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霞里》：“凡人史诗”与70后的历史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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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霞里》：“凡人史诗”与70后的历史突围


来源：《南方文坛》　　房伟　




70后作家魏微，一直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立场。大多数70后作家都受过先锋文学影响，魏微则一方面有着较强的代际印记；另一方面，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面向。有的批评家将她放在“底层写作”群体归类考量。长篇小说《烟霞里》是魏微精心打磨多年的作品，也集中反映了她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当代社会的独特理解。“人事空怀古，烟霞此独存”，《烟霞里》是70后一代人的回忆之书，也是写给“凡人”的，文学化的编年史。它记录了70后成长痕迹，铭刻了70后眼中的历史，更是对宏大叙事历史下芸芸众生投去的深情一瞥。


01


魏微成名很早，名作《大老郑的女人》等小说，以含蓄的女性意识、宽容的底层关怀而著称。她的早期作品，既有对于底层生活残酷性的清醒认知，又有温厚动人的、对于底层人生尊严的理解。汪政认为，魏微的小说《乡村、穷亲戚和爱情》，是较早探讨底层问题的70后作家的作品[1]。孟繁华指出，魏微的底层日常写作，“艰难但温暖”，“低微但有尊严”[2]。魏微尤其关注“无所依傍”的底层女性，如《大老郑的女人》中为生活所迫的“半良半娼”女性。有的批评家认为，她笔下的底层女性，既在城市中感受着贫困，又不被自己的故乡所接受。但魏微有勇气面对贫苦的出身，这与拜金的时代“唱了个反调”[3]。也许，魏微的出现，本身就是对21世纪初文坛的一种挑战。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很多女性写作在个人主义先锋试验与欲望化狂欢之间高频振荡，也形成了诸多引人注目的文本，而魏微一开始就关注底层，关注普通人的生命体验。这让她与主流文坛拉开一定距离，也表现出很强的艺术定力。可以说，魏微很早就展示了70后写作的现实主义倾向性。


然而，仅是“底层写作”的概念，并不能涵盖魏微的全部创作。魏微从底层意识出发，继而形成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整体观，以及顺应而成的魏微式“现实主义”艺术观。这就集中体现在这部十年磨一剑而成的长篇《烟霞里》。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源远流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是文学思潮，又是文学价值观。它对于现实主义的坚守，如同它对于社会主义伦理形成的道德观念的阐释，都有着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虽然主旋律写作、反腐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都在多元化背景下，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承，但随着底层写作、非虚构写作等潮流兴起，现实主义路径被拓宽了，手法更多样化了，内涵也变得丰富，对于中国纷繁复杂的语境，现实主义依然有着巨大言说合法性。新闻、纪实、游记等文体对小说文体的渗透，加之多样化表达形式，也使得现实主义变得更复杂。究其根本，人们认为复杂的现实，必须以直截了当的故事和稳定表征的语言进行有效阐释。但人们并不认为，单一道德观与单一现实主义观能容纳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实的巨大变化。因此，杂糅现代主义的寓言性写作之后，作家阎连科曾提出“神实主义”创作观。很多70后作家则在新世纪的文学探索中回归现实主义，比如，70后作家石一枫。


对于《烟霞里》来说，外表有一定先锋性，采取“伪志书”式结构。对于这类长篇小说艺术倾向，批评家徐刚认为，这是一种“僭越”式文本：“这种‘繁复’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于不可能的文类的僭越。具体来看，除了对既往文学中常见的日记和书信的挪用，这里被僭越的文类可能还包括与文学距离遥远的年谱与纲鉴、方志和族谱、卷宗与档案，以及词典与说明书等等。这种文类僭越的背后，也暗示着文学向世界的眺望，小说对于模仿世界的宏大企图。”[4]《烟霞里》中，魏微根据编年史方式虚构了《田庄志》文本，用5个历史时期虚构田庄从出生到死亡的40年历史，进而勾连父族和母族的历史。这类伪志书手法，在当代作家之中也不罕见，比如，阎连科的《炸裂志》巧妙借用“县志”体裁，虚构超级都市发家史。《烟霞里》也有“元小说”意味，“小说家魏微”有意被放在统稿的次要地位，这种将隐含叙述人放置于历史旁观者的谦卑态度，与作者赋予人物以虚假叙述人地位的做法相映成趣。（作者分别赋予田庄4个好友——米丽、万里红、欧阳佳、陈丽雅以“撰稿人”地位。）这些叙述者策略，无疑也是一个隐喻，作家魏微与田庄一样，如同所有人一样，这是魏微的执念，众生平等，在生命面前，没有高贵与卑贱。这里有对宏大历史的警惕，也有不可遏制的生命热情。


