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出版史上，大概没有一本图书像《飘》这样独特：
她是改革开放40年来，除北京、上海以外的地方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名著。《飘》的首版销售高达60万册，成为当时的现象级图书；
她是浙江出版史上，唯一的“书中书”图书——在《飘》出版后的第二年，出版社专门出版小书《〈飘〉是怎样一本书》。
那么，《飘》到底是怎样一本书呢？日前，记者寻访该书到当年的责编之一、省文史馆馆员汪逸芳，在她的家中，保留着四十年前工作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下当时的出版经历。
一
说起《飘》，人们首先会想到电影《乱世佳人》。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于1939年12月15日在亚特兰大举行首映，引起轰动，并迅速风靡全球。演员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更是因此而留在了许多影迷的心中。
彼时的《飘》已成为人们争相阅读、谈论人生、感慨世事、掩卷沉思的主题。国外媒体当年是这样描述的：“1936年6月30日问世，打破了当时的所有出版纪录。前6个月的发行量便高达1000万册，日销售量最高达到5万册。它标价3美元，却被炒到了60美元，而当时美国一个不错的旅馆房间，月租金也不过30美元。”“1937年荣获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奖”。先后“被翻译成29种文字，总共销售了近3000万册”。
1979年，《飘》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
“当时的《飘》，曾有过飘出一栋大楼的传言。”回忆往事，汪逸芳从当年的一个传言开始讲起。
如今，汪逸芳家中还保留着《飘》和《〈飘〉是怎样一本书》。但这并不是当年编辑出版留下的初版样书，前些年退休时，她将自己工作期间的大部分图书赠予省内某地图书馆。后来，她又从旧书网上以高价买回这两本书，《〈飘〉是怎样一本书》，当年定价0.23元，她以49元买了回来，“《飘》的价格如今最高已经涨到999元了，当年一套三册加起来3.15元。”
当我们来到汪逸芳家中，她在书橱的顶端角落里找出了一本写有“浙江日报”字样的笔记本，里面记载着她从1979年9月到1982年的工作经历。翻开来，里面一句很奇怪的文字：你也有头发白的时候的……
40年前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二
40年前，浙江省只有一家出版社，也就是浙江人民出版社，所有的人加在一起也只有70人左右。
1979年，这是汪逸芳进社的第二年。在她的记忆里，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了，社会重心明确转移，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百废待兴，汪逸芳赶上了万物复苏的大好时代——从一个让别人把自己的钢笔字变成铅字的业余作者，到努力地把别人的手写体变成铅字的编辑。
彼时，全国图书市场还处于休眠期，但出版界比较早地感受到了潜藏在人们心底的一种对文学对知识的渴望。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出版现象是，1978年国内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
在年轻编辑汪逸芳的印象里，当时浙江人民出版社只出过一册薄薄的宋兆霖先生翻译的儿童读物，地方出版社几乎没有出过长篇小说。比如文学作品，只有演唱本与单册的民间文学读本。
也就是那一年的夏天，在全国出版社四处找“米”下锅的时候，机缘巧合，上海书店负责人应子良带着著名翻译家傅东华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译作《飘》来到杭州。
“好看，好看到可以废寝忘食。”在反复阅读后，汪逸芳对龙门书局出版的《飘》印象十分深刻。书分上下册，厚厚的两大本，竖排繁体，陈年的纸张颜色像黄酒一样。很快，出版社决定出版这套书，由她和另一个编辑董校雪分别审读这100万字的作品。
那一天，汪逸芳在工作日记上写下：“1979年9月22日，开始编《飘》。”
三
9月24日，编辑工作进入第三天。汪逸芳无意中翻到1979年第一期的某知名杂志，里面刊登了一篇名为《根》的文章。文章介绍了美国小说《根》，同时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飘》：
“《飘》与《根》是对立的。从赤裸裸的奴隶主立场讴歌内战前南方生活，对被打倒的奴隶主寄予无限同情……因而受到反动势力的喝彩。四十年来有人不遗余力地加以哄抬，使之成为‘一切时代的畅销小说’。但没有人否认，它是透过奴隶主的眼光来看奴隶制的，因而是地地道道的翻案文学代表作。”
情急之下，汪逸芳立刻将这本杂志交给了领导袁伦生。在请示了时任省出版局局长马守良后，接到通知暂停编辑工作，并要求编辑提出出版理由：是否有艺术参考价值。
这件事刺痛了所有人刚刚高涨的兴奋。当时，得知浙江人民出版社要出版《飘》，国内10多个省的发行部门蜂拥而至，许多大专院校也纷纷要求订购此书，《飘》的印刷计划从10万册一路飙升至60多万册。上海一家文化单位甚至派人亲赴浙江坐等，表示不给几万册不走。
