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浙江省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先后有1市69县沦陷，伤亡同胞30余万人。国难当头，有一群年轻的身影，家国命运，时刻身处生死攸关。
如今92岁的董静之，是当时我党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董静之时常要冒着危险，行走200公里，在交通线上传递情报，与日寇和汪伪特务机关斗智斗勇。
见到董静之时，她正躺在床上看报纸，染黑的卷发，蓬松精神。高凸的颧骨上，褐色的雀斑，星星点点分布两旁——1943年，这两个特征，让这位当年只有22岁的中共地下党员，成了日本人在绍兴城全面通缉的对象。
采访过半，老人说要上洗手间，记者正要去扶，没想到，她利索地起身，拖上鞋，像风一样地绕过记者走了出去。“这腿脚啊，都是送情报走出来的。”老人笑道。
现实比《潜伏》更惊险
老底子的绍兴城，只要提起“董久大”这个商号，无人不晓，董静之就是这个名门望族里的“三小姐”，但她不愿沉溺在封建大地主家庭的荣华富贵里，尤其看到其他两房女孩被封建家庭包办婚姻，抑郁早逝，她决定挣脱束缚，“精神上不能受摧残。”
此时，浙江省的抗战氛围，愈加浓烈，村里的私塾老师其实是地下党，时常向她讲述先进的革命思想。“我当时就想挣脱封建家庭，参加革命。后来，这个教员把我们村子一大批女孩子都带出去参加革命了，村子里的人还以为他是流氓，拐骗良家女孩。”
教员的真正身份，是中共绍兴地下党的一位领导人。1942年7月，董静之跟着他正式参加革命。后来，组织上决定两人假扮夫妇，组建地下交通站。最后，假夫妻成了真夫妻，简直是电视剧《潜伏》的真人版。
“《潜伏》里细节很多都不真实，作为过来人，我一看就看出漏洞来了。现实绝对更惊险和残酷。” 董静之说，她当时的工作就是在绍兴开辟一条交通线，收集情报。她的联络人，已经成功打入敌人的心脏，在名为“35号”的日本宪兵队特务机关，做情报股股长。她则租住在绍兴一个汉奸家的墙门里，作为联络站，“他有情报送出来，我再送到四明山的政工队。”
白天，她有时是斯文的女教师，有时又假扮卖香烟、卖土货的小贩。身份的变化，都是为了手中的情报。“写有情报的纸我们叫拷贝纸，很硬，要用笔头很细的钢笔，沾了墨水再写。”
这张纸，虽然卷得只有一根手指头这么小。但要躲过敌人的耳目还是很困难。
“绍兴人爱吃嫩菱，一装就是满满一筐。有时候，我把纸搓成一根绳子，系在篮子上。或者，把纸抿成一小颗，揿在白蜡烛里，一边揿一边将蜡油滴上去，把它封住。这样，敌人很难发现，如果遇到湿的地方，也不要紧。”
藏有情报的东西，放在哪里保险？董静之神秘一笑，“越放得好，越要查你！”她总是大大咧咧地故意把装有情报东西放在显眼处，有时索性塞在雪花膏底下。“女孩子的化妆品，走到哪里都可以带，随便桌子上一丢，别人就算刮一点用，也不会发现。”
月经带里的良民证
1943年，董静之接受组织的任务，为我党七位地下党同志办良民证，只有办出了证件，这些年轻的同志，才能进城做地下工作。董静之想尽办法委托一位我党外围的同志办好了这批良民证，但如何将这批良民证送出去又碰上了难题。这可不像一张纸那样容易藏，这是七份贴有相片写有名字的证件，一旦在途中各哨卡遇到检查，落到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我把月经带全部拆开，把它们系在里面，因为纸张很宽，又硬，磨在大腿根部，血都渗出来了，可是没有办法。” 董静之说，这虽然已经是一个女人最隐秘的地方，但她还是觉得不保险。
那次，她坐小火轮出门，船到曹娥江，大家都在议论前面搜查得很紧。怎么办？她注意到，前排有个女人穿着考究的旗袍，别着耳环，打扮很时髦。“抗战时，一般的女同志都很朴素，能穿一件蓝色短袖旗袍已经很好了。我断定此人身份不一般。”果然，女人身边一个警卫，叫她“邓太太”。
董静之一听，明白了，这是余姚一个有名汉奸的小老婆，“我当时的目标就是她，必须依靠她，才有可能过关。”
中午，她拿着自己带的蛋炒饭，坐到邓太太身边，请她一起吃，顺便套近乎，谈天说地。
船靠岸时，果然戒备森严，每一个下船的人都被仔细搜身。搜她的人，是汪伪集团和平军的一个女警。一搜，果然就摸到了私处硬梆梆的。女警问：这是什么东西？董静之故意糗她：“你这个人介滑稽的，你也是女人，这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啊，还问我呀？”
为了打消她的疑虑，董静之主动要求女警去厕所查：“走，你要看到里头去看！
“这个时候啊，你必须主动出击，不要慌，不要躲躲闪闪。” 董静之说，向厕所走过去时，她已经想好了3个方案。如果被发现，她戴着手表和金戒指，可以先试试收买女警；如果行不通，就立即设法把良民证撕碎扔进茅房。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和女警一起死。
就在此时，邓太太刚好查完，准备走。董静之边走边喊：“邓太太，你等我一等嘛！”邓太太有点不耐烦，瞥了女警一眼：“你快点嘛，查什么啦！”看到邓太太出面，看上去两人又是“好姐妹”，眼看快走到厕所门口了，女警停住了脚步：“算了，走吧走吧。”
“这次脱险很重要，地下党七个同志的良民证都在我手里，有照片有名字，一旦暴露了，整个交通站就摧毁了。” 董静之说。
情报送往狮虎桥路
送情报，时效性很重要。“什么时候收到，就要什么时候送出去，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当时，交通工具很少，没车没船时，全靠一双脚步行，而物质条件也很差。有次，董静之连夜赶200多公里路，送一份情报到四明山根据地，脚底都起了大泡，疼得钻心。“情报送到后，同志的一个拥抱，我就什么苦都忘了。他还炒了两个蛋给我吃，又铺好稻草垫给我睡，心里真的很感动。”
董静之唯一一次送情报到杭州，是在1943年的夏天。政工队有一封信，要送给杭州的一位同志。
这是她第一次到杭州，人生地不熟，没有车，也没有船，只好自己出钱包了一部小车。那位同志住在灯芯巷狮虎桥路，可她到时，已是晚上，不便再去，只好到延安路的大陆旅馆，过了一夜。“身上有信，我一晚上都不敢睡。”
天亮时，她赶到了那位同志家里。碰巧，他的姑姑、姨妈等好多亲戚来串门。为了摆出接待客人的样子，他带“朋友”董静之出去玩了一天。
“那天晚上，他带我吃冷饮，我第一次吃了冰淇淋，还第一次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唱歌。” 董静之说，做地下工作，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但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什么都值得付出。”
发表于 2018-4-4 16:22:21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