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志坤、何家炜著人物传记《民心铸丰碑——王志良传》，是一部感人至深的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它以一种饱蘸情感的笔触，追述了浙江上虞一位病逝于37年前、堪称“当代禹王”的焦裕禄式好党员、好干部王志良执政为民，将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的人生事迹，对这位时代楷模的人生历程、个性脾气、言行举止、音容笑貌、精神情操、领导才能、工作实绩和社会影响等，作了真实、生动、感人和艺术的呈现与还原，谱写了一曲人民公仆的赞歌，为当代优秀共产党员的群英谱，增添了一位可歌可泣、可敬可亲、形象丰满、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诚如原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沈祖伦题词的，王志良是一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传主王志良，上虞章镇笕桥人，放牛娃出身，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笕桥大队书记、滨笕公社主任、汤浦公社党委书记等职。任职25年，王志良为了脚下这块土地的平安和富裕，奉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汗水直至生命，1981年4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最终长眠在曹娥江畔的覆船山上，享年49岁。王志良以自己短暂却鞠躬尽瘁的一生，对“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和注脚。
传记主体部分共分五章，按王志良由出生到逝世的时间顺序，对他的一生作了深情而生动的追述。作品将向内探触传主的精神世界，与向外描述传主的人生事迹相结合，重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光华、展示人物无私奉献的内驱动力，用文字为材料，在天地之间，矗立起一尊当代优秀共产党员干部的雕像。
王志良对脚下这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与使命般的担当。他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一直压着一张登有焦裕禄事迹的报纸。他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乡民造福。他的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执政期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如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治理涝、沙、碱“三害”一样，带领滨笕和汤浦两地人民与洪涝与干旱搏斗，治理水患，保一方水土平安。在物质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与群众一起，硬是用肩膀、双手和几乎原始的工具，超负荷工作，建成了一个又一个水利工程。
王志良是“一个喜欢打头阵的人”，凡事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在担任汤浦公社书记时，羊脚拐埂决堤，他第一个跳到缺口中，以身体堵住缺口。他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无论是在滨笕还是在汤浦任职，他总是想把工作做得最好，在他面前，任何对工作的搪塞、懈怠、马虎或者应付，他都会像眼中的沙子一样，不能容忍。他更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永不言败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死。他的高尚人格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干部群众，虽然他对工作要求极严，但大家却都喜欢与他一起共事，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真心为老百姓办事的人。
王志良对事业充满忘我精神与献身激情。他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几个月不回家。他的同事们一提起他，都说：“人家上的是三班制，他王志良上的是独班制。”“在我的印象中，王书记除了生病，几乎没有休息过。”他三次晕倒在工地上，一次又一次拒绝同事和亲人的劝告，不肯休息。他三进上海瑞金医院，一次又一次不遵医嘱：第一次医嘱休息半年，第二次医嘱休息一年，但他两次都是一回到汤浦，身影就出现在田间地头。他多次从医院病房和回公社的路上“失踪”，原来他跑到一个村一个村了解情况或去试验田旁观察水稻的长势去了。在公社党委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集体决定让他不再负责具体工作只担任顾问后，他却“顾”而不休，第二天晚上又来到了排涝闸工棚里……
王志良一心为民，源于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从他临终前的两个遗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忠诚与信念，至死不渝。对组织的遗嘱：“请转告县委领导，我王志良是放牛娃出身，新中国成立前家里穷得连饭也吃不饱，是党救了我，又培养了我，才有我王志良的今天，遗憾的是我的身体，本可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可是——我心有不甘啊。”对孩子的遗嘱：“我王志良虽然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我对得起党、对得起组织，也对得起你们，你们可不能往我的脸上抹黑啊。”
