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坚守鲁迅研究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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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坚守鲁迅研究的赤子之心
——朱正先生印象记


来源：文艺报　　毛定之　



初识鲁迅


朱正，1931年生于湖南长沙，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史学家、编辑家。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攻湖南，国民政府实行“焦土抗战”，1938年11月，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少年朱正随家人离开长沙，踏上逃难之旅，抗战胜利后方返回。在六年多的时间里，朱正边逃难边学习，在郴县的广德中学初识鲁迅。


当时，广德中学的国文教员萧鸿澍思想进步，讲课风趣，很受学生欢迎。萧老师讲解《阿Q正传》等鲁迅的小说，对朱正影响至深。朱正读完了鲁迅的主要著作，从鲁迅那里接受了最初的是非标准和政治观点。他说：“回想起来，萧老师虽然只教过我一个学期，却是我的众多老师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我在政治态度、政治倾向上，从他这里开始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我也是从他这里才知道有一个鲁迅，才开始对鲁迅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最初读到的鲁迅的书，就是萧老师借给我的。我就是从这里起步，走近了鲁迅，走近了文学，走近了学术。如果我后来所做的也可以称作专业或者事业的话，那都是因为有萧老师的启蒙。”


可以说，在民族面临空前灾难、朱正一家颠沛流离之时，鲁迅的出现对他具有非凡意义，像漆黑旷野中闪耀的星火，点亮了他前行的方向。


走近鲁迅之后，对朱正影响最深、帮助最大的是冯雪峰（还有孙用等同志）。朱正在阅读许广平的《鲁迅和青年们》、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和冯雪峰的《回忆鲁迅》等作品的过程中，逐渐“熟识”冯雪峰先生。当他了解到冯雪峰是“同鲁迅交往最多、关系最深的共产党员”，知道笔录了鲁迅重要文章的“O.V.”就是冯雪峰等情况之后，便十分关注并潜心阅研冯雪峰的著述。也正是在冯先生一系列论文的指引之下，他在1956年试写了一本《鲁迅传略》，从而踏入了鲁迅研究的神圣殿堂。这本《鲁迅传略》和其后《鲁迅回忆录正误》的出版，均得到冯雪峰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


不坠研究鲁迅之志


初识鲁迅之后，朱正很想学习鲁迅的文章和为人之道。他在《学鲁迅的为人》中谈道：“现在的鲁迅研究者中间，大多数人都是出于对鲁迅的由衷的尊敬才开始自己的研究的。他们认为，鲁迅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代表，他热爱祖国和人民，他毕生追求祖国的进步和富强，他疾恶如仇，不能容忍任何反动的、荒谬的东西，他勇敢地探求真理，坚定地坚持真理，决不随风倒，他极端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研究他，就是研究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史、革命史和思想史，就是他的立身行事，许多地方都足以作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表率和楷模。许多研究者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和动机来研究鲁迅，正是这样的态度和动机使他们的研究富有成果。”后来，不论遭遇多少曲折和坎坷，朱正从不追悔青年时代的这一选择，并且认为这是自己学习鲁迅著作的第一个收获。


中学时代，朱正大量阅读鲁迅著作后，鲁迅在其心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他最早接触到的鲁迅传记是日本人小田岳夫写的，感到“那本材料少，而且处处显出外国人的隔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又读了王士菁的《鲁迅传》，觉得自己可能比这两位作者对鲁迅了解得更多更深，便想写一本简明扼要、材料翔实可靠的《鲁迅传略》。可以说，为鲁迅作传，萌生于朱正的中学时代，发轫于他参加革命后。


他踵武前贤，践履笃行，抓紧利用一切条件进行材料准备。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每月仅有的一点钱大都用来买有关资料了；有些买不起或买不到的资料，则用心抄下来。他苦心构想《鲁迅传略》的写作，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完成了10万字的初稿。那时，每月20日，他母亲到报社来取他的工资，他就私下托母亲把书稿带出去投邮了。这就有了1956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略》。当时《鲁迅传略》的出版合同上，“甲方”就是盖的冯雪峰同志的章。《读书》杂志曾将《鲁迅传略》评为“我国鲁迅传记的奠基之作”。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写作的《鲁迅传略》，粗疏肤浅在所难免。初版出书之时，恰逢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其中有许多资料是他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他觉得《鲁迅传略》太单薄了，应该补充完善，于是着手搜集材料。


