越富商陈春澜出资创办春晖中学并任校长。受经亨颐人格魅力感召和夏丏尊的诚恳邀约，一批原在“一师”教书的教坛精英丰子恺、刘叔琴、刘薰宇、叶天底、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章育文、刘大白、刘质平、范寿康、王文川等先后奔赴白马湖畔教书、任职或小住，一批上海教育界、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如蔡元培、叶圣陶、吴稚晖、俞平伯、杨贤江、黄炎培、胡愈之、何香凝、柳亚子、陈望道、李叔同、俞平伯、吴觉农、张大千等也纷纷来此执教、讲学或考察，推行新教育、传播新文化，给学校和学子带来广阔的视野。短短几年内，春晖中学因其先进的办学理念、富有关爱和善意的教育实践而名声远播，取得了与当时南开中学齐名的辉煌成就。

　　1930年后，文化名人们陆续离开春晖赴上海，继续从事教书育人或编辑杂志或创办刊物，在新的文化领域又形成高地。

　　三、经济合作融汇两地

　　上海开埠前，作为上海近邻的上虞人即前往经商谋生。近代，随着上海的迅速崛起，赴沪谋生立足、投资创业的上虞人更是络绎不绝，在金融业（钱庄业、典当业和后来衍生的银行、信托、保险等）、纺织丝绸业、茶业等行业获益良多。20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上虞人更是走向大上海开辟建筑业，同时上海高校的科学技术也陆续通过“星期日工程师”形式走进上虞转化为生产力。

　　(下转第三版《读书》)

　　区委、区政府积极响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融杭联甬接沪”，特别是立足建设绍兴市“接沪桥头堡”的定位，通过考察学习、对接洽谈、项目签约、招才引智、文旅农推介等专场活动，全力融入、全面接轨，进一步加强与上海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对接。本文通过上虞接轨上海历史文化元素的探索，说明上海和上虞两地经济历史人文的渊源及融合的必然性，对于现在我们全力打造接轨上海桥头堡、长三角后花园和杭州湾高端智造基地，不无启迪。

再生者为何

(上接第一版)

　　上虞人撑起上海滩钱庄业的半壁江山

　　由于上虞人忠孝诚信、谨慎厚道却又机敏灵活，比较适合钱庄业的职业特性，大批上虞人在上海从事钱庄业和后来衍生发展的信托、保险业等，筚路蓝缕、开辟草莱，形成上海金融业中的上虞现象，创造了辉煌。在近代上海号称百业之首的钱庄业经营者中，虞籍人士经纬、陈淦、田祈原、何衷筱、邵燕山、裴云卿、裴正庸、范高平、陈甘棠等占了相当比例。经纬在上海县创设仁元钱庄被尊为上海绍帮钱庄的开创者，陈淦1880年创立北市钱业会馆，陈春澜1888年创办永丰钱庄，田祈原、田时霖1921年创办中央信托公司，王延松1931年创办上海绸业商业储蓄银行。据上海通志馆资料记载：1912年，上海的钱庄业在“橡胶风波”和辛亥革命冲击下，仅余24家划汇钱庄，而由上虞人担任经理或主要投资人的钱庄占了12家；1946年，上海仍继续经营的钱庄为48家，其中上虞人投资或经营的钱庄有14家，约占30%。晚清至民国虞籍人士在上海辉煌的金融业，和21世纪上虞企业纷纷上市成为“上市企业上虞板块”可谓一脉相承。

　　另外在上海也有发展实业致富的，如渔家渡董庆章从事丝、茶行业经销；李济生1931年发展橡胶工业（任龙头企业大中华橡胶厂董事）；李升伯发展纺织工业，1978年任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技术顾问、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顾问；吴成和独资开设吴成记丝号，经营生丝外销，并任百利洋行买办；罗坤祥1910年成立上海绸业公所，开设缫丝、织绸工厂；徐梁卿开设早期著名颜料号——成丰颜料号；经乾堃创办新中实业厂、华成烟草公司，先后任光华火油公司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华美烟草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等。

　　由于虞籍商人在上海工商界占有一定地位，故著名的上海总商会(后改为上海市商会)有相当多的上虞商人如田祈原等担任会董和会员。

　　在沪上虞同乡会活跃

　　晚清至民国这段时间，旅沪虞籍同乡已达2万余人，为联络乡谊、交换知识、以谋幸福，在沪的虞籍文化人士和商业人士成立各种同乡会，不断为家乡捐资助学改良教育，济困帮厄渡过难关。1911年，杜亚泉任绍兴、萧山、上虞、嵊县、新昌、诸暨、余姚上海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会长，期间为绍兴旅沪同乡会创办小学3所。裴云卿、田祈原先后任上海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会长。田祈原还创办余上永济医院，为春晖中学首届校董之一，每年另出资1000银圆资助在春晖读书的虞籍贫困学子完成学业。钱友兰曾任上海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干事长，组织在沪绍兴籍工商界人士捐款捐物、济危扶困做善事。陈一斋任绍兴旅沪同乡会名誉董事。

　　1919年4月上虞旅沪学会在上海半淞园成立，潘志骧会长，贝再然副会长。1928年10月上虞旅沪同乡会成立，经亨颐、田祁原、王延松、裴云卿、葛叔迁等400余位政商名人出席，冯步青为主席。1947年10月春晖校友会成立，方便和加强在沪工作、生活的春晖学子相互联络和交流。其他还有叶紫垣民国初年任职上海宁绍旅沪同乡会。由虞籍金融巨子李济生、裴云卿、裴正庸等创办的旧时上海资本最大银行——浙江劝工银行，1944年呈报官方同意，把银行右边的一条路命名为崧厦街，另尚有百官街，足见上虞人在上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上虞建筑业走向大上海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1972年后，上虞建筑队伍陆续进入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开始以“包清工”方式承揽业务。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虞建筑业乘势而上，上虞沥东建筑工程公司作为浙江省第一家乡镇建筑企业，1984年参与上海市建筑业公开招投标活动并中标上海住商楼和桥梁工程。经过40余年的开拓发展，2017年上虞有建筑企业205家，其中特级企业7家、一级企业37家，浙江、上海、江苏3大超百亿市场完成产值944亿元，其中作为上虞建筑业走出去“桥头堡”的上海市场产值360亿元，增加48亿元，增长15.4%。2018年实现建筑业税收9.3亿元，基本形成“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辐射全国”的市场格局。

　　星期日工程师

　　——上海高校技术引进上虞

　　改革开放初期，上虞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以徐灿根、蒋梦兰等为代表的一批农村能人依靠上海交大的“星期日工程师”兴办科技型企业，自此上虞开始产学研合作第一阶段（1970-1978年），即民间联络、单一合作，被称为上虞“五虎”的上虞环保设备总厂、上虞风机风冷总厂、上虞联丰玻璃钢厂、上虞助剂总厂、上虞制冷设备厂是最早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国有大厂挂钩的探索者。这些乡镇企业通过“星期日工程师”项目，依靠科技力量，借助外脑，借梯登高，生产出一流的风机和冷却塔产品。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乡镇企业纷纷依托高校、科研院所走上与科技“联姻”的道路。1980年，上虞乡镇工业产值突破亿元大关，登上《中国乡镇企业报》头版头条，成为当时全县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本文感谢胡耀灿先生的《晚清到民国上虞籍金融界人士研究》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