王志良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他心中有戒，毫无私心，廉洁奉公，原则性极强，被群众戏称为不近人情的“包黑头”。譬如：他在下属家里吃饭，不过是扒了几口冷饭，照样在茶杯底下压下粮票和钱；看闸的老魏听说野河鳗能帮助他恢复体力，抓到一条后给他送去，他让妻子带上两条香烟回馈老魏；同事叶正金知道他烟瘾大给他送了两条香烟，他非要给烟钱。当少年时的恩人陈大富受大队社员之托，来找他批一点粮食渡难关时，他同样没有照办。陈大富去世了，他闻讯前去吊唁，还带去两条香烟，作为办丧事之用。“不是我不近人情，因为在原则面前，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基层领导干部，无权这么做。”“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是公社的党委书记，虽然我有这个权力，但这个权力是人民给的，是党给的，我不能用这个权力为自己服务。”这些话语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舍小家为大家，是王志良党性原则的真实写照。他是一个称职的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却不是一个称职的甚至是一个“苛刻”的丈夫和父亲：为决战长山埂和塔山埂，他数月没回家，妻子来探望他，竟被他动员去工地上挑土；工资调整时，最应该加工资的他，坚决将名额让给其他干部；有干部看见他家实在困难，想将他妻子招进茶厂做临时工，被他断然拒绝；一辆用于工作的破永久牌自行车，自己的孩子和爱人碰一下也不行；小儿子的师母为小儿子做了一件人造棉棉袄，他勃然大怒，掌掴儿子，严令儿子立刻送还给师母；他多次不顾自己家庭困难，把女儿去社办厂工作的名额让给群众；他临终前，即将退伍的大儿子想让他安排一个工作，依然遭到他的拒绝。他逝世时，只给家里留下了一副他用过的旧铺盖、一件旧蓑衣和一顶小阳帽，还有就是因治病向亲友们借的780元债务……
王志良敢于担责，襟怀坦荡、公平公正。他认准一个死理，凡对老百姓有利的事，他都勇于去做，即便有什么风险，他也愿意承担：双抢时，为避免农民用血汗种植出来的稻谷发芽发霉，他不顾被扣上“挖社会主义墙角”“私分公粮”的罪名，不惜冒撤职坐牢的风险，果断决定将这批潮谷分发到社员家中，数万斤粮食最终被抢救了回来；一位老农在自家屋后杂地上种了二十几株玉米，被大队干部拔掉了，找他来哭诉，他立即召开党委会，制定出允许社员开垦荒山荒坡、田头地尾的决议。他襟怀坦荡，在巡察农田时发现放水员不仅没有搁田而且还在灌水时，严厉训斥，后来觉得自己脾气太急躁了点，又连夜摸黑到放水员家向放水员道歉，并耐心地给放水员讲述及时放水搁田的道理，帮助放水员掌握科学种田的知识。他公正公平：发福利时，对分配方案不能一视同仁对待脱产干部与非脱产干部给予严厉批评，勒令改正……
王志良真正心系群众，将群众冷暖时刻牢记在心，是农民的贴心人。在他心中，人民群众永远是第一位的，连全公社最穷的是哪几户人家，他都心中有数。他执政很严，外表严肃，不苟言笑，但却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路遇挑粪老汉，他会帮着挑上一程；听说有个大队干部家里要断炊了，他会设法弄上一袋米，自己背着，送到大队干部家里；当他得知笕桥大队女社员傅爱仙在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挑着土箕来到工地参加范洋江改道和友谊江开挖的劳动时，他连吼带斥地把傅爱仙赶回家去；台风中，他从即将倒塌的房屋中背起里村大队80多岁的荷花嬷嬷脱离险境，救了荷花嬷嬷一命；为了更多乡民的身体健康，他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建起了一个崭新的公社卫生院……
王志良具有踏实深入的工作作风。他注重调查研究，不尚空谈重实干。他所主政的所有水利工程，都是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之后的慎重决策，而不是“拍脑袋”工程。他不爱坐办公室，一处理完事情就扛起钪铣往田间地头和工地上跑，被老百姓戏称为“钪铣书记”“田头书记”。公社的老百姓，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头戴小阳帽，身着补丁叠补丁的旧军装，脚上穿着一双车胎鞋的他，骑着一辆嘎嘎作响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散架的自行车，在乡间坑坑洼洼的泥路上颠簸，在田间地头巡视。他不仅叫得出所有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名字，还叫得出全公社九十几个放水员、植保员的名字，叫得出各大队每块田的土名。他对治下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在他面前，任何靠凭想象、凭老经验、凭“毛估估”甚至凭夸大的材料忽悠领导，希冀得到领导表扬的做法都宣告失灵，由此使得当地干部的工作作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王志良是一位精通农业专业知识的行家里手。譬如第三章《责任重于山》中写到他教一位中年农民犁田：“一般我们要求犁8厘米深，我看你最多只犁了6厘米，还有2厘米没有犁到，这样稻种下去就会受影响。”他教一位年轻小伙子插秧：“种稻最忌‘箩络圈’和‘拖脚泊’，横行要平，间距要匀，这样稻根才会着泥，生长才会有足够的空间。”再如他告诉大队干部：草籽腐烂后产生的气体容易在土壤中引起空洞，造成稻苗种下后不能着根，稻苗吸收不到肥料，容易黄苗，所以必须把水放掉，晒3天，田瘪下去以后，就实了，田一实，稻苗就容易着根，肥料也就吸收进去了。
王志良更是一位具有领导智慧的农村基层领导人。他总是从一种全局的、综合的、整体的观念出发，教育干部群众顾全大局，纠正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的做法，根治干部思想中的“散、乱、怕”思想，帮助部分农民克服目光短浅、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思想。譬如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顾自己是“旱鸭子”，又有病在身，第一个跳进汹涌的洪水里，冒险用身体堵决口，这一无畏行动，感动了很有工作魄力和群众威信的白鹤大队书记梁金泰，从而使得汤浦水利建设中的老大难、肠梗阻——长山埂改道的难题迎刃而解。
