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历史在说话

再生者为何

“浙江大发现”田野考古年度成果首次亮相

——听，历史在说话

　　本报杭州1月20日讯

　　记者 王婷 通讯员 尤帆

　　
       碳化的谷粒、泛黄的文书、珍贵的瓷片，这是先民留下的历史印迹，拾掇起这些点，我们能串起一条数千万年的历史长线。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中，浙江历史考古又邂逅了哪些历史碎片？有何重要发现？

　　今晚，省考古所和浙江日报联合推出的“浙江大发现”田野考古年度成果首次亮相，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位资深考古专家蒋乐平、郑嘉励、沈岳明在省科技馆为我们打开了历史深处的那扇窗，揭秘2012浙江考古新发现，讲述埋藏千万年不为人所知的文物故事。这也是省科协与浙报集团联合主办，浙江日报、省科技馆、果壳网承办的“[科学]　”的冬季人文专场。今后，省考古所和浙江日报将每年发布一次年度田野考古新发现。

　　一万年前那一步

　　“那一步”，是人类历史上稻作起源的第一步。这个脚印，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印记，是人类历史跨出的重要一步。

　　“我们可以大胆宣布，距今约11000年的上山文化早期，已经发现了大量稻米，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上山文化，迈出了人类稻作农业起源的第一步。”考古专家蒋乐平道出的年度考古成果，跨越万年。

　　这意味着，从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发现栽培稻以来，上山文化又将水稻的种植时间往前提了3000多年。

　　作为农业起源的三大中心之一，中国长江流域一直是水稻种植的中心。30多年前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其成为公认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江流域的湖南、江西等地也陆续发现一系列包含稻作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由于稻起源的重要性，这些遗址从农业起源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与宣传，但现在看来，这些遗址所提供的证据是不充分的。”蒋乐平娓娓道来，“首先是稻遗存本身的薄弱，其次是野生稻、栽培稻的判断证据的缺乏。因为这些原因，学术界退而求其次，将整个长江流域作为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但是，一个广大地区同时出现水稻栽培行为的可能性不大，要从某个小区域慢慢传播开来。

　　这个区域在哪儿？考古发现证明：这个区域就在钱塘江流域。

　　近5年来，蒋乐平和他的同伴踏遍了钱塘江上游、金衢盆地的山山水水。最后在位于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距今约11000年至9000年的上山遗址，发现了最早的、被人类驯化、并可以体现出较完整的驯化过程的稻作证据。

　　从2001年到2007年，上山遗址共发掘约1800平方米，遗址发现了大量稻作遗存，“这些稻遗存的最重要的存体是陶胎，也就是说，稻遗存——稻壳、稻茎叶——作为一种羼和料，拌掺入陶土中，原因应该是起到耐高温防止开裂等作用。大约在70%的陶片中，都发现了稻遗存。”蒋乐平指着实物图片说，“在遗存里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谷壳，但更普遍的是碎裂的谷壳，可以叫做砻糠，还有石镰、石磨棒和石磨盘等农业工具。”

　　这些证据充分说明，不管这些水稻是否人为驯化，作为一种粮食作物进入人类生活是确定的事实。那么接下来要解答的问题就是：古上山人是否开始了水稻的种植？

　　在上山遗址所在的金衢盆地，经过考古调查，蒋乐平在衢州的龙游、金华的婺城区、武义、永康、义乌以及浦江、嵊州等地，发现了不下15处距今11000年至9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成为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这些遗址之间具有文化共同性，命名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上山文化。

　　令人振奋的是，新近发现的永康湖西遗址，出现了丰富的稻米遗存，这些稻米确定是完成驯化或正在被驯化的栽培稻。其中发现的大量小穗轴最为重要。小穗轴在鉴别稻的野生及驯化属性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实在上山遗址的稻壳羼和料中已经发现，并且已经辨识出若干的驯化的特征，在湖西遗址中，则发现了更多的小穗轴。这些小穗轴包括野生型、中间型和栽培型，充分反映水稻栽培早期阶段反映在驯化变异上的变异特征。

　　从历史角度推断，浙江新石器时代发现的栽培型稻米基本为粳稻。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栽培稻的比例为51%；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遗址栽培稻比例不到42%；而到了距今9000年湖西遗址，已经出现明确的驯化型、中间型、野生型稻谷。上山文化最早期的年代约距今11000年，且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稻米，按照这个比例推算，上山文化早期刚好处在稻米驯化的萌芽阶段。

　　因此，上山文化发现的稻米，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栽培稻。

　　徐渭礼文书传奇

　　一份在墓地里埋葬了七八百年的文书，最后借盗贼的手得以重见天日，而且保存几乎完好无损。

　　2005年4月，一群盗墓贼在武义县熟溪街道胡处村龙王山盗掘了一座南宋古墓，墓的主人徐渭礼的陪葬品、文书等被悉数盗出。

　　徐渭礼，一个南宋普通官吏，“官二代”恩荫入仕，徐渭礼的仕途乏善可陈，他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一生12次升迁，最后的品秩为从六品。