此时，编辑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在她的笔记本里，也记录下当时的进度日程：
“《飘》封面设计20日之前要定稿。印数30万。发稿到出书两个月，元旦前见书。上册已发。”
10月23日，著名翻译家戴际安从上海来到杭州。讲起《飘》时，他很感兴趣，并提出具体意见：一、印数最好能控制。二、艺术性应该肯定。三、人名地名释读的准确性要注意一下。
说起戴际安，笔名戴骢，当时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杂志编辑，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家，虽然从文了，依然保留着军人气概，开朗乐观友善。他的鼓励也给出版社莫大的信心。
出版再次加速。《飘》分上中下册，上册于12月如期出版，12月25日中册付印，下册在校对中。
四
然而，事情并非就此一帆风顺。
1980年1月，国内一家报社刊发文章，文中写道：
“一个多世纪来，在蓄奴与废奴斗争中美国有三部长篇小说风靡全国，震动世界。”“而在南北战争结束后70年，即1936年出版的《飘》，却大翻其案，攻击黑奴和北部废奴主义者，为南方奴隶主辩解。从目前到手的上卷……”。
紧接着，两天后这家报社再度发文。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
“一部美国30年代风行一时的长篇小说《飘》又重印了。一部三册，据说印了几十万之多。……这部小说把那些实行种族歧视的奴隶主当作英雄来描写，女主人翁则是一个‘人妖’式的美人。从思想的角度来说，比起斯托夫人的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来是一个反动、一个倒退。”最后一句“希望我们的出版界，不要‘飘’得太远啊”。
随后，另一家报社也发文提出质疑。这无疑给编辑团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汪逸芳回忆说，当时大家心里都觉得很难受，但是坚信这是一本好书，坚持做下去，至于结果，暂时不去想。
五
在这场争议中，如果说令人感受到一丝亮色，或许就是1980年第3期《新闻战线》刊出《西行漫记》作者艾德加·斯诺的前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给记者白夜的一封信，她认为《飘》是一部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一样的不朽名著。她甚至说：“我不相信今天有哪位能够独自一人写出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
出版社也在做各种努力。当年2月，汪逸芳四处找外国文学专家，争取他们为《飘》写评论。
她回忆说，当时找得最多的是杭大教授丁子春。他那时兼任校图书馆副馆长，查阅国内外资料比较方便。他认为要历史地分析这部作品。一部书在全世界有这么大的发行量，拍成电影后，“纽约放映电影《飘》时，由于许许多多人家顾不到生火烧饭，以致市里自来水水压普遍上升。片子放完水压立即下降”。他认为小说的艺术性不容怀疑，毫不犹豫地答应为图书写评论。
1980年的4月，《飘》正式全部出齐。
最终，争议的平息与一张告示有关。1980年6月15日，在武林路125号的出版大院廊下，很多人正在围观一张墨迹未干的“告示”：
“香港《文汇报》登载了美联社13日发自北京的一条电讯稿。其标题意为：邓小平告美友人他认为《飘》可以出版。”
“其中有邓小平原话：‘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因为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想用中文出版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
所有的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终于一锤定音了！
六
就这样，一场关于《飘》的争论结束了。
如今，《飘》在中国已经有了五个译本，但傅译本依然是对广大读者最有影响力的一部。最奇妙的是，1986年，这本书还拿到了全国首届畅销书奖。汪逸芳说，其实得奖并不重要，得多少奖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是一种历练，历练了，才真正成长。
遥想当年，如果没有编辑们的坚守出版理想，没有编辑团队齐心协力，没有出版主管顶住舆论压力，或许就没有这套书的出版。汪逸芳记得，老马逝世时，《浙江日报》曾刊发过这样的评论：“他主持和主管浙江出版工作近二十年，为我省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敢于坚持实践标准，冲破禁锢，出版世界文学名著《飘》，推动了全国出版界的思想解放。”
《飘》的风波早已成为历史，可能这只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的沧海一粟。但她对浙江出版来说是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收藏思想的宝库。邓小平关于《飘》举重若轻的讲话，冲破了重重禁锢，带来了80年代各种思潮的涌入，才有了中国出版业真正的繁荣昌盛。
发表于 2018-12-9 10:1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