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史的褶皱中打捞时光：一位新闻人的二十年考据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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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史的褶皱中打捞时光：一位新闻人的二十年考据手记


来源：藏书报　　　　




十多年前，借着“全民阅读”的春风，南京大学徐雁教授主编过几辑“全民阅读书香文丛”。这些书是否促进了“全民阅读”，我不得而知。但其中两本，对年少的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本是赵普光的《书窗内外》，一本是吴心海的《故纸求真》。巧合的是，后来赵普光写了新诗名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吴奔星先生的第一本传记，而吴心海正是奔星先生的哲嗣。


以两位作者今时的水平论，这两本早期作品集的选文可能难称精当。但《书窗内外》指示了我读书与选题的方向。我对卢前的兴趣，对“作为编辑出版家的田仲济”的关注，都始于此。2024年的藏书收获，就包括添置了卢氏“饮虹簃所刻曲”的几种试印红印本及预约册，以及进一步搜罗田仲济在抗战时期主持出版的图书。可以说，《书窗内外》的不少文章，至今在我处犹有回响。


《故纸求真》则点拨了我新文学考据的门径。后来自己也写了起来。上手之后才发现：看文章是一回事，亲自“动手动脚找东西”是另一回事。这才感受到吴心海发掘佚文、考证笔名、打捞“失踪者”，下了多少功夫。


当然，今日做新文学考据的师友，人人都有一番功夫。但吴心海的功夫别具自己的特征。其选题、考据方法和写作方式，都与常人不同。


先说选题。在《故纸求真》的时期，吴心海发掘了不少新文学“失踪者”，其中一些人的文学创作生涯并不长，或不以文学为主业。这引发了一些议论。一位老师就对我说：吴心海应当做一些更重要的考据。这位老师当面对吴心海也是这样说的，是忠厚之论。从学术视角看，这种观点也是完全正确的。但吴心海并非学院派。事实证明，“非学院派”有些自娱自乐式地打捞边角料、发掘小人物，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也能形成壮丽的景观，其中一两处“美景”，甚至会令学院中人艳羡。


吴心海考据小人物，没有立场阵营上的偏私，有左翼作家也有右翼作家，有大后方作家也有沦陷区作家，但绝不做“海上逐臭”的事。相信从他自己的角度看，这些选题都是集中于最有兴味的方向。除了对“小雅诗人”的系列考证，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重新发现了沦陷区早逝的天才作家沈圣时，并整理、集佚、出版了沈氏文集《落花生船》。可惜沈圣时的皇皇“三十二卷遗作”、特别是其小说的整理出版，至今未见后文。沈圣时在文学史上占不到多重要的位置，但他是仅有的一位让我一读其散文就惊叹叫绝的新文学“失踪者”，且至今仍有待进一步打捞。（参考阅读：人物丨英年早逝的现代作家沈圣时）


大多数小人物，在文学史上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并不像沈圣时这样值得被重新发掘。但把小人物的考据做多、做扎实，有时能“无心插柳”，对所谓“大人物”来一个大发现。如今，吴心海在大陆的第二本考据文集《故纸堆里觅真相》出版，收录的文章就颇多这类成绩。如在阅读吴岩（孙家晋）解放前出版的小说集《株守》时，吴心海从其中一段对周作人话语的引用，核对汪伪《中华日报》，发现了一篇从未被学界注意过的“周作人一席谈”，其内容有周作人对“落水”的自辩、对其与鲁迅关系的解释，还有胡适和周作人在战前关于“和”“战”的讨论，极具史料价值。吴心海谦虚地写道，这样一篇重要访谈此前无人关注，或许是因为吴岩其人“和文学创作疏离、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隔膜”。（参考阅读：吴心海︱周作人沦陷时期的一篇重要访谈）其余，如在寻找诗人侯汝华的作品时，意外发现戴望舒的情书，也属此类。（参考阅读：考证丨雨巷诗人尘封83年的情书）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功夫从来不负有心人。