为彻底解决滨笕公社蒋山畈与花坎畈的洪涝问题，王志良倡议滨笕公社与周边的嵊县水利局合作、联手治水，并且提出了“填塞范洋江，新挖一条河”的大胆设想，催生了友谊江的诞生。在友谊江开挖工程尚未竣工，沿山渠又开工了的时候，王志良又提出“日战沿山渠，夜战友谊江”的做法。因为沿山渠工程要开石放炮，夜里视线不好，弄不好容易出事故，而这时，友谊江工程已经通电了，夜里施工已没有问题。为彻底根治汤浦水患，他又提出了打造汤浦“米桶圈”的宏大构想，主持建设塔山改道工程。为使汤浦大地彻底摆脱贫困，他卓具目光，在大兴水利的同时，提议创办铜材加工厂，带领汤浦人民实施农业与工业“两条腿走路”。
“当代禹王”王志良不仅具有为民之心、为民之德，更具有为民之能、为民之识。他当年大力推行的园田，给滨笕大地留下了一片广阔丰饶的田野；他当年决策创办的铜材加工厂，成了汤浦日后成为铜管之乡的策源地；他当年为之夙兴夜寐、挥洒汗水的友谊江、沿山渠、郑岸埂、长山埂、塔山埂等工程，虽历经40年，至今仍在发挥着积极的排涝抗旱作用，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为滨笕、汤浦两地永绝水患、保一方水土平安，为改革开放后滨笕、汤浦两地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传记并没有将王志良神化。尽管王志良凭着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人生意志，带领群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前进道路上的阻碍，但他并非一个常胜将军，他也有难以战胜自己的时候，譬如他戒烟的失败；他也有软弱、流泪的时候，譬如当郑岸埂最终溃堤，他精心构筑的“米桶圈”防洪工程功亏一篑、前功尽弃时，他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悲愤，蹲在堤埂上失声痛哭。传记这样写道：“这个连自己的父母去世时也没掉眼泪的硬汉第一次在这么多部下和群众面前哭了：‘我对不起汤浦人民，我没有做好工作，我有责任，我……’。”他的这场哭泣，感人至深。他也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空心人”，他铁汉的胸膛中也有一副柔肠，譬如他渴望尽一个父亲的责任，通过戒烟省钱来为儿子购置新衣，这一举动就催人泪下。
《民心铸丰碑——王志良传》是我省在这类题材中一部优秀的不可多得的人物传记作品。作品的成功，主要源于如下两点：一是广泛、深入、细致而扎实的现场采访。为了撰写这部传记，作者深入到传主生前生活和工作过的所有地方，对传主的亲人以及传主生前的同事、属下和熟悉传主的群众“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采访”。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凡是作品中写到的场景，我们都要去走一走、看一看，凡作品中涉及的人，只要能找到的，几乎都要采访一遍。”二是艺术地呈现。主要通过生动真切的场面描写和细节描写，还原历史场景，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从呈现在眼前的纷繁现象中理出清晰的叙事线索，体现了作家在材料剪裁、结构布局上统揽大局的统摄力和深厚的艺术功力。
传记充分展示了细节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大量真实、生动而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才砌起了这部传记的楼宇。譬如，传记写到王志良一个月没回家，刚进家门，脚被蛇咬，却又拖着红肿发亮的腿，要到抗灾一线去，尽管妻子极力想挽留他，孩子们也在门口用恳求的眼神望着他，他还是踉跄着站起来，黑着脸说了一句硬邦邦的话：“这次水灾这么严重，你叫我怎么休息得了？我连觉也睡不着啊！”再如：在友谊江工程开挖时，担任工程总指挥的王志良独自一人在工地上过年，大儿子吉善走了2里路，代表全家人去看父亲，并给他带去了一碗他喜欢吃的油豆腐烧肉，在四面透着寒风的草房里，当吉善将搪瓷杯盖揭开时，王志良俯下身去，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真香啊！”说话时，他那似乎永远板着的黝黑的脸像孩童般地舒展开来，这是王志良在自己孩子面前一次难得的真情流露。上述两个细节，无比真切而生动地展示了王志良硬柔相济的内心世界。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两位传记作家，作者之一的顾志坤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许多作品，从《春晖》《大围涂》《谢晋》《楼高人为峰》《世纪之水》以及这部即将面世的重磅力作《民心铸丰碑》等，融高强的田野调查能力与深邃的理性思考能力为一体，以一种敏感而深刻的目光，直击生活现场，探触历史真相，审视社会和时代，真实、生动、艺术地记录和呈现重大历史、社会生活事件，反映闪光的人性，塑造时代英雄，是当之无愧的“时代的报告”，他的多部作品，曾入选省文化精品及优秀文学作品的行列。同样，作为上虞资深的文化人，何家炜多年以来，一直在呕心沥血地挖掘着上虞的本土文化，而王志良，正是他很早以前就予以关注的题材，并为之写出了许多感人的文字。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臧克家《有的人》）。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的王志良，赢得了百姓衷心的爱戴和怀念：“在汤浦、在王志良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只要说起王志良，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甚至是学校的初高中生，几乎都知道王志良是谁。”原汤浦中学教师、王志良铜像捐建发起人之一的钟立民说：“王书记是汤浦人民的大恩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正如传记《尾章：永远的怀念》中所说：“王志良用身前事身后名，赋予了党性原则以鲜活的内涵和生动的解读，坚强的党性铺就了王志良的人生底色，铸就了王志良的精神高度，王志良是一座民心铸就的丰碑。”
（作者为浙江省著名评论家）
发表于 2018-5-24 07:5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