“卷一：李庄与江城（1970年—1979年）”“卷二：清浦（1980年—1989年）”“卷三：江城（1990年—1994年）”“卷四：广州（1995年—2008年）”“卷五：广州、清浦与李庄（2009年—2011年）”不仅应对田庄生命的5个阶段，即童年、少女、青春、成熟、老去。这同时对应中国当代5个重要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新时期、改开深化、全球化、新时代。时间跨度又与空间跨度结合，进一步呈现个人史与当代史的互文状态。李庄、清浦、江城与广州形成乡村到城市的迁徙空间，也验证着中国百年历史基本流动模式。有批评者指出，魏微有意识打造着这样一个“都市、小城、乡村”三重“空间”小说资源。她的书写在这三个空间之间挪移转换，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构成逻辑的应合[5]。《烟霞里》在原有时空构建上又迈出一步，以70后个人体验，通过家族叙述，勾连起更广阔的中国史时空——当然，内在丰富性和冲突性也油然而生。


我们看到，每一卷中，魏微没有让米丽、万里红、欧阳佳、陈丽雅充当第一人称叙事者，而是依然保持较本色的现实主义特征，人物典型化，故事相对完整，虽然田庄个人史与父系与母系两大家族历史交织，但没有形成叙事结构多层多维化，而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穿插埋伏，补叙介绍的做派。第三人称叙事，有时是全知视角，有时又是人物视角出发的限制性视角，语言干净内敛，隐含作者声音时不时地发议论。比如，小说提到：“七十年代的伟大，或许还需要验证，这毕竟是第一天。但他们心潮澎湃是真的，年底，他们生出了小孩，新的世界正展现在他们的面前。”[6]这些虚构人物并未成为有叙述权利的言说者，形成众声喧哗的解构，言说的权利，依然在作者。作者魏微又与人物田庄之间形成了某种隐秘的伪自传体式联系，进而展现出70后的某种共同体验性。


这种外壳的先锋化与内里的现实主义的差异性，也构成了一种有趣的作家潜在艺术心理冲突，即个性化现实主义，也反映魏微面对宏大历史的某种游移矛盾的态度。有人认为，《烟霞里》表现出“系统化且内化”个人写作倾向：“一方面试图说明《烟霞里》之于‘一个人’及‘时代’的处理方式，因更多地与魏微对自身写作历程的回顾相连，而与魏微过去的表达相似却不同；一方面也试图指出在时至今日的个体化进程，也在那条1990年代中期‘个人化写作’思潮的延长线上，已然走出了相当系统化且内化的个人。”[7]这部长篇小说，其个人化现实主义努力，根源不在主流意识形态伦理传统，而在于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对平凡人生的执拗价值诉求。它有来自福楼拜式对世俗生活节制精准的刻画，也有某种对底层的拥抱与对“高贵者虚伪”的警惕。这里有启蒙激情，也有反启蒙宏大叙事的个人主义怀疑，这里有对普通人生的肯定，也有着对大历史的反思。《烟霞里》恰在先锋与现实主义、代际与普适性、个人与时代、大历史与微历史之间，形成某种有张力的混沌与冲突。


然而，编年史的雄心之中，依然透出某种不安的迷惘，以及对编年史历史的不信任。凡人生活的细节展示，是否构成另一种对无序、偶然和混乱的日常生活真实性的肯定？普通人的历史，能否在煌煌大历史之间找到一席之地？还是如同李庄那一片苍茫的、倏然而逝的白雾，最终被权力意志淹没在线性刻板讲述中？正如安敏成对现实主义的描述：“作为一种非神秘化因素（agent of demystification），文本中的‘真实’实际具有强大的形式功能。……非神秘的力量有条不紊地抗拒着对虚构世界的沉迷，它的闯入揭示了无序、偶然和混乱……它们挫败了想象力对世界的凌驾，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非神秘力量的根本所在。”[8]魏微的那种潜在的悲观和矛盾，也许正代表那些看似明晰的，“凡人史诗”语义之下另一种“不可言说”的混沌真实，这也预示着现实主义在处理中国复杂语境的天生魅力。