在钩沉搜佚、捃摭文史之时，他敏锐地发现了令人困扰的问题，即在鲁迅研究中，对同一件事，不同作者常有不同说法，甚至同一作者的文章前后也有不同的说法。他把有关的资料放在一块对比查究，便发现了别人在鲁迅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并将其仔细地整理记录下来。


这时，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出了单行本，他看了单行本后觉得一些错谬之处尚没改动，便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指出她书中有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并简单陈述了理由，希望此书重印时能纠正误说。不久，许广平回了信，大意是你说得有道理，不过你是根据文献资料说话，我是根据亲身经历回忆的，我不准备修改此书。朱正先生认为既然许广平承认他的意见有道理，就应该纠正误说。他觉得，或许写信不足以解决问题，应该详细把事情讲清楚。于是他针对许著中的疑点，认认真真逐一进行推敲考证，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其中的主要部分就是后来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


196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手稿选集》。他赶紧找来学习，饶有兴趣地研究鲁迅是怎样修改文章的，把初稿和定稿有改动的地方抄录下来对照分析，琢磨鲁迅为什么要这样改、改后比原来好在哪儿、不这么改行不行、是否还有别的改法。1965年9月，他将几篇心得寄给叶圣陶先生，向他请教。叶老回信说：“足下之说明，颇有会心者多，能道着经营之甘苦。”同时，叶老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他根据叶老的意见进行修改，之后又续写了几篇——这批稿子直到1981年才以《鲁迅手稿管窥》为名结集出版，叶圣陶先生亲自为书名题字。


特殊岁月中，除《毛泽东选集》和《鲁迅全集》外，朱正先生的所有书籍全被搜走，包括很不容易得来的20世纪30年代的初版书，他呕心沥血的手稿，更是片纸不留，剜心之痛，无以言表。他想方设法寻找有关鲁迅的书籍资料，于艰难的环境中，又重写了鲁迅传记的若干片段。


他没有被重重的困厄压倒，负重前行，努力“夺回被强取去的生命”，义无反顾地继续进行鲁迅研究，重点深入研究“鲁迅回忆录正误”。为了使“正误”内容丰富确切，他不辞辛苦，旁搜远绍。没有工作证，也无借书证，有时为了辗转借得一两本书刊，他不得不跑许多路，“常常是动脚的时候比动手的时候更多”。对接触到的大量传记资料，他不惜用最“笨”的办法抄录，探赜索隐，力臻完善，重新撰写了被搜走的《鲁迅回忆录正误》。


1975年，他把稿子寄给冯雪峰先生，讨教于冯先生。冯先生当时身患重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忍着病痛，给朱正先生多次回信，对稿子提出了宝贵意见，并委托冯先生的至交——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孙用同志帮助朱正先生进行修改。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正进行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新注鲁迅著作“征集意见本”陆续寄给全国各地的鲁迅著作研究者，其中便有朱正先生，他则逐本写出详细意见寄去。当时“回信最及时、态度最恳切、意见最详尽而又最不知名的，就算这位湖南人朱正了”。


1979年3月，朱正先生得以平反，恢复政治荣誉。落实政策时，单位有同志问他：“听说你这几年写了两本书呀！”他回答说：“是的，这表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正义性从来也没有丧失过信心。”他白手起家，主持建立鲁迅研究编辑室，几年间出版了鲁迅研究方面的书刊十余种。他也迎来了自己研究和创作的大丰收——大量鲁迅研究著作和其他史学著作、散文杂文等，都创作、出版于改革开放新时期。1980年他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担任第六卷以及《译文序跋集》的责任编辑，并参加编辑《鲁迅选集》等书籍，担任《瞿秋白文集》的责任编辑。1981年，他当选为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


从《鲁迅传略》到《鲁迅传》，经四次修订再版，不断充实完善，严家炎先生、钱理群先生以及不少海内外学者都予以高度评价。朱正先生在自己最后一版《鲁迅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出版时的《后记》中说：“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六十一年间我一改再改，把它从一本粗疏肤浅的小册子，改成现在这个样子，总是高兴的事。后世如果还有愿意看看它的读者，就请他们去批评罢。”


2024年盛夏时节，笔者再访94岁高龄的朱正先生。朱老平静淡然地说：“我不是科班出身，是一个学术界的野生动物。我已尽力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没什么遗憾了，希望后来者做得更好。”虽不再写“大著”，但他还坚持阅读，在电脑上敲文章。诚如古人言：“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我想，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无比坚韧的品格，把鲁迅研究提升到了新的境界，他对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执着追求，应该是无怨无悔亦无愧了。


