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现象”与新时期文学对城乡关系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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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现象”与新时期文学对城乡关系的重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卢燕娟　　




“路遥现象”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指“路遥作品的广泛接受性和专家对它的冷淡形成的反差”（吴进《“路遥现象”探因》）。从闭合的文学史内部来解释，这个问题往往被归因为路遥作品在文学观念、美学风格上与20世纪80年代主流文学之间存在的分歧。但如果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中来理解，则会发现路遥作品与20世纪80年代主流文学更深刻的冲突，或在于他对农民、城乡关系的不同定位。


农民形象与城乡关系定位


如何定位城乡关系是20世纪中国的核心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有两种基本视野：一种是西方现代性视野，另一种是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中国革命视野。在西方现代性视野中，城市代表现代，乡村代表传统，二者相互对立。这一视野在文学上生成了两种主要的乡村叙事：从启蒙立场出发批判乡村的封建性以求得现代；或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借助乡村抵抗西方现代性的扩张。在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中国革命视野中，马克思提出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是世界的主人，农民作为20世纪中国占比最大的劳动人口，成为中国克服危机、完成现代转型的重要力量。这一视野在文学领域生成了人民文艺叙事：将农民视为现代中国追求独立、解放、发展的历史主体；乡村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地，与城市共同进入追求解放、现代的整体叙事。从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叙事都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叙事。


新时期，随着历史转型，中国当代文学关于城乡关系问题的主流叙事再次转型。铁凝《啊，香雪》、高晓生《陈奂生上城记》等一批作品成为这一时期关于城乡关系的主流叙事。在这些作品中，农民渴望进城、乡村仰望城市，城市/现代与乡村/传统的认识框架重新成为叙事的底层逻辑。路遥在这一时期积极参与到对时代转型中的农民与城乡关系问题的探讨中，却又基于其独特的文学立场和情感关切，在很多问题上做出了相逆的回答。这种逆向而行的问题意识使得路遥的作品难以被整合进新时期主流文学史叙事；而路遥在这逆向而行的问题意识中呈现的农民与城乡问题，不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乏共情者，而且其内蕴的矛盾更是在之后十数年不断获得回响和印证，使得他的作品不断被阅读、被传播。


逆向而行的农民与乡村


新时期的主流文学书写了大量正在进城和渴望进城的农民。对铁凝笔下的香雪来说，遥远的城市被浓缩在一个象征着知识文化的铅笔盒意象上，牵动着她全部的渴望。对高晓生笔下的陈焕生来说，进城意味着打破他混沌蒙昧的头脑，接触到新的生活和现代思想。而与这一主流叙事不同，路遥在新时期写了大量徘徊在进城与返乡之间的农民，并且借助这些农民的进城与返乡之旅，赋予了“返乡”更高的道德价值，让“进城”体现出更多的伦理缺憾。《人生》中的高加林一心渴望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这个形象真切地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现实中的城乡差异。渴望进城的高加林既痛苦于农村物质上的贫困，也苦恼于农村的诸多不现代、不文明：人们不刷牙、水井没有净水措施等。可是当他短暂地进入看上去文明而现代的城市，却很快从张克楠的母亲这一城里人身上，深切感受到了城市的虚荣、浅薄和市侩。在小说中，路遥精心设计了两个少女形象：代表乡村的巧珍美丽、质朴、纯洁；代表城市的黄亚萍虽然外表诱人，但灵魂自私而虚荣。在这样的对比下，高加林抛弃巧珍及其代表的乡村投入黄亚萍及其代表的城市怀抱的行为，就脱离了这一时期农民通过“进城”靠近现代文明、获得现代文明启蒙的正向历史意义，而需要接受“卖了良心”的道德批判。在这样的叙事中，路遥表达了他独特的城乡关系定位：城乡之间存在着物质层面的差别，这一差别对农民产生了强烈的诱惑，但这一差别不应该被扩展到文明层面，乡村拥有自己在文化和道德上的主体性。路遥在同一时期还塑造了《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女大学生等主动返乡、投身乡村建设的青年。如果说“进城”失败的高加林打破了“城市即文明”的幻象，这些逆向返乡的建设者则传达出路遥对乡村的现代历史主体地位的捍卫。


值得指出的是，路遥重申农民的历史主体性、乡村的历史主体地位，并不如某些评论所言，是一种令人不快的道德感。在路遥笔下，农民的主体意识往往建立在他们对自己劳动者身份的自觉与维护上。而乡村的历史主体地位也往往通过重申乡村在国家发展、社会生活中的劳动价值来表现。在《人生》中，高加林进城挑粪被张克楠妈妈辱骂，他没有强调自己一直在意的“知识分子”身份，而是回到“农民/劳动者”身份来捍卫个体尊严：农民的劳动生产出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维护着城市生活的整洁有序。因此，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不尊重作为劳动者的农民的城里人思想中散发着臭气。《风雪腊梅》《你怎么也想不到》中返乡的优秀青年，并不是回到乡村去寻找田园诗一般的灵魂净土，而是要投身乡村建设，要让乡村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底层逻辑显然离新时期文学所要重构的城乡关系较远，而离他所尊敬的老师柳青以及柳青所置身的人民文艺传统较近。

路遥文学与人生中的矛盾与困境


对社会历史视野中“路遥现象”的理解需要更深一步，我们不仅应看到路遥与新时期主流文学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逆向而行，还要看到路遥自己在文学与人生中诸多难以自洽的矛盾与困境。他在很多场合自称柳青的学生，他的写作也确实有学习柳青的痕迹。但是，柳青与路遥创作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民与乡村。柳青创作了将个体农民集合为农业合作社，由此出发走向未来创造历史的《创业史》。柳青笔下的乡村蛤蟆滩是这一历史的开始之处；他通过梁生宝与改霞对农村与城市的选择，毫不迟疑地将进行着合作化运动的农村当作指引社会主义道路的“灯塔”。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却开始于合作社的农民们渴望回到个体劳动者身份的场景，他笔下的双水村恰恰是蛤蟆滩历史的终结之处。


从这个视野看，路遥在文本和自己现实人生中都留下了诸多难以自洽的矛盾。在文本世界中，路遥刻画了《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一方面，孙少平作为劳动者，对农民身份有着高度的自尊、自觉；但另一方面，他奋斗的目标仍然是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哪怕进入城市成为一名矿工，他都将其视为自己人生的巨大成功。在现实人生中，作为作家的路遥始终在表达他对农民和乡村深厚的情感关切；可作为兄长的路遥也同时在为帮助弟弟王乐天摆脱农民身份获得城市户口竭尽全力。


这些文本与现实中的矛盾与困境，显然不能从路遥个人的思想、美学乃至人生观中去寻找原因。路遥用自己的人生与写作真切地呈现出在两个时代交错、两种历史博弈的缝隙间，农民与乡村所遭遇的问题。许多年之后，农民不再被一纸户口挡在城市之外，他们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城市又往返在城乡之间，他们身后的乡村和身前的城市所发生的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让香雪和陈焕生们进城的作家们所难以想象的。但是从这样的现实中回望当时与主流文学逆向而行的高加林、孙少平们，回望他们在农民主体性与城市渴望之间所经历的困顿与分裂，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一直难以被纳入主流文学史的路遥会拥有如此广泛的阅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现象”不仅打开了新时期主流文学史叙事的缺口，也打开了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农民与城乡关系问题的缺口。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