02


如果说，这几代中国作家身上，代际特征最不明显的，应该是70后。它表现出更多“过渡状态”和“含混气质”。70后作家身上，有启蒙的批判，有先锋的影子，有欲望的加持，也有来自村上春树、塞林格的“残酷青春”影响，有的作家将先锋性延续到中年。由于作家气质不同，也有相当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与代际差异性一起构成某种双向建构的差异互补。魏微就是这样一个特例。她始终坚持面向现实的写作，并以宽容悲悯的意识、朴素的平等观，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和价值观。魏微的代际意识较明显，也较自觉，但一开始她与主流70后定义保持距离。“70后”定义，最初伴随“美女作家”“欲望写作”“残酷青春”等符号登上文坛，时间几乎与“80后”命名差不多。魏微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一篇《关于70年代》。她愤愤地写道：“一个时代就这样被粗暴地界定了。‘70年代出生’，就是酷，作秀，糜烂。几个年轻的女作家成为这个时代最初的代言人。……更多的‘70年代出生’，被掩埋在这面旗帜底下。像所有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安静地生活，无知无觉地成长……现在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都知道是一样的……我不相信有‘大不同’的年代，哪怕它是乱世。”[9]


魏微表现出对于先锋化“70后命名”的质疑。她更关注时代日常生活，以日常诗学来处理代际体验。无论成长，还是欲望，她都将之放置在普通人生命体验维度考察，祛除“自我神话”的文字魅惑，追求返璞归真的生命真相。由此，她也表达出对于历史的理解——历史底色，不是轰轰烈烈的英雄赞歌与美女传奇，而是长时间段的，缓慢流动的日常生活。魏微写出大部分70后一代人的人生体验，虽然他们的父辈有各种悲欢离合的时代故事，虽然他们经历了国企改革、中国入世、房价狂飙等大事件，但世界从革命年代回到日常生活。哪怕颓废青年的残酷青春故事，也透着浓浓世俗意味。所不同的是，魏微尊重世俗生活的每一个凡夫俗子。他们的情感和故事才是时代主角，才是文学主角：“魏微对日常生活进行了美学的、抒情的加冕，使之焕发出了诗意和挚爱的光彩。……这种张扬生活细节的方法突显着创作者强大的主体性及其对世俗生活的热爱。这种逻辑可以用来理解魏微。在她那里，吃饭、穿衣、发呆、闲聊、织毛衣、纳鞋底都具有独立的美学意义。”[10]表面上看，作家借用编年史模式，用历史概念形成对文学文本的挑战。魏微毫不顾忌地运用叙述者全知视角阐释权，光明正大地对田庄和其亲属的人生进行点评。我们的生活，就是那些“似水流年”，而这些琐细的事件，构成了我们的生命与时代的呼应：时代浸入我们的生命体验，不知不觉改变着我们的命运，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浸润入时代，悄悄改变着时代。这种改变也许不再是大江大河式、理想主义的英雄史诗，而更接近于平凡。而平凡人生的情感、尊严和价值诉求，被赋予了抵抗时间侵蚀的感人力量。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对世俗生活和凡人生命意义的肯定开始于汪曾祺式的文学审美“诗学肯定”，那么，魏微则站在代际体验视角上，赋予凡夫俗子以哲学与历史意义的尊严和力量：“时代光照亮了每一个人，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时代的光不仅照亮了舞台，也照亮了观众席，也映射到了场外，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人潮涌动，人人都是主角。”[11]由此，魏微也试图探究个人与时代的隐秘联系。凡夫俗子不再是柴米油盐的凡人，甚至不再简单是“一个人”，而是由此形成的时代与个体交相辉映的生命体验。魏微在首页写下：“平凡或荣光，贫贱或富贵，苟且或挣扎，虽是个人际遇，也是人生选择，更是社会生活，时代变迁乃至千百年的文化落在我们身上的价值折射。”[12]《烟霞里》的凡人不是新历史主义欲望人、恶人和存在主义的庸人，也不是后现代“最后的人”，而是包含着平等、民主意识的“普通中国人”。“为普通人立传”意图，也有思想史背景。西方史学界年鉴派的发展，产生过诸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名著，非常推崇日常生活与普通人对宏大历史的消解作用。史学家葛兆光也认为：“如果不是想把思想史变成思想家的光荣系谱，如果不是要按照某种预先设定的标准想象一个进化的路线，那么，它应当对所有思想的时间作平等的扫描，也要重新估量这些思想的意义。其实，有时候那些平庸得让人一眼就忘掉的思想，可能背后恰恰有相当深刻的内容。”[13]在21世纪长篇小说领域，将这种思想史背景加以恰当精妙的文学阐释，《烟霞里》具有代表性。


