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树三匝，终于有枝可依——论贾平凹《河山传》中的城乡“对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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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树三匝，终于有枝可依——论贾平凹《河山传》中的城乡“对望”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张旖华　　




贾平凹是一位介入现实能力极强的当代作家，在他的长篇小说《河山传》中，我们看到了农民进城后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挑战。在时代大潮推动下，农民涌向城市，希望在城里扎根。尽管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但他们为生存奔波的本质并未改变。《河山传》中的人物在城中“绕树三匝”，最终找到了可以依附的“枝干”，那就是城市提供的工作机会和生存空间。《河山传》可以看作是新时代中国城市文学的人民传记，它真实记录了普通民众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喜怒哀乐、梦想和挣扎。这部小说也折射出当代中国作家对于城乡态度的微妙变化。作家不再简单地批判城市、赞美乡村，而是开始关注城乡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及这种互动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文学也有不变的东西，不变的是文学与现实密切关系的传统，这个强大的传统与百年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有关，与作家介入现实的情感要求有关，这同样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经验的一部分。”（1）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形成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重要传统与鲜明特征。2022年春到2023年夏，贾平凹完成了长篇小说《河山传》的创作。作家从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把近50年的中国城乡历史发展纳入小说，真实反映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乡的巨大变化，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逐步展开的历史进程。


一


乡城流转：农民进城的空间重构与身份认同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进入城市既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世纪90年代起，农民涌入城市，数量巨大的进城务工者为城市提供了充足劳动力，促进城市快速发展。“据统计，1994年中国农民工数量为6000万人，1999年高达8200万人，2000年达8440万人，到2003年已有1.14亿人。”（2）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后的生活、情感与精神状态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映农民进城的小说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作为一位对农民生活与乡村未来极为关注的作家，农民进城这一题材自然也引起了贾平凹的兴趣。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反映了农民刘高兴在西安的工作与情感生活。《河山传》从《高兴》结束的地方开始，反映了农民洗河从一个农民打工者到企业管理者的传奇经历，真实地描述了农民进城后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城市空间中重新定位自我，建立新的身份归属，在城乡对比和身份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小说也揭示了农民市民化的必然趋势，探究了这一过程中农民群体面临的社会心理挑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也展现了贾平凹创作的现实锐度和人文深度。


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搅动了原本宁静的城镇和农村，林立的高楼、宽阔的马路、喧嚣的人群、闪烁的霓虹灯，吸引着众多农民来此打拼。20世纪90年代起，西安也开启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为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兼以城乡二元化管理的松动，大量农民得以到西安谋生。《河山传》的前言写得怪异荒诞，来源于2020年网络上流传很广的一个段子：一个农村小伙进城打工，奉命在老板修建的秦岭别墅里当保安。日子久了，这位农村小伙和保姆结为夫妻，养育一女。老板遭遇变故突然去世，其儿子从国外归来继承公司产业，并娶了保安与保姆的女儿，保安和保姆遂以岳父岳母的身份住在别墅，成了名正言顺的别墅主人。这个段子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表达了国人追求一夜暴富的潜意识。段子省略了故事本该包含的内容，也就是人的艰辛奋斗过程，仅余吸睛笑点。《河山传》则通过农民洗河从陕北崖底村到西安打拼的故事，描写了段子背后那些被省略的艰辛与曲折。改革开放后，一些不甘受穷的农民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进入城市。以洗河爹为代表的那一代农民到西安后，从事的都是强度大、风险高、薪水低的工作，比如在工地搬砖、收废品、卸水泥等工作。他们虽然挣了些钱，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洗河爹是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的，还有被电死的、被汽车撞死的、累死的、出事故死的。如果说最先进入城市的那一代农民还有以上提到的“较稳定”的职业的话，当城市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岗位吸纳进城农民时，那些没有稳定营生的农民便多以打零工为生，如发宣传单、在网吧值夜班、在游戏厅做暗哨、喷刷违法小广告、在理发店当门迎、在鬼市摆摊、做火锅店洗菜工、收保护费等。他们生活困顿，得不到尊重，并没有过上想象中的美好城市生活。陈平原在《想象都市》中说：“拿文化来说，要讲新奇、怪异、独特、创造性，以及文化融合，城市无疑在乡村之上。大量生活习惯及知识背景不同的人群，离开乡土而涌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乃一个时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志。”（3）也有论者注意到人们对城市的另一种解读：“城市本身却被看成负面的，有时是贬义的。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中反复浮现的城市是腐朽与堕落之源，是淫乱、道德沦丧之地，对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来说是危险的陷阱。”（4）对于城市文明的看法莫衷一是。而《河山传》力求真实描绘进城农民的生活经历，揭示他们的艰难与困顿、所得与所失，传达进城农民的利益诉求。这部小说的最大价值就在于，“知识分子在何时都应该关注社会的弱势阶层，让他们的利益诉求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表达出来”（5）。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对进城农民的困顿生活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但他对城市并没有使用道德化的批判，而是展示了城市与农村不同的生活逻辑。对于进城农民来说，他们被抛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们所习得的生活经验与生活技能完全失效，他们需要重新学习城市生活技能，习惯城市生活逻辑，这对他们来说绝非易事，因而他们在城市的茫然无措、进退失据便有了出处。不过，当他们适应了城市之后，他们也会获得较好的发展。