次说考据方法。吴心海是资深新闻人。《故纸堆里觅真相》出版后，学者殷鹏飞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书评，对吴心海的“独门秘籍”有精妙的评述：


“1978年，吴奔星先生带领徐州师范学院的师生编写并整理的《现代作家简介》（即后来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所采用的正是新闻工作的方式，吴奔星先生或写信、或带领学生采访了唐弢、丁玲、李健吾、施蛰存、臧克家、蒋锡金、朱光潜、叶圣陶等200多位中国现代文学的亲历者，通过极其艰苦的工作为19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依据，而这段历史却渐渐被研究者们遗忘。沿袭着奔星先生的工作方式，心海先生在故纸之外，用发邮件、打电话的方式对历史细节的孜孜以求的新闻态度，怎么能说是一种‘业余’的手段呢？”


不过，很难说《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的编写方式借鉴了“新闻工作”。对现代文学学科第一、第二代学人来说，登门访谈、写信问询当事人，都是最基本的获取史料的方式。如今拍卖场上有大量被认为“价值不高”的短札，很多都是文革结束后老作家们对后辈学人问询的回复。从这些书信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那一代学人收集、考证史料的两个特征。一是广泛撒网，如做某作家的选题，则任何细微史料中所见、所推测可能与之有联系的在世者，无论身份，凡能找到联系方式的，都要去信一问；一是事无巨细，很多书信往还，只是确认很小的细节，如某个时间点或某个书刊的名字，但学者不会因为问询对象年事已高、声名显赫而放弃查证。


时代不同了。今天的年轻一代学人大多案头功夫了得。原始材料也确实能提供比“当事者说”更可靠的信息。有了数据库，很多细节也确实不需要苦找在世者核实了。但“当事者说”的鲜活性是不可替代的。现在，访问名家似乎成了非常重大的事，为了一篇研究生论文或一般文章就去叨扰前辈似乎是不道德的。久而久之，各大文学院中的年轻学子，大概都不知道本院退休教师中，有哪些老人家掌握着怎样丰富的和前辈作家交往的记忆及物质材料了。近些年，我对一些前辈学人做过长时间的史料性采访，亲见了一些年轻学生对此如何漠然，也见证了发现宝藏的人感慨：“真不知道我们学校里有这么多历史亲历者！”


年轻学子如果想掌握吴心海的“独门秘籍”，说穿了也不难，无非是能否时常具备新闻采访的意识，以及是否愿意投入这方面的精力罢了。不过还有一点：人尽皆知，和前辈或前辈家属打交道，有时是比较困难的。有些老人或家属防人之心甚重，但这也和接近他们的人多怀复杂的目的有关。吴心海不以考据、发表“吃饭”，自然除了单纯的考证癖之外没有任何目的。他曾因某项考据而“蒙”一位“失踪者”的高官兄弟召唤，也没有因此去维护什么关系。无论谈到考据中因为需要而联系到谁，他都说的很平淡，这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再说写作方式。从《故纸求真》到《故纸堆里觅真相》，从早期的报刊文章到近年登于《上海书评》的几篇力作，吴心海在行文走笔时始终处处流露出新闻调查的气质，与一般学院派考据文章大相径庭。此处提到“学院派”并无贬义，特别是在新文学史料领域，许多学院派佳作没有“穿靴戴帽”，而是短小精干、直击要害。相比之下，吴心海对考据过程“娓娓道来”的文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章的真正亮点，就见仁见智了。最近，一位师长对我感慨：吴心海的考据发现，“换他人早吹出几倍的成绩来”。我想，这其中或许有南京人的朴实，或许也和吴心海的文章多多少少“不太学院”有关吧。


