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登春台》读札：生命之树长青

管理员

格非《登春台》读札：生命之树长青


来源：中国艺术报　　郭良干　




翻开格非新作《登春台》，众生喧哗之声入耳。全书共四章，分叙四名主要角色的故事，故事间又相互照应，彼此交织。小说时间起至改革开放初期，迄至当下，在大历史、小历史与人物心史间，作家自如地穿梭着，写时代浪潮的轰鸣，写人物命运的兜转，更写他们与“提婆达多”即妨害者间此消彼长的鏖战。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既是从芜杂世相中寻觅春台何处的过程，亦是在芸芸众生的环绕之下登临春台的过程。


知识者精神境遇是格非始终关注的命题，《登春台》则可视作他在大数据时代启迪之下对旧命题展开的新思考。小说将故事背景置于一个名为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物联网企业内，却并未陷入今-昔、人类-自然、技术-人文二元对立的窠臼中。通常被认为是工具性的现代科学在小说中以启示性的面目呈现，纷繁复杂的技术表象背后，往往有人文精神的辉光闪耀。神州公司以“上帝是关联的声音”为箴言，还会定期召开哲学研讨。创始者蒋承泽乃理工科背景的知识精英与西方哲学发烧友，现代物理学与黑格尔的宏大宇宙论赋予他总体性的视野与宽广的胸襟，伊壁鸠鲁主义则令他在生老病死面前泰然自若。事实上，知识本无领域之分，一切知识都是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强大的贯通力对知识主体的各个方面施加着影响。令蒋承泽站在大数据时代潮头，成为卓越企业家的事物，与令他的精神生活圆融自洽的事物，实则是同一的。


身为学者型作家，格非深谙知识者身份与社会历史境况之间的互文关系。消费社会下，知识者业已丧失了立法者与先知的地位，而当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疏淡了，知识与私人生活间的关系就得以凸显。作家有意在角色间设置对照关系，引导读者步步抵近知识-生活融通的真谛：桑钦狂热迷恋《瓦尔登湖》，信仰寂静主义与倒退的历史观，却无法从商业的名利场中抽身。正如武侠小说中练功走火入魔的武士，这位《瓦尔登湖》的“原教旨主义者”最终难忍自然想象与都市生活间的巨大分裂感，用一根上吊绳结束了自己荒谬的一生。周振遐则有知识精英的清高和倨傲，又带几分古希腊智者的气质。他学贯文理，善于洞察，爱好思索形而上问题，不时扮演精神导师的角色，带给他人启迪，自身却陷入“医者不能自医”的困境，在玄想-现实、出世-入世、灵-肉间摇摆不定，精神失谐。


《登春台》是发问之书，亦是答案之书。将蒋承泽作为知识引领生活上升的典范刻画时，作家也意识到了抵达这种融通境界的困难。于是，关于知识者精神出路的回应，更多地寄寓在周振遐身上——相比于蒋、桑二人的出场即定型，随着故事的进展，周振遐始终在成长，而成长的过程，实则就是他脱去“长衫”，在“众人熙熙”中登临日常生活之“春台”的过程；或曰从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局外人”，渐渐变成一个侍弄花草、参加社区茶艺班的“正常老人”的过程。可以说，小说中蕴含着一种“境界论”：“我独泊兮”的大智大悟既然难求，享众生之乐，也未尝不是福气。值得注意的是，姚岑在周振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个女人直率坦诚，文化修养不高，会将周振遐的名贵花卉比作肉包和虾片，却是真正会踏实过日子的人。正是她先后走进蒋、周的生活，如慈母般对两人的晚年生活呵护备至，也正是她让周振遐从知识与形式的高空中降落，像娇羞的少年般动了“凡心”。作为日常生活的“道成肉身”，从姚岑身上不难看出日常生活与母亲形象之间的同构性：温情脉脉，宅心仁厚，随时准备敞开怀抱，将你接纳。


海德格尔说，日常生活是单调而缺乏个性的，但与此同时，本真世界就寓于日常生活之中。作家礼赞日常生活之伟力绝非赞同市侩精神或反智主义，恰恰相反，周振遐是在经历了对日常生活的多重否定与辩证回归之后，方领悟其价值之所在。小说末尾，他像以前一样不时被生命、价值等形而上命题困扰，同时又笃定自己“处在幸福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登春台”并非隐没于众人之中，在众人的拥挤推搡中无知无觉地向上攀登，而是自发地融入众人之中，在众人的环绕下“独”登春台；又或者说，所谓“登春台”不是放弃一种生活，开启另一种，而是在一种“视域融合”中抵达精神自洽。


在知识者的精神境遇之外，《登春台》亦涉及更普遍的生存哲学命题。小说中写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提婆达多”即妨害者——这与其说是一种神秘主义，不如说是一种经验论或“概率学”。小说将“你”“我”“他”三人称交替轮换使用，似乎也在表明，书中角色所经历的迷惘、痛苦、挣扎与不断调整，在某个层面上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沈辛夷初中时曾被猥亵，又遭遇原生家庭的种种不幸，代表创伤经历；沈母与陈克明一个视财如命，在名利场中摸爬滚打，忽略了爱情与亲情，一个情欲膨胀，在接二连三的出轨背叛中痛失所爱，饱受情殇折磨，均代表欲望过剩；窦宝庆手刃仇敌，畏罪潜逃，将身边一切人视作潜在的告密者，时时以冷漠、沉默自保，代表人际关系失谐；周振遐与桑钦则长期被知识所搅扰，代表过度知识化的弊端。“提婆达多”是妨害者，又是试炼者，《登春台》中的故事，实则就是这些角色从困惑无明到发见自己的“提婆达多”再到与之展开此消彼长的鏖战的故事。尽管在这条路上，有的人才出发，如沈辛夷，有的人已经走出很远，如周振遐，但至少目标已经明确，结果就是值得期待的。


“在鲜花醉人的香气中，他忽然觉得尘虑顿消，大脑有了片刻的出神，一时不知今夕何世……他不再为未来担忧，不再为过去所受到的伤害和屈辱而痛苦，不再为啃噬他良心的道德上的种种过失感到后悔和内疚。他愿意原谅任何人，他愿意忘记任何事情。”作家是这样描绘周振遐克服“提婆达多”并获得精神宁静的那一刻的，他将它称作“吉瞬”。这是一种穿透性的力，一种驱散精神困惑与摇摆的力，像疾风，像闪电，像流水；这又是一种绵延的力，它不仅作用于当下，亦会改变记忆的质地与未来的走向，好似阿甘本笔下的“弥赛亚”，在某个瞬间显现，使一切在闲滞失灵中抵达和谐。杀死“提婆达多”，从它的尸身上迈过去，或者远远地甩开它，直到它的身影缩成一个小点，小到看不见，然后在宁静与自洽中等待“吉瞬”的来临，这是每个人终其一生要做的功课，也是小说中“登春台”的第二层含义——从这个角度上看，所谓“登春台”并非一种顿悟，一条捷径，而是一种苦修，一条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