03


这种日常化凡人史观，表现在《烟霞里》处理祖辈、父辈历史的态度。祖辈田英俊代表着革命一代，父母辈田家明和孙月华代表理想主义失落后经济奋斗的一代，70后一代成为日常的一代。红色革命史诗写作中，革命年代被宏大叙事赋予意识形态任务，并形成神圣起源性光环。新历史主义写作中，革命年代被欲望解构，成为欲望时代的某种前史性证明。比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新历史主义叙述策略，掩藏着某种历史当代化逻辑，即为欲望合法性背书，获得文学表述历史动能。然而，新历史主义表述中，普通人依然被片面抽象，这种抽象走向英雄对立面，从表现历史的“善”变成表现历史的“恶”。日常生活与大历史的对抗并不新鲜，王安忆在《长恨歌》用上海日常弄堂空间的流言和美食、情欲与暧昧，构建“三小姐”穿越时代的永恒故事。但是，王琦瑶毕竟是旧上海传奇，王安忆以世俗传奇对抗大历史传奇，最终以强烈的悲剧性成就上海不老神话。然而，传奇不是魏微的态度。她认为，每个人虽然不一样，但其实大同小异。她以怀疑的眼光打量传奇，但又带着点善意戏谑和温婉同情，又能暴露传奇背后普通人刻骨铭心的体验。比如，田庄的姑姑田家凤独自在内蒙古插队，当豪情壮志理想退却，她因过度劳累得了眩晕症，饥饿让她一顿饭吃下两碗面条、五个烧饼、五个炸馒头。单调的知青生活，让美丽草原也失去颜色：“远处是天尽头，蓝天白云，牛羊徜徉，她很难过，什么时候是尽头啊，她蹲了下来，哭着问自己：什么时候是尽头？”[14]这些个人体验，无论喜悦还是悲伤，都变成一种历史的冷静观照。这也让她的目光超越70后历史经验，形成了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作家眼光”。


当然，祖辈和父辈的历史关注离不开作家的“同时代人”当代意识建构。情感与伦理的联结，使得田庄眼中的祖辈和父辈有了不一样的态度。小说相当篇幅描述田庄从出生到死亡的40年历史。魏微在序言中所说：“此篇虽因她而起，却不为她而写，通篇都是她，却无关她。”作者以田庄写70后一代人意图较明显。“田庄”的名字，来源于知青赤脚医生海燕对于大雪覆盖下的李庄的直观印象。小说写出孙月华与田家明的焦虑与羞涩、海燕的勇敢单纯，也写出了农村风俗。祥和喜悦之中，也透露着一丝沉郁的底色。田庄去世后，孙月华在李庄怀念她：“风很大，像在哀号，阳光却灿烂之至，看久了，眼睛会晃，周遭是荒野，山河，村庄，人影子，枯枝的影子挤在一起——话一出口，声音就被风吹跑，唇边的白哈气也跟着消散。”[15]生与死之间，短短又长长的40年，从苍茫而起，又归于一片苍茫的寂静。这也许就是普通人的一生，无声无息的生与死，但又有着无数的心思、无数感人的生命细节，以及无数的悲欢离合。


田庄的人生经历，与改革开放时代40年的时代变迁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文凭热、国有企业兴衰、下海风潮、房地产热、深圳发行股票等大事件，也看到时代审美和生活细节变化，以及轰动一时的人和事。从地下黄色读物《少女之心》、贴面舞喇叭裤、邓丽君的歌曲，到现代化电器、迪斯科舞蹈、崔健的摇滚。从电影热、文学热，到港台影视剧热。那些70后记忆细节都被融合在田庄成长经历，一点一滴地呈现在纸面。田庄也是时代裹挟下的“普通人”。她在清浦读中小学，在江城读大学，又在广州读研究生，在研究院过着平淡生活。她谈过几个男友，与一个还不错但也不见得多优秀的男人王浪结婚，有了个女儿王甜甜。她喜欢钱，疯狂投资房产，给人写过女性软文。她和林有朋精神出轨，面对生活改变，又缩回家庭轨道。她工作能力一般，虽有高级职称，但不热爱学术。她有几个好闺蜜，和母亲的关系不融洽。她不是吸毒乱交的文青，不是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女，更不是绝望挣扎的底层女性，她不过是平凡的中产女性标本——然而，她的喜怒哀乐同样真实，她的爱情与情感同样真诚动人。时代浸润之下，田庄的故事也就成了改革开放时代一个非典型的“典型”。