　　但这次盗墓却让这个身前默默无闻的官员，身后“出了名”。

　　在追回的文物当中，一份详细记载徐渭礼仕官生涯及其政务、长达17卷的文书震惊了史学界。因为这是民国新史学创立以来，我国首次在墓葬中发现宋代文书。经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徐渭礼文书”是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为什么易腐烂的文书会在墓葬里保存这么长久？考古专家郑嘉励从南宋墓园特征分析，为我们解开了谜团。

　　南宋墓园的典型特征，是以中轴线分布的逐级抬高的多级台地形式。这种南宋的江南葬俗，也是明陵的直接渊源。

　　重防腐是南方最典型的墓葬形式。《朱子语类》卷八十九“先生葬长子丧仪：……其圹用石，上盖厚一尺许，五六段横凑之。内外皆用石灰、杂炭末、细沙、黄泥筑之”。石顶墓，不重形式大小，朱熹还认为“墓圹仅可容椁”，可免盗掘之灾，“盖凡发掘者，皆以浅葬之故”。

　　徐渭礼的墓室，棺木与墓壁之间整体以“三合土”浇灌，与外界完全隔绝。“几乎和水泥浇灌一样，要用电钻才能开启。”郑嘉励一边比划一边引用《朱子家礼》说：“穿圹既毕，先布炭末与圹底筑实，……石灰得沙而实，得土则粘，岁久结为全石，蝼蚁盗贼皆不能进也”。

　　在文书被盗出后，因为文书“品相”太好了，地下收藏市场不相信宋代文书能保存完好至今，普遍质疑文书的真实性，盗贼始终不能脱手。“他们一般也不拿实物文书出来兜卖，而是拿个照片出来兜卖。”郑嘉励说。这个照片在到处流传，后来被武义县博物馆人员看到。

　　去年3月，郑嘉励应邀到武义，时任武义县博物馆馆长董三军呈上了几张“徐渭礼文书”的照片。文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徐渭礼的告书，是他一生历官官阶的委任状，还有一生差阶的委任状，以及更重要的是他一生历官的政绩考核表。“虽然从照片上能获取的信息量不多，但我断定文书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没有伪造的可能”，郑嘉励说，之所以当场作出判断，因为“这种详尽记载的文书，不管在内容、形式上都无法伪造，甚至在动机上也无法伪造，因为如果要赚钱的话，不会围绕这么没有名气的徐渭礼。”

　　于是，郑嘉励建议尽快向公安部门报案，务必找到文书原物。2011年10月，武义县公安局以“愿意以100万元的价格购买”为诱饵，设下法网，将五名盗墓贼抓捕归案，13卷文书也被追回。2012年7月5日，流散在北京的四卷文书被追回，至此，17卷“徐渭礼文书”才全部集齐。

　　文献哥窑出龙泉

　　汝、官、哥、钧、定，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单色釉瓷的最高水平。其中，哥窑是五大名窑中谜团最多的一个，瓷器存世量很少，专家估算全世界也就几百件，而且窑址至今没有定论。

　　那么，文献记载的哥窑窑址到底在哪里？对此，学界一直存在争论。现在，它终于有了答案：龙泉黑胎青瓷就是文献记载的哥窑。

　　哥窑一词是明代人提出来的，明清两代文献中哥窑的概念基本指宋代黑胎青瓷。经过近几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浙江龙泉黑胎青瓷考古取得了重大成果，“目前发现的龙泉黑胎产品分布于龙泉南区的大窑、溪口与小梅，以大窑分布最广、窑址最多，面貌最复杂，时代主要集中在宋代。”考古专家沈岳明对此很有研究。

　　他细数发现的瓷器标本：“溪口瓦窑垟出土两件黑胎青瓷，另一处仅发现南宋时期青瓷，出土少量黑胎青瓷残片。小梅瓦窑路窑址出土的黑胎青瓷，瓷胎很薄，器型主要有八角杯、悬胆瓶、纸槌瓶、碗、盏、杯、洗、碟、觚等，器型小巧，制作工整。”

　　那么说哥窑在龙泉的依据是什么？出土瓷器的质地特征。黑胎、紫口铁足、胎骨厚薄不一；青色釉，深浅不一，开片呈浅白断纹。这些青瓷产品的基本特征与文献记载哥窑的特征是相吻合的。

　　关于烧制地点，就文献记载来看，绝大多数宋代哥窑场地都是围绕龙泉展开的。如《陶说》“宋哥窑，本龙泉琉田窑”；《景德镇陶录》“哥窑，宋代所烧，本龙泉琉田窑”；《宣德鼎彝谱》“仿宋哥窑款式炉”……烧造地点为处州、龙泉县、琉田，这与龙泉黑胎主要集中在大窑地区是相符合的。

　　综合以上特点，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基本符合， “这一点，也得到了包括理化测试专家在内的许多学者的认可。”沈岳明判断说，因此，文献记载的哥窑在龙泉的说法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