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散文随笔创作态势简说
来源:人民日报
“全民写作”包含着生机与活力,不是坏事,关键问题是还有没有守望终极的精英作家?面对大众化、世俗化的写作浪潮,这些作家还有没有能力扬长避短,去粗取精或高蹈流俗,在汲取民间营养的同时,担负起与之对话和施以引领的责任? 令人欣喜的是,相当一批作家置身全新的文学语境,根系大地,仰望星空,以有“通”有“变”、有扬有弃的态度,从事浸透着理想的笔耕。 在2012年的创作中,一批颇具思辨色彩的散文随笔,充分显示了理性的力量。云杉的《文化的非洲》,堪称这类散文的重要收获。该文由非洲见闻说开,将不同国度的历史进程、文化个性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展开发散性比较与阐释,呈现了全球化背景之下,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应有的文化立场、观念和原则,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张炜的《莱山之夜》、《游走:从少年到青年》等长文,虽然重在生命回溯,但由于同时融入了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的自我勘探,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重量。至于他的《不同的志向》、《对不起它们》等更是以敏锐的识见,直击灵魂与生活现实,让人思绪绵绵,每生颖悟。幸福、安详、回家,是郭文斌锲而不舍的精神向度与文学主题,《走进安详,找回中国人的生存意义》、《文学的祝福性》、《大山行孝记》等通过形神俱在的讲述,深化也细化了如此向度和主题,足以构成崭新的生活与生命理念。此外,王充闾的《解脱》、梁衡的《心中的桃花源》、史铁生遗作《昼信基督夜信佛》、王安忆的《教育的意义》、韩小蕙的《理念是天堂的花朵》,马晓丽的《遥想长城》等,均具有丰沛的思想含量,折映出一个时代的认识高度。需要提出的是,一批学者教授加入了散文随笔写作行列,其中,丁帆对俄国思想家的系列阅读,孙郁对鲁迅的系统感发,冯天瑜对历史哲学的专栏式言说等,皆有学养、识见、性情,值得潜心体味。 历史文化散文也可圈可点。祝勇的《变革者的咒语》谈先秦变法,《残局》、《当部长的梁启超》话民国风云,既有新见,又诗情沛然,不失为文学与史学的有机融合。张宏杰的《史书里的兴衰》雄视千古,纵论历代,透过大量的史料分析,揭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鲁枢元的《陶渊明PK秦始皇的随想》,站在现代人珍视的精神生态的高度,重新评价陶渊明和秦始皇,讴歌心灵自由与和谐,质疑自我膨胀与霸权,亦属独具只眼。 与“全民写作”现象相联系,2012年的散文随笔创作还有一种情况值得重视,这就是伴随着非虚构、跨文体、大散文等概念的扩展和走俏,作为文学基本样式之一的散文随笔,其内容承载正越来越多元,文体形态也越来越丰富,表现手法更是越来越摇曳多姿,不拘一格。散文随笔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它凭借与小说、诗歌、评论、报告文学乃至新闻通讯的嫁接与整合,不仅冲破了由来已久的“美文”藩篱,而且使通常所说的宽泛的散文更加宽泛。目睹这种情势,我们禁不住要重新认识以往学者所做的关于散文“有类无体”的界说,难免静心自问:散文是否真要回到中国古代包罗万象的“文章”格局?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扩张与泛化在通常情况下,并非作家单单基于形式因素的标新立异,而是他们从切近生活和表达内心的需要出发,所进行的只能如此或最好如此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存身于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之中,且产生了丰富体验与深邃思考的散文作家,只有通过文体的拓展与手法的互渗,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同时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抵达深广的生活和生命的真实。而这恰恰可以从去年出现的一些具有“越界”意识和“混搭”特征的作品中,获得证明。如朱增泉的《美国追杀本·拉登》借助新闻调查的元素,强化了自身的信息量、现场感和思辨性。夏榆的《黑暗是一件星光斑斓的锦衣》,以大量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流动,传递出同类文本少见的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梁鸿续写的《梁庄在中国》,刘亮程新出的“在新疆”系列,在相当开阔的背景下,还原了乡土中国的原生态和边疆中国的诗意美…… 当然,2012年,传统的散文随笔依旧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其中有质有文的精彩之作也不少见。贺捷生的《不能遗忘的小镇》、《远去的马蹄声》,其特有的慷慨悲歌,侠骨柔肠,足以唤醒人们久违的豪情。南帆的“关于泥土的记忆”系列,围绕作家当年的知青经历,一边展开形而下的场景追述,一边着力形而上的精神翱翔,从而编织成自省又省人的生命和弦。刘上洋的《万里长江第一湾》,聚焦云南丽江崇山峻岭中的长江回旋,虽然下笔流光溢彩,但没有止于客体再现,而是最终将其意象化和象征化了。还有凸凹的《故乡永在》、陈忠实的《接通地脉》、阎连科的《一个人的三条河》等乡土散文集,全都是作家生活的浓缩和生命的结晶。其中包含的反思当下,回望来路的意义,是对当代人极其重要的精神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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