当然，“编年史”想法与平凡人生的价值推崇也存在冲突。编年史的好处，在于理性客观陈述历史事件，依靠时间顺序，形成价值观客观性，而不是按照某种价值观组织叙述。史学著作之中，史学家可以通过大量第一手历史材料，包括田野调查获得普通人历史感和真实性，而通过对历史细节描述，获得文学化感性经验。文学文本中，特别是天生具有宏大叙事倾向的长篇小说文体，如果不依靠传奇笔法，及有难度的文学形式感，历史维度和文学维度有时会发生抵牾。《烟霞里》的“田庄志”，不是立志于“树立意识形态权威”的文本，也不是《炸裂志》般的“颠覆性文本”。魏微从凡人日常生活出发，没有走入狂热解构和价值虚无，相反，在亲情伦理指引下，走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情感的重视。现代语境之下，70后对于中国传统特别是家庭传统与人际关系传统的再发现，及由此对于人生情感价值的推崇，是《烟霞里》的叙事策略。这种以“情感”链接历史与文学的做法，早在她十年前的作品《胡文青传》就能看出端倪。有的论者认为，魏微小说的情感关系是传统的，但情感结构与内涵却更加纠结而暧昧。在我看来，究其原因，魏微对传统情感关系的重视，之所以显得“纠结暧昧”，还在于两个原因：一是情感本身具有非理性特质，这与历史的理性诉求有抵牾，比如，虽然魏微力争在“普通人的错误”基础上，靠近田家凤当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斗老太太的荒唐行为背后的行为逻辑，但在历史大冲突面前，似乎稍显力度不够；二是魏微推崇与弘扬的，不是后现代意义的破坏力，而是某种具有现代气质的、偏于保守的启蒙观。这与当下大众媒介狂欢的时代形成某种错位参照性。其实，恰是这种“纠结暧昧”，再次暴露了70后一代人处于“历史中间层”的复杂心理感受。


04


要真正理解《烟霞里》，还要从魏微对长篇小说文体的把握去看。魏微擅长中短篇小说，所写作品也大多是中短篇，而她在50多万字的篇幅里，实现一个更宏大的写作目标时，却出现很多有趣的文体特点。比如，虽然《烟霞里》是长篇，但“五卷”分开看，似乎每一卷都可独立成“小长篇”，每卷每个章节似乎又可独立为精彩的“小短篇”。这样的阅读感受，在于魏微其实用短篇的笔法和力气写长篇，很辛苦，密度和信息量很大，对于习惯浏览式阅读的读者而言，看着也累，但慢下来读，才能读出“别样滋味”。大部分长篇小说，一是结构取胜，长篇内部一般都有复杂结构，小说结构复杂，连带着能在相当叙事长度内“延宕”读者的耐心；二是情节和人物取胜，人物鲜活，读着有趣，情节紧张曲折，信息量就大，人与社会的纠葛就多，也能缓解长篇带来的阅读疲劳。例如，金圣叹评《水浒传》之妙，所谓“弄引法、寒冰破热、横云断岭”等技法，大多是结构和情节的“笔法”，用“文章”之意讲出。西方现代小说，现实主义作品更注重结构严谨与人物的复杂关系，现代主义作品虽有叙述学引发之变化，但又以哲学观念引导小说转向空间化，渐向诗学靠拢。


魏微不是运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笔法，而是使用干净简洁的现实主义语言。她像写短篇那样，大量使用短句，每个句子都精当，句子之间结构精巧，精雕细琢，有节奏旋律，又有声光色彩，她极少写激烈冲突，有关人生命运的大冲突和大悲剧都被她用短句，慢慢地平和含蓄地吐出，没有浓墨重彩描写，有的只是远远地“眺望”。这种态度避免过于浓烈的情感，却与古典主义的人生理解有了超越时空的共鸣。比如，小说开头：“她是年轻夫妇的头生子。随着她来到人世的第一声啼哭，她把年轻父母抬成了父母、大人。他们无所适从，又新鲜，又欣喜。在十二月最后一个星期天的黎明，父亲把她抱在怀里，端详良久。丑是丑了些，一团粉色的，皱巴巴的肉，有声音，有体温，从此世上就多了一个活物。”[16]这样一段干净的描写，没有神圣的光芒、奇观的场景，20世纪70年代大历史背景也成了远方布景。有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一对普普通通的父母。但有色彩、有温度、有声音、有画面，只不过画面也是淡淡的，仿佛中国水墨画的小写意。有精笔细描的地方，但整体上，又透着洒脱的、有距离的审美意境。短篇的细节着力法也被一丝不苟地运用在长篇，写人、写事、写景、写情，令人印象深刻。小说开头写田庄的祖母，从孙月华嫁过来的一个笑容，就判断其家教不好。这里有传统文化的偏见，但也有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写活了一个乡下老太太初次见到儿媳的复杂心情。