贾平凹既写了农民进城后的失败、心酸与痛苦，也写了洗河进城后的成功、喜悦与幸福。洗河虽然在进入城市后受尽嘲讽与屈辱，然而他很快便融入了城市。洗河是陕北崖底村一位农民的孩子，他脚生六趾，一双脚有十二个趾头，异于常人，因而不被父亲喜欢，常常遭到父亲毒打。因为与父亲关系不好，他把父亲的话视作耳旁风，这就形成了他叛逆的行事风格。洗河不想上学，他练弹弓打麻雀朴鸽，指哪打哪，弹无虚发；他喜欢骑自行车，撵鸡追狗，没有正形；他不愿意干农活，便买了爆米花机开始自食其力。洗河担任护林员后，对护林工作敷衍塞责，导致发生山火，他担心被追责便逃出崖底村，稀里糊涂逃到西安，开始走街串巷做爆米花生意。洗河虽然行事乖张，然而心地善良，有同情心、正义感，也善于思考。他拾到罗山的名片后想见罗山，便做了一块“到了西安，就找罗山”的标语，希望被罗山看到。罗山招工时碰巧看到这条标语后便收留了洗河，在考验洗河之后让他去伺候老爷子。洗河朴实憨厚，与老爷子相处融洽，让罗山消除了顾虑。在处理翠华路工区车祸事件时，洗河展露出机灵、干练、胆大心细的办事风格，受到罗山的赏识，开始跟随罗山。洗河后来升任罗山公司的中层干部，成为罗山倚重的左膀右臂，最后被派去秦岭看管花房子，并与保姆梅青结婚。


反映农民进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从1949年初至今，农民进城始终是当代作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小说就触及了这一问题。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康濯的《水滴石穿》《春种秋收》等，都或隐或显地反映了农民进城这一现象。不过合作化时期的小说是从城乡平等、城乡相互促进的视角表现农民进城问题，城市虽然比农村先进，但农村也是青年人可以建功立业的、富有意义的空间。“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城乡叙事中，乡村的确落后，但并不无知愚昧；她的美德不是传统的忍让谦和，而是自力更生的劳动创造……同时，城市的确更发达，但并不喧嚣、俗气；那里驱使人们忙忙碌碌的并不是个人的勃勃野心，而是让人充满自豪感的共同事业；在那里，长长的流水线、快速的火车和高大的烟囱成为诗意的象征。”（6）改革开放后，作家们更是持续关注这一问题。路遥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路遥从传统与现代、落后与文明的角度表现城乡关系，反映了农民进城的艰辛。21世纪初的打工文学与底层书写，反映了打工者在城市生活的艰难与辛酸、伤痛与毁灭，揭示了乡村在城市烛照下的失落与尴尬。“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7）贾平凹在小说《高兴》中对农民进城持有一丝忧虑，但他整体上还是对农民进城保持了乐观态度。对农民进城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们有时过于概念化，往往从单方面去观察与思考问题，而没有考虑到问题的另一面。贾平凹的《河山传》写了农民进城的曲折与艰难，但是也写了农民城市化过程中的成功者。对进城农民来说，城市不是一个排斥性、压抑性、无意义的空间，而是一个包容、温暖、有希望的，可以实现更大人生价值的空间，城里的月光同样可以温暖进城人的心房。