追寻真实的鲁迅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国内已享盛名，其作品也被译成外文出版并赢得国际声誉。鲁迅在世时，就有好几种研究他的书籍面世，如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李何林编《鲁迅论》等。鲁迅逝世后，研究鲁迅者更是不乏其人，朱正先生之所以成为耀眼的星座，其研究成果之所以具有独特价值被学界推崇，其荦荦大者有三。


一是极端严肃负责的态度。朱正先生在《学习鲁迅的为人》一文中提出要学习鲁迅“极端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事实上，他一辈子都在努力践行这一理念，以极端严肃负责的态度终身学习鲁迅、研究鲁迅，愈挫愈勇，坚毅前行。他发挥湘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舍得下苦功夫、笨功夫，全面掌握、吃透材料，从而为鲁迅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使他在研究中能不断发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做出新论断、实现新超越。


鲁迅的生平和著作涉及极为广阔的领域，研究鲁迅的生平、思想、作品，离开丰富而又细微的具体材料，就不可能有扎实的鲁迅研究。对鲁迅本人的著作，包括书信、日记、译文，还有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以及当时出版的一些报纸、期刊和书籍，朱正先生力求博览，仔细甄别，对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事件、社会生活、文坛故实、人事关系等多方面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厚储了包括历史、文学、艺术、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使其在研究中能够游刃有余，探骊得珠。可以这样说，至少在鲁迅研究这一领域中，他做到了既“杂”又“专”。鲁迅的《科学史教篇》是“文言时代的作品”，枯燥难懂，朱正先生将其译为白话，并精当解读，其学识卓落可见一斑。


二是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朱正先生认为鲁迅研究是一门科学，科学研究要有科学的方法，首先要实事求是。他对鲁迅不拔高不神化，没有“把鲁迅传写成鲁迅传奇或鲁迅英雄传”，从来都不把鲁迅看作神，只把他看成一个伟大的人，以此为基点进行研究，“真实地记录鲁迅在大地上留下的无可更改的脚印——他的全部书写语言与行为语言”。传记总是有记有论，“记”得扎实，“论”才可信。朱正先生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他的《鲁迅传》“写作方式是历史的，不是文学的”。正如他说：“我写出的鲁迅，是想最多地显出鲁迅自己的特点，写出一个人们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鲁迅来。”正因此，朱正先生倾力写出了一个最像鲁迅的鲁迅。


他“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早在20世纪50年代《鲁迅传略》出版时他就说：“我所叙述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真实可信的，决无一字虚妄，资料不足之处，我就宁可让它单薄一些，决不想当然地添上什么。”朱正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中华书局编辑部在《鲁迅的人际关系》一书的《出版说明》中说：“朱正先生根据历史文献资料来解读鲁迅的人际关系，这些文字可以看作其治史的结晶。读者喜欢的是材料说话，不会喜欢强作解人，本书作者做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书中各篇长短不一、详略得当，议论踔厉，又不流空疏。这是朱正先生的一贯学风和文风，他的系列著作都体现了这一鲜明特色，质朴真实正是其作品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他还敢于并善于对“权威之说”提出质疑，准确“纠错”。在鲁迅的传记材料和回忆材料中，包含着不少与事实不符的记载。有的是因年代久远而产生的，有的是特殊时代中的产物。朱正先生独具只眼，不迷信不盲从，极力求真求正，“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鲁迅回忆录正误》中就有纠正亲人、友人叙述错误的，这些人中不少是与鲁迅同时代的名人，回忆材料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可是，朱正先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用敏锐的眼光、精准的笔触，直抵问题所在。


朱正先生对许广平充满敬意，充分肯定她对收集、保存、整理和传播鲁迅先生的著作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深信她的著作必将作为研究鲁迅生平事迹的必读资料永远流传，才感到有责任给它考证清楚”。《鲁迅回忆录正误》28篇作品中，18篇是纠正许广平回忆鲁迅文章中的错误，另有几篇系指出其他人的错误，有的也含许广平之误，“所纠正的往往还不是无关重要的细节，大抵都是同中国革命史、中国文化史关系很大的事情”。正如学者所言：“朱正运用这些材料，参以其他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加以绵密的方去，纵横参伍，推求检核，较其异同，穷其原委。每立一说，有主证，有旁证，有反证；每破一说，既指其误，更求其所以致误之原由曲折。”