但是，即便精细的短篇笔法中，大历史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历史隐藏在个人化记忆。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李庄乡村生活的直观体验，就是“穷”：“‘敢教日月换新天’，换了吗，家家苦寒，吃了上顿没下顿，姑娘小伙子的棉袄，也是补丁摞着补丁。”[17]不知晓孩子从哪里来的赤脚医生张海燕，也让田庄的诞生有了那个时代的荒诞色彩。每一章之内，个人化记忆，又与历史文本形成了“小与大”的互文。例如，第一章结尾，田庄的诞生，就与《人民日报》的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形成了“对照记”。“打倒四人帮”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历史文献庄严威武，可留在孩子的记忆里的，却是花头巾扮鬼脸、跳大秧歌的样子。也许，将大历史融于个人史的做法，也适合魏微“以短篇笔法写长篇”的写法。整体长篇结构似波澜不惊，缺乏复杂变化，但每个章节内部却纤毫毕现，各有乾坤。


最后，想谈谈《烟霞里》“田庄”死亡的理解。有评论者认为，田庄是中产化的平庸之辈，其精神“漂浮与坍缩”，外加“困顿与迷茫”。其生命突兀终结，使得整部小说戛然而止[18]。也有论者认为，“田庄固然可以猝然离世，但‘田庄们’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魏微笔下的田庄心仪‘灰色’与平庸，也的的确确地照此法实践生活，平凡固然本就是大多数的现实归宿，但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如果仅是止步于欣然接受‘抽象’‘人生大同小异’的普世性智慧，是否可能会轻浮地陷入平庸的舒适地带？”[19]这些对《烟霞里》严肃的学术探讨，值得深思。这是如何在长篇小说中实现“历史之力”与“日常之美”结合的问题，也关涉21世纪长篇小说如何构建“思想力”的问题。正如批评家吴义勤指出：“长篇小说主要是思想性不足，离开了思想性的建构，长篇小说的深度力量都体现不出来。”[20]


高速发展的社会现实，让社会代际迭代进程更迅速。AI兴起，网络文学流行，现实与虚拟生活界限变得模糊，当下时代的日常生活，既不是李庄、清浦，也不是江城与广州，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如果进一步将《烟霞里》放在21世纪长篇小说“症候性”特征来观察，这部作品的意趣主旨、艺术手法与形式安排，也蕴含着70后一代人的“心灵的形式”：“长篇小说的症候性问题，既是中国文化现实中价值冲突的反映，也蕴含着‘新时代心灵形式’，在复杂晦暗中包孕着新文体创新冲动。”[21]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速朽。”在“求新求变”的现代焦虑之下，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不断在形式上寻求突破，网络文学的出现无疑更加深了这种焦虑。但无论形式怎样变化，广阔社会生活与真实的人情人性，才是文学打动人心的根本吧。就此而言，《烟霞里》执着于“普通人命运”的探索，无论其成败得失，都给了我们很好的思考空间。






注释


[1]汪政：《魏微的双重叙事》，《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1期。


[2]孟繁华：《日常生活中的光与影——新世纪文学中的魏微》，《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3]张莉：《异乡人——魏微论》，《文艺争鸣》2010年第23期。


[4]徐刚：《形式的自由与限制——新世纪二十多年长篇小说的文体研究》，《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5][10]曹霞：《“70后”作家的情感结构与叙事诗学——以魏微创作为例》，《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6][11][12][14][15][16][17]魏微：《烟霞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第11、3、4、48、629、1、9页。


[7]黄明姝：《〈烟霞里〉的经验书写及其重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


[8]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19页。


[9]魏微：《关于70年代》，《青年文学》2002年第1期。


[1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77页。


[18]参见张维阳：《家国历史的融入与日常叙事的新变——论魏微的〈烟霞里〉》，《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


[19]何平、辜玢玢：《我和我们：写给我们“70后”这一代——魏微〈烟霞里〉读札》，《文艺争鸣》2023年第7期。


[20]吴义勤、梁鸿鹰、张燕玲等：《中国长篇小说创作趋势与异质性书写》，《东吴学术》2023年第6期。


[21]房伟：《时代的心灵及其形式——〈有生〉及当代长篇小说的叙述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