二


城乡互观：西安生活图景与文化空间生成


贾平凹是一位擅长描写农村、反映农民生活变迁的当代作家，然而贾平凹对城市也保持了相当的关注。贾平凹的城市小说大都以西安为背景，反映了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初西安的变化，呈现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有力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极大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中国的城市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征。“经典城市现代性，在现象层面，是指全国各个城市的面积不断增量，写字楼、立交桥纷纷拔地而起，现代化居民区、豪华别墅群、主题公园、机场等各类建筑竞相纷呈，城际高铁、高速公路、市内轨道交通迅猛发展。”（8）西安作为中国西部的中心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城市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河山传》以罗山公司的扩大成长反映了西安城的扩大成长。罗山是西安的一个企业家，他除了经营房地产公司外，还经营煤矿、印刷厂、酒厂、塑料制品厂、运输队等多个公司。罗山先是在翠华路开发房地产，后到永宁路涝洼村、小甘寨、万宁路，一直开发到路井村，最后中标秦岭环山路项目工程。从罗山公司的业务轨迹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安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西安城一直在扩张，从二环路修到三环路，然后扩展到西安绕城高速以外。21世纪以后，绕城高速外的长安区、浐灞区、西咸新区都已经与西安市区紧密接壤，连成一片。西安城区人口已经突破1200万，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长安路、南大街、朱雀路、解放路、东大街构成了西安的总体框架；西安火车站、民生百货、西安金花大酒店、西安饭庄等成为西安的地标；陕西电视塔、中铁西安中心、永利国际金融中心提升了城市的天际线；大唐不夜城、钟楼等地成为西安最具名气的旅游首选地；曲江新区、浐灞国际港、西高新科学园和产业园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城市的发展催生出各种职业，容纳了各色人等，共同组成了繁华的西安。“对于更年轻的作者来说，城市已经内在于我们，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是否能够找到足够有创造力的文体和语言，来形塑我城、你城、他城。”（9）西安已经成为西安市民的家园，贾平凹写出了西安城与西安市民的内在联系，刻画出西安市民心中的西安形象与西安个性。


更为重要的是，《河山传》描写了不同人对城市的奇特感觉，写出了人与城的关系。小说一开始便描绘了从西安打工回来的崖底村农民刘长为对城市的感觉。刘长为在西安总感觉不踏实，他经常操心自己地里的庄稼，对西安他一直怀有一种陌生感与疏离感。刘长为很为自己的城市经历感到骄傲，但他在西安感到寂寞与孤独，他在西安没有归属感，一娶上媳妇就不去西安了。洗河来到西安后发现，西安的街道宽阔笔直，纵横交错呈井字形，他感觉西安非常大，超出了他的想象。洗河因为护林失职从家乡逃出来，因而对西安怀有一种亲近感，他去过鼓楼下、北大街、西城门、西大街、文庙、南大街、城墙等地，见过洋人，他还要去咖啡吧、酒吧等，看看那里有什么。“洗河说：‘哎呀，城里的色彩和农村的色彩不一样啊，风吹过来的味道也不一样。’罗山说：‘西安好吧？’洗河说：‘好呀好呀，我现在就想西安。’罗山说：‘你就是在西安了呀。’洗河说：‘在西安了还想西安嘛！’”（10）这段有点拗口的对话表现了洗河对西安的独特感觉，洗河虽然也对西安充满了惊羡感，但他对西安又多了一种踏实感，而不再有那种疏离感与孤独感。“中国大多数作家尽管生活在城市，似乎还没有认真消化城市这个日新月异的庞然大物，还停留在西方文学对城市所持的批判与反思的旧模式中。这只是对城市的一种想象性的书写，是表面化、肤浅的。”（11）洗河在城市的生活经历中增长了见识，人便不再猥琐局促，而变得洒脱、干练、平和与自信起来。“我洗河从崖底村走出来啦，到城里来啦！在城里，有人说它朝气蓬勃，有人说它肮脏混乱，但我就是兴奋，莫名地兴奋啊！我给你说，我不听‘农民工’这个词，进了城就是城里人，就是在城里工作的人，为什么前边要加个‘农民’二字呢？”（12）坐了飞机的洗河发现，地面和云层之上是两个世界，正如过去和未来以当下衔接。


