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琴声与剑影中，搭建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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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琴声与剑影中，搭建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桥梁
——读彭晓玲的长篇小说《谭嗣同》


来源：文艺报　　贺绍俊　　


彭晓玲的散文充满女性的温润和纤细，当我读到她最新的作品——厚厚三大卷的长篇小说《谭嗣同》时，没想到一位擅长感性抒怀的弱女子竟然能写出如此厚重之作。我想，首先是因为她和谭嗣同是浏阳老乡，老乡的情感在彭晓玲身上表现得格外淳真。谭嗣同在浏阳留下了大量的遗迹，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也在这里口口传颂，彭晓玲从小耳濡目染，逐渐在心中树起了一个令人景仰的榜样。当她决定为谭嗣同写史立传时，是将此作为一种神圣而严肃的许诺，因此她并未轻易动笔，而是作了长时间的写作准备，其中她用了4年时间陆续去了20多个城市与地区寻访谭嗣同以及其亲友的故地和后代，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彭晓玲为谭嗣同立传，不是写他完整的一生，而是从他短暂的一生中截取25岁至33岁就义前夕这8年的经历来写。截取一段是聪明的写法，不去表现谭嗣同早期的成长，而是写他成熟之后的情景。不去剖析谭嗣同政治思想的具体内涵，而是表现他的精神品质的成色。因此就截取了从谭嗣同安葬兄弟起到接到光绪皇帝的旨令赴京去见光绪皇帝这一时段来写，这样写的好处是可以更集中地展现谭嗣同的内心世界。见到光绪皇帝后，谭嗣同全身心投入到变法之中，这应该是他政治实践最重要的阶段，也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应该浓墨重彩写才对。但这样写就必须正面去写谭嗣同的政治主张和理念。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谭嗣同的政治主张和理念并非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我们敬仰谭嗣同，不是因为他的具体的政治理念，而是因为他的精神品质。彭晓玲写谭嗣同不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而是关乎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的。


小说有一种穿越感。彭晓玲对谭嗣同的了解，如同她在“写在后面的话”里所说的，超越了岁月的阻隔。她在浏阳的街道、故址、河岸，都能看到谭嗣同的身影，她走进了谭嗣同的生活，如此经年，她觉得谭嗣同也认识自己了，想要再跟自己说点什么，他们俩就这样“说”了起来。于是，彭晓玲有了为谭嗣同写本传记的冲动，因为她已经穿越到了那个年代，进入到了谭嗣同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些非常客观的叙述，分明让我们能感到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彭晓玲，她用心记下了眼前的这一切。这些客观叙述的文字，有着彭晓玲的情感的温度。


小说没有特别的结构、没有特别的手法，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强调的戏剧性和情节连贯，彭晓玲采用了纪实性叙事，几乎事无巨细地将谭嗣同这一段的经历记述下来，专注于人物精神层面的刻画。这种手法更接近散文或传记，但通过精心筛选和重点描写，赋予了作品独特的文学深度。正是这种娓娓道来的“不特别”构成了小说的特别之处，作品没有在连贯的故事情节、戏剧性冲突等方面发力，只是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甚至可以说这不是小说，是一部散文化的传记。这种写法是冒着风险的，很容易流于“流水账”似的枯燥乏味。从这个角度说，彭晓玲选择这种写法也体现出她在写作上有一种挑战的勇气。


作品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作者对谭嗣同的深入了解和透彻理解，纪实性笔法中有主有次，详略得当。比如，谭嗣同喜爱琴和剑，琴和剑正是其精神境界的外化物，因此彭晓玲会反复写到这两者。在第一卷里，还专门有两章叫“得琴”和“斫琴”。另外，彭晓玲也抓住了谭嗣同的精神成长和发展轨迹来写，三卷的书名分别叫“萌动”“觉醒”和“怒放”，恰好概括了谭嗣同精神成长的三个阶段。其次，彭晓玲把鲜明的个性带入写作之中，这是作品成功的另一个原因。作为谭嗣同的同乡，彭晓玲将个人情感和地域文化融入创作中，通过实地寻访和情感投射，使作品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亲历实感。这种“穿越感”的营造，让读者感受到作者与历史人物的深层对话，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再现。


彭晓玲打通了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连接点，尝试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写小说。这部小说是建立在非虚构的基础之上，人物、事件、物件以及文献档案等都是有母本的，彭晓玲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去发挥想象、虚构细节，充分发挥了谭嗣同留下的大量诗文的作用。就这一人物而言，许多生活细节可能是虚构的，但细节所传递出的精神则是非常真实的。彭晓玲以谭嗣同诗文、地方志、口述史料为基础，虚构生活细节，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这种“以虚写实”的手法，既避免架空历史的轻率，又赋予人物以血肉。谭嗣同的一笑一颦跃然纸上，虽然来自作者的文学想象，但我觉得它甚至比一本由史官留下的人物传记还要真实可信。谭嗣同是戊戌变法的点火者，这把火引燃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变革，彭晓玲告诉了我们，谭嗣同以其俊逸才华、深邃思想和高洁人品，才胜任了这一沉甸甸的历史担当。


历史小说创作近20年来在写作理念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彭晓玲第一次写历史小说就能够不循规蹈矩，勇于大胆尝试，无疑是非常难得的。她的写作忠实于自己的情感体验，而不是已有的写作法则，同时，以文学的方式抒发对谭嗣同的景仰之情，她的书写也是真诚的。忠实与真诚，不仅是一个作家的品性，也应将其视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忠实与真诚能够引导作家寻找到最佳的表达方式和语言。《谭嗣同》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未沉溺于历史奇观的编织，也未陷入虚无主义的解构，而是以“精神纪传体”重塑了历史书写的伦理维度。彭晓玲通过地域情感、虚实交融与散文化叙事，展现历史小说不必依附于政治斗争或史诗框架，亦可凭借对人性深度的开掘与对理想主义的礼赞，成为“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桥梁”。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