此处需补叙几句：吴心海的有些考据成果，确实堪称重大。就新文学而言，前述周作人的访谈、戴望舒的情书不论，吴心海发现的郁达夫、臧克家的佚文都非比寻常。他先是发现了郁达夫1935年、1936年写给友人尹贞淮的两封文笔优美的信，后又找到郁达夫1937年写给陈大慈的一封长信。这三封信不仅有文学价值，对于郁达夫人生至为关键的杭闽时期，也可补不少史阙。（参考阅读：吴心海︱大战勃发，我辈将不能生存——郁达夫遗札两通释读）吴文发表于《上海书评》后，我有幸续貂，对尹贞淮做了一点考证，发现其人时为浙江省保安处小职员，并见证了国民党军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围剿。这个原本在郁达夫日记中只出现一次名字的人物，面貌稍稍清晰了起来。（参考阅读：人物丨郁达夫的通信友人尹贞淮是谁？）至于臧克家，吴心海发现的臧克家佚文《炭鬼的世界》，不仅是目前已知臧克家最早发表的一篇散文，还是臧克家新诗代表作《炭鬼》的灵感来源。（参考阅读：考证丨吴心海：臧克家最早期的佚诗和佚文）


不过，我更想在此指出的，是吴心海的另外两项考据成果。近年转向党史国史史料的搜集考证后，才体会到这两个成果来之不易，很见功力。其一，是《海明威在中国打过鬼子吗？》一文。对“海明威在中国打鬼子”的证伪，并不出奇。但是，海明威1941年在重庆和周恩来会面的时间，《周恩来年谱》记载为“5月中旬”，吴心海则以无可辩驳的材料指出：海明威那次重庆之行的起止时间，是4月6日飞抵重庆，4月15日离开。他还进一步考证称，4月7日、8日、9日、12日、13日、14日这六天中的一天，最可能是周恩来会见海明威的日期。其二，是《吴宓与日记中的张天授》一文。此文系统比对了1957年吴宓日记和其在《重庆日报》上公开发表的鸣放文章的差异，结合张天授鼓动吴宓鸣放的过程，还原了整风反右运动中吴宓的心路历程。其中对于一封“欠资退回”的关键信函的考证，尤其精彩。我对吴文的结论持有不同意见，吴宓逃脱“划右”，应是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吴文充分呈现了这个过程中最具戏剧性的几个细节。


周谱、反右（特别是涉及到吴宓），都是显学。吴心海虽然无意做党史、国史研究，但凭此两处考据，足以占据一席之地。


有独到的选题，独门的考据方法，独特的写作方式，独家且重大的成绩，这让人很难想象，吴心海其实并非如圈内多数师友那样，长期对现代文学感兴趣、浸淫其中。他开始考据生涯，缘于一个极其悲伤的故事：2004年4月20日，吴奔星先生去世，吴门大弟子徐瑞岳先生抱病到南京奔丧，操劳病重，于5月12日紧随恩师而去。吴心海自述：“诸多待办之事，一下把我逼上梁山。”从为父亲编纪念文集开始，他逐渐接触新文学史料，十年时间，即入考据高手之林，出版《故纸求真》。细想来，从读《故纸求真》至今，也是十年，我也写了几十万字，但是否有一处发现，能和上文提到的各项相提并论？差之远矣。不能不感慨：这个时代，史料的宝库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但真要从中找到宝藏，还是要靠特出的史才与史识。


十年前，写了一篇幼稚的《故纸求真》读后感，心海师大加鼓励，并将我介绍给多位前辈师长。那是我们相识之始，亦是我走近新文学考据之门的开端。十年过去，再写《故纸堆里觅真相》的读后，感觉自己虽然长进不多，但至少能看懂更多“门道”了，也算不枉费师长们的关心。十年来，心海师一直支持“新文学甜点”，多次惠赐佳作长文；如今翻开《故纸堆里觅真相》，却看到“承‘新文学甜点’公众号全文发布”的说法。还有“邵（燕祥）先生去世次日，微信公众号‘新文学甜点’发了一文，以《邵燕祥先生去世:你走了，留下了整个的你》为标题……真是再恰当不过!”等语，读之不觉眼眶湿润。“甜点”何其幸运，能由此在新文学考据的学术史上留下一点微痕。


最后还有一句多余的话：“故纸堆里觅真相”似乎不如“故纸求真”简单明了，不如就算作《故纸求真二编》吧。期待《故纸求真三编》和一本更全面完善的《吴奔星传》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