即便是对鲁迅先生自己的误记，朱正先生也确切指出来。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一年半后决心退学，是因受到一张幻灯片的刺激。这事他说过两次，在《呐喊·自序》中说的是，课间放了一张幻灯片，展示的内容是日俄战争时，一名替俄国做军事侦探的中国人被绑着，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示众，左右站着许多“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的中国人。几年后，《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把这事又说了一遍，但那个给俄国军队做侦探的中国人，不是被砍头而是“要枪毙了”。到底是“砍头”还是“枪毙”？朱正先生认为，从当年留下的好些刽子手挥刀砍去的新闻图片中可以推知鲁迅先生后面这篇是误记。有些误记鲁迅先生自己发现了，但他自己尚未发现的还有若干处：他编辑出版《呐喊》时，将《明天》《风波》《一件小事》等篇的写作日期注错了；《〈艺术论〉译本序》中，将普列汉诺夫的生年1856年误写为1857年；《二心集》中《以脚报国》一文引用的“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一语，见于《论语·颜渊》，是孔子弟子有若的话，误记为“孟子曰”；《二心集》中《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一文说“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波特莱尔卒于1867年，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已在他死后四年，这里的“巴黎公社”是1848年革命的误记……朱正先生认为，鲁迅身处险恶的环境中创作，有点误记也是正常的，不足以损及鲁迅的日月之明，后人加注说明就行了，不应该回避和曲说。


冯雪峰先生评价朱正先生的“正误”时说：“觉得你‘正’的是对的，你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有用的工作。不这样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地‘错误’下去的。”胡乔木同志在《就试办编辑专业问题复教育部信》中谈到编辑学教材问题时，提到少数几本“亦可资参考之用”的书，其中就有《鲁迅回忆录正误》。


三是详尽立体的呈现，展示不一般的宽度、厚度、深度。综观朱正先生的鲁迅研究成果，可以说是立体的。《鲁迅传》通过丰厚的史料明明白白告诉读者鲁迅“是什么”；《鲁迅回忆录正误》通过有力的“考证纠错”清清楚楚说明鲁迅“为什么”；《重读鲁迅》通过解构赏析，精要评骘作品中“有什么”；《鲁迅手稿管窥》《鲁迅三兄弟》《鲁迅的人际关系》等，则以恢宏的视野、深层的挖掘、鞭辟入里的分析，诠释鲁迅“还有什么”。如《鲁迅的人际关系》一书具体分析了鲁迅与胡适、陈独秀、林语堂、傅斯年等20多名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以及与宋庆龄、陈仪、李秉中、陈赓等10余名政界军界人士的交往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鲁迅“交往的是些什么人，看他为友为仇的是些怎样的人”，同时“更加清楚地看到鲁迅的形象、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朱正先生的皇皇力作，蔚为大观。他用如椽大笔构筑起鲁迅研究“大厦”，使读者更易走近鲁迅，在感悟鲁迅的伟大形象时，真切触摸到鲁迅那灼热的心。


朱正先生说：“传记属史部。必须把传主置于他的历史背景之前，才有可能对其生平事迹做出恰当的叙述。传记作者在熟知传主行状的同时，也必须深知那一段历史。”


葛剑雄先生主编“当代学人精品丛书”收入学者朱正、杨天石、雷颐等人作品，其中《朱正卷》达40余万字。葛剑雄先生在丛书《总序》中说：“人们常常感叹当代缺乏大师，其实今天被称为大师的前人在当时大多也还没有被当作大师，真正的大师需要经历科学、社会和时间的检验。我不敢说这些当代学人中谁最终能成为大师，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入本丛书的一些成果完全够得上大师之作。”当我们回眸朱正先生在鲁迅研究领域的艰难跋涉，赏析他的鸿篇大作时，深感葛剑雄先生所言不虚。


我当面请教朱正先生，问他对鲁迅研究还有什么新的展望。朱正先生翻出多年前他的《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文章给我看，文中有这么一段话，“鲁迅几百万字的遗著，其中很大一部分必将永远受到读者的喜爱，后世读者将以一种赞叹和欣赏的态度阅读它。有一部分时过境迁，不再使人感到兴趣。更有若干篇在写作的当时就并不正确，就更只能作为一种研究资料保留下去了。比起文章来，更重要的是鲁迅这个人，他的入世的态度，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对强暴的反抗和对弱者的同情，他为了中国进步不懈的努力，他身上那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形象，这精神，必将永世长存”。朱正先生说：“这段话可代表我的想法。”


我想，在对朱正先生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由衷钦佩之时，他从鲁迅先生身上学习的风骨韧劲、爱国心和正义感不也令人更加敬佩吗？借用鲁迅先生一句话，“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