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谈枕边书

管理员

余斌谈枕边书


来源：中华读书报　　宋庄　




能否谈谈您不同时期的阅读情况？各有何特点？


余斌：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才读文学作品，读的是《天方夜谭》《今古奇观》这类。大学时喜欢读外国文学作品，给我打开另外一个世界。四川大学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看你能读多少。在班里，我是跑图书馆借书、还书最勤快的人之一。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协兰州分会，主席李季、副主席闻捷、李秀峰。在当时，作家协会是块金字招牌，许多中文系学生都羡慕得不得了。我的具体工作是在《红旗手》当编辑，白天编发别人的稿子，晚上拼命读书写作。1960年在《羊城晚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托尔斯泰与“镜子”中的美学》，后来陆续在《上海文学》《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几篇文章，用了“余南飞”笔名，一来是过过作家瘾，二来表示着迟早归乡的意思。


您做编辑的同时写了不少批评文章，后来为什么中断了？


余斌：我曾经写过一篇《换笔，对文学批评的疲倦》，解释我对文学批评的疲倦。早期的文章既富思辨又有激情，后来就有些不太好讲了。单说文学批评吧，情，日见其凉；文，靠一些冷概念硬撑着。52岁我离开兰州，回到昆明改行教书，讲现当代文学。住的地方在昆明大西门外，与西南联大旧址只隔一条南北向路。基于学科的原因，西南联大是我的第一关注点，以现代文学作为研究西南联大的切入口，之后渐渐深入。


那么您的阅读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有什么偏好吗？


余斌：我比较喜欢读鲁迅的作品，一般人不喜欢鲁迅的杂文，不清楚鲁迅写作的时代背景，但是我兴趣很大，最喜欢看《纪念刘和珍君》《朝花夕拾》等等，可以了解不同时期鲁迅的生活态度。我喜欢鲁迅的文采。我曾经专门到绍兴的鲁迅纪念馆，和副馆长（“少年闰土”的孙子）聊天。鲁迅观察中国、观察社会，看得深，值得反复阅读，每次读都有新的认识和收获。


您历来都特别留意地域文化、重视实地考察。


余斌：史地相关，时空难分，西南联大与昆明、与云南是互为背景的。有这个背景，从昆明的角度看西南联大，或是从西南联大的角度看昆明，才会有立体感和纵深感。所以，我愿意花精力找他们的足迹。在关注、研究西南联大史事的同时，我对昆明的地方文化、市井生活以及风情民俗等等，也做过一些浮世绘式的扫描和研究。


具体是怎么研究的，能否举例说明？


余斌：在昆明曾经有一些大作家，包括钱锺书、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他们住在哪里，我去找、去看，看了以后，发现他们也是平常人，住在平常的房子里，说不定我小时候就遇到过他们（我的童年、少年恰与昆明的抗战时期重合），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沈从文写昆明的作品很多，包括《怀昆明》《昆明冬景》等。他多次搬家，为躲避日机轰炸曾经住在呈贡龙街杨家，后来又迁到桃源新村。1995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当年桃源新村村长李沛阶女儿的陪同下故地重游，找到龙街杨家大院，算来得巧，那房子第二天就要拆。我去的时候，沈从文住的地方院子已经被推倒了；冯友兰住的寺庙，我也去找过，我发现和宗璞在《鲁鲁》中描写的情景是完全一样的。


您是昆明人，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情感上应该感觉很亲近吧？有没有特别喜爱的作家？


余斌：情感上更喜爱沈从文，读他的作品有喜爱的感觉。沈从文的作品很真实，很可爱。他在昆明生活了9年。他喜欢这个地方，写呈贡农村插秧的时候农村女人穿的红棉袄，写跑马山一带的年轻女人，写她们荡秋千蹬十来下就可以平梁，我后来也都观察过。当时旅居昆明的名作家、名教授不少，就数量和笔涉的宽度和深度讲，沈从文是相当突出的一位。沈从文曾经被视为非主流作家。后来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沈从文越来越受到重视。


您觉得这种考察对研究西南联大和写作有什么帮助？


余斌：对当年旅居昆明的文化名人行踪的实地考察、考证，和作家学者距离拉近了，我的少年记忆被激活了，充实了，许许多多的文字碎片和记忆碎片渐渐拼合起来，七八十年前的史事呈现出一定的清晰度和现场感。也谈不上学术研究，但是我关心这些地方，找到他们居住的环境就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写作的感觉就有了。


再谈谈《昆明地坛记》吧，书名是您起的？


余斌：对，这个题目吸引人，好多人会问昆明也有地坛？ 在哪里？ 我是读西南联大史料才知道的。昆明本地人说的地台寺，西南联大人，主要是教授，他们称地坛。地坛是每年夏至祭祀土地神的地方，京师有，地方也有。《吴宓日记》里多次提到“地坛”，我以为是联大教授的北平用语习惯，也没将“地坛”与“地台寺”发生联想。直到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里又多次见到“地坛”，才感到这个“地坛”应该留意。后来经过考察求证，确认无论是《吴宓日记》还是《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里面说的“地坛”，应该就是今人说的“地台寺”。


您出版了《西南联大的背影》等作品，研究西南联大时读得最多的书是什么？余斌：读了很多书，《吴宓日记》也都全读了，包括1949年前的10本和1949年后的10本。都是原始材料，吴宓记日记特别详细，到哪里吃饭、门牌号多少、收费多少……我看起来津津有味。


做学问有些人做得很苦，但对您来说是一种趣味。


余斌：我爱读书，有些别人不关心的问题，我很关心，做这些事情情感上感到亲近。那些大学者在昆明生活很不容易，叶公超太太亲自种菜，他们吃起来津津有味，我看书时，也看得津津有味。汪曾祺后来回忆在昆明的生活，记忆犹新的是昆明的菌子，说“一辈子没有吃过昆明那样好的牛肉”。我看了他的作品，也去吃一下牛肉冷片，体会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很多人都在写西南联大，您的研究写作有何独特特点？


余斌：有的是当事人写的，日记或笔记；旁人写的，就写不过我了，我掌握第一手资料。我写的都跟抗战时期的昆明分不开，从西南联大看昆明，从昆明看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不是孤立存在的。虽然里面写的不是我，但有我在，有我的故土情怀。


您认为研究西南联大最重要的是什么？


余斌：我尽量想还原现实生活，还原历史，知道这些人怎么生活。比如诗人冯至曾经在杨家山（今世博园国际馆背后）创作诗集《十四行集》，冯至是热爱大自然的，他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几十年后世博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精神相通。有人看了我写的文章，按我的文章找冯至的住所，真找到了，我感到很欣慰。


西南联大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研究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和名师，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有何意义？


余斌：有读者说，自己曾经在西南联大的旧址读书，就在那个环境里生活，怎么不知道这些故事？原来有那么多如雷贯耳的大师在这里上课、当学生，竟然不知道。


我是本地人。1946年我10岁，那个时候的记忆我都有。我小时候就在昆明生活，其实对昆明知之甚少。19岁离开昆明分配到兰州，距离越来越远。52岁时回到昆明，以前不注意的东西后来注意了，童年记忆被激活了，我想了解背后的一切。我回昆明是必然的，我回来了，拥抱西南联大，拥抱昆明，我有这种情感。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余斌：沈从文的《边城》、鲁迅的《朝花夕拾》，再带一本鲁迅的杂文。