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城市生活是开放的、文明的、先进的，并不是罪恶的渊薮，也不应是被谴责的对象。《河山传》揭示了城市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正是人们对现代生活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推动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使得他们从乡下奔向城市。现代化城市的运转有其内在逻辑。“现代化是以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为依托的，城市化集中表现为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但是，现代化需要通过现代性的社会实践来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现实的解释就是：让更多的人获得和享受现代化的成果，是现代化可持续的核心；现代化的概念是随着工业文明的产生而出现的，而且这个概念是世界性的。”（13）从世界上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统一模式与路径，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必须以中国国情为基础，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更重视共同富裕和全民幸福。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为全体中国人参与共享的城市现代化道路，也就是中国式的城市现代化，进而促进国家的整体现代化。


三


“西安叙事”：现代性语境下的地域书写与人的超克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河山传》揭示了城市现代化过程的艰难与曲折，其原因在于人的现代化的艰难。小说反映了西安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显示了人的现代化的迫切性与艰巨性。


贾平凹通过洗河的成长经历揭示了国人的一些精神弱点与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洗河的父亲长得一表人才，但他自命不凡却又毫无能力，对妻子与孩子都缺少责任感，认为自己生不逢时，所以经常打老婆孩子出气。楼生茂勤劳朴实，有时也见利忘义，因为偷建筑工地上的钢筋而送了性命。罗山本来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完全可以在商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而“富了就要贵”的传统思想，让罗山拿出一千万元买了个政协委员的虚名。作者通过洗河在西安的经历描绘了西安城里的众生相。有的进城农民为了发财，把道德抛诸脑后，赚昧心钱。水工祁志宝为政协原主席范重九维修浴盆，他发现浴盆下藏着一个装有50万美元的塑料袋子，这美元是范重九当开发区副主任的儿子范炜藏起来的。祁志宝于是就以手头紧为由，屡次向范重九“借钱”。范重九的钱固然是收受贿赂的不义之财，但祁志宝的“借钱”有乘人之危之嫌，并不光明正大。陈会员未发达时在县城卖蒸馍，他秘不示人的绝招就是用硫磺把蒸馍熏白，他的蒸馍大受欢迎，使他攒下了第一桶金。同时，他还好色成性，结过三次婚，还在外包养女人。商人熊启盘表面上坚持自己的原则，实际上却见利忘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第一桶金是在郑州培训一批年龄幼小的孩子当小偷得来的。“早晨，我放他们去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公交车停靠站，晚上都回来了，我统一分配。我就是有了一笔钱，回西安办了典当铺，慢慢才到了今天。你得想办法寻钱呀！”（14）他以典当生意为幌子放高利贷，甚至为了催债而干出绑架人质的事情。外表美艳的呈红原来是一个临时工，通过与技术员巩丁俭的婚姻来到西安，后与一个健身房教练结婚，没过几年又与郑秘书长同居，郑秘书长一出事，呈红立马就忘了郑秘书长，带了一个小男友住进了别墅。呈红还倚仗郑秘书长的权势，让罗山把别墅的中院赠给她。只要能占便宜，无论大小，呈红都不会放过，就连罗山父亲东院别墅中的青菜、水果都要拿。呈红的身份多次变化，不变的是她对金钱的占有欲。呈红是一个没有原则、依靠身体资本赚取金钱的人。呈红等人生活在现代城市，但还没有形成现代人格，他们没有达到现代人格所具备的独立、自主、自觉、自由状态。贾平凹的《河山传》呈现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们的生活变化与精神变迁，是对一个时代的珍贵记录。


“现代性的物质化进程决不单单是自己孤独地前行，它毫无疑问将现代人裹挟其中，并驱使着现代人不断地品尝和回味这个历史性的现代性浪潮。这就是现代性激发的体验。现代人和现代性进程之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互动的复杂的经验关系：现代生活锻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锻造出他们的感受，锻造出他们的历史身影；同样，这个现代个体对现代生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想象和经验。”（15）《河山传》的两位主人公洗河、罗山也还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格。经过城市生活的磨炼，洗河的意识、眼界、格局都非在乡下时的那个洗河可比，但洗河也还没有形成独立、自由、自主、平等的现代人格。洗河对罗山的感情既有员工对公司忠诚的现代因素，也不乏对罗山的一种知恩图报的“义仆”情节，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心理。洗河缺乏独立人格，对罗山的一些错误行为他不加分辨地坚决执行，败坏了公司制度与社会风气。罗山有能力、有格局、有魄力、重义气，赏罚分明，但他狡猾诡诈，做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断地向政府官员行贿以换取个人利益。他作风霸道，不容手下人发表不同意见。罗山作为西安排行前五的民营公司董事长，没有在公司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决策全靠经验、运气，执行靠行贿，这样的公司管理一定会出现严重问题。而罗山的偶然死亡看似偶然，也有必然。骆晓婷与男朋友毫无现代意识，他们缺少平等、独立的人格，一旦二人闹矛盾，往往肆意伤害对方，从不为对方着想。“我不好过也不让你好过”的心理让骆晓婷纵身跳楼，既伤害了自己，也砸死了罗山。罗山的突然死亡预示着：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城市现代化的成果也难以真正为多数人共享。社会的现代化推动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贾平凹对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背离进行了思考：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公正、公开、透明、可监督的体制机制，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大行其道，暗箱操作屡禁不止。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有时并不同步，在社会现代化的同时，必须推动人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河山传》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人物命运，揭示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阵痛与曲折。贾平凹的《浮躁》《秦腔》《高兴》《河山传》等长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城乡的现代化进程，揭示了现代化与城乡变迁的内在关联，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关联。“现代化进程是城市文学产生的背景和驱动力，城市文学是现代化叙事的主要载体。将现代化叙事置于城市文学的语境中考察，可以透过具有代表性的形象、主题及叙述方式，对城市现代化进行具象化、艺术化的呈现与阐释。”（16）贾平凹的小说内含浓郁的悲悯基调，在对小人物命运书写中传达了作家一贯的人文关怀。作家通过塑造洗河、罗山、呈红、熊启盘、郑万泉等这些既平凡又猥琐的芸芸众生的形象，观照城市变化、描绘城市精神、捕捉时代细节，从而丰富了当代中国城市文学的书写。贾平凹叙述了时代之下中国城乡之间个人命运的波折转捩，不仅展现了时代风云，透射出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弘进程，也凸显出芸芸众生的生存本相、人际关系的深刻转变、现代化变迁中的灵魂战栗，体察独特，寄托深远。






注释：


（1）孟繁华：《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长篇小说的基本样貌》，《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2）隋晓明：《中国民工调查》，第2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3）陈平原：《想象都市》，第7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4）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第12页，秦立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5）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中文自学指导》2004年第3期。


（6）薛毅：《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第45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7）贾平凹：《后记（一）》，《高兴》，第44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8）罗成：《作为方法的广州——中国城市的现代化问题》，《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9）杨庆祥：《去掉“一座城”的伪装》，《人民日报》2014年5月14日。


（10）（12）（14）贾平凹：《河山传》，第27、79、5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


（11）王德领、杨岸青：《中外文学中的城市想象》，第52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3）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第8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15）汪民安：《现代性》，第47-4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6）卢桢：《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