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的上虞形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浙江各地开展“清党”运动,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上虞的政治形势陡然逆转,白色恐怖遍及城乡。党的支部被破坏,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通缉,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大革命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各类群众团体,也被迫先后解散。
随着形势的逆变,一些曾经在大革命激流中受到过冲击的土豪劣绅、社会渣滓也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如同冬眠的毒蛇,纷纷出洞,伺机进行反攻倒算。有的还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充当起反动军警的鹰犬,成为反动势力猖狂反扑的急先锋、地头蛇。
面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上虞人民也有过反抗和斗争,但终因当时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在敌人拥有的强大武装面前,这些反抗和斗争,有的被镇压下去,有的不了了之,未能取得大的成果。
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恢复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会后,党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委。6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成立。中共浙江省委的成立,对于处于彷徨和探索中的全省党组织和党员来说,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上虞一些被反革命逆流冲散的党员,也重新聚集起来,积极准备筹划恢复党的组织。
上虞“四一五”事件后,叶天底住在杭州他表哥家中。一天,钱念先在西湖边碰到同学郑师泉,得悉郑已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任为国民党上虞县党务指导员。在交谈中,郑非常佩服叶天底的人格,同情叶天底,愿意与叶天底见面,共议上虞今后活动事宜。5月3日,钱念先陪同郑师泉在湖滨旅馆与叶天底见面,郑同意叶等人回上虞,并应允抵虞后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夏友连等3入。
5月16日前后,叶天底等共产党员先后返回上虞,夏友连等3人也获释。不久,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恢复,叶天底继续担任独支书记,隶属中共绍兴县委领导。此后,独支分别联系党员和原各地农协组织,取出了埋藏的武器,重组农民武装,上虞的农民运动又逐步活跃起来。
《石榴报》事件
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恢复后,决定办一份秘密报纸,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作针锋相对的宣传。报纸经费由大家想法拼凑,有的摘下手表,有的掏出怀表,有的变卖妻子的首饰,陈林章将家里仅有的7石谷卖掉,这样总共凑得480元。编辑工作由在慈溪县党部工作的徐懋庸负责,印刷工作由在余姚县党部工作的徐镜渠负责,印好后,由钱念先、葛纪昌等在上虞秘密散发。这样,报纸就办了起来,因为是5月创刊的,故定名为“石榴”。
《石榴报》出了三四期。徐懋庸写信给葛纪昌,谈及上虞情况和约稿问题。7月17日,徐懋庸的信被国民党右派、上虞邮局邮信检查员胡子敏截获,反动当局持徐懋庸信连同《石榴报》向省党部告发,省党部决定通缉信中提及的徐用宾、葛纪昌等7人。事发后,由于有人及时通风报信,徐懋庸等7人迅即隐蔽,无一人被捕。此案,后经胡愈之出面斡旋,迫使国民党上虞县